端传媒 | 你想听什么样的监狱故事?对话黄之锋、罗冠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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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传媒记者 张洁平 发自香港

讲故事已成为黄之锋的本能,却还不是罗冠聪擅长的事。面对社运低潮,此刻短暂重获自由的两人,会怎样将自己和香港的故事讲下去?

保释出狱后,黄之锋一口气接了17个专访,而罗冠聪则几乎拒绝了几乎所有采访,但两人同样感觉到内疚和惭愧。 摄:林振东/

这是黄之锋被保释出狱一周内的第17个采访。

在金钟某餐厅天台一坐下来,他就熟练地说:“又是这里!我有次一天在这里做了四个访问!”话音还未落,餐厅侍应生便走来跟他打招呼。过不多久,又端了一盘点心过来,望着黄之锋和他身边的罗冠聪,说这不要钱,是餐厅老板“送给你们的”。黄之锋一边欠身感谢,一边活泼地笑起来,平头短发,下巴尖尖。罗冠聪则一直沉默着。

8月19日周永康、、罗冠聪三人因2014年的公民广场案被判入狱,刑期分别是6、7、8个月。10月24日黄之锋、罗冠聪申请上诉成功,保释出狱,等待上诉。周永康则选择继续坐牢,直至刑期结束。公民广场案是三年前牵动了数百万香港人参与的雨伞运动的源起。运动未有结果,最早落下的罪名与数月刑期,落在3个年轻人身上,也因此落在很多香港人心里。

黄之锋说,自己在狱中69天,收到了777页来自香港和世界各地的信件。很多素未谋面的人给他写信鼓励,也有陌生人不停地寄外面发生的最新新闻给他,让他不感到孤绝。而他自己,也并没有从公众眼前消失。他从少年监狱写出的日记,他画的监仓说明图,他在狱中过的21岁生日,他转入成人仓……即便在狱中,黄之锋的每一项动态仍然能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申请保释一成功,尽管人尚在监狱,他就已经被预约好数个媒体采访。

黄之锋深深知道,在诸多同侪中,自己“刑期最少却得到关注最多”,也知道现状是自己暂得自由,但战友们仍在狱中。因此他觉得发声是必须要做的事:要积极地回应外界查询,代所有不能说话的人说话,也代他心中的香港,向世界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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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24岁的罗冠聪更加无法掩饰这种煎熬。尽管从岭南大学学生会会长,到学联秘书长,到参与组党香港众志并出任主席,再到以最年轻议员之姿胜选立法会,罗冠聪的政治参与经历虽没有黄之锋丰富,却也不短,且大起大落,不断要面对运动失败、学联崩解、议员身份未满一年即被DQ等挫折,也磨炼得他少年老成。

但他从来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相比黄之锋即便被打趴在地都不忘感召人心,罗冠聪在行动者的路上一直更内向于自我:是否知行合一,是否坚持走在“自由思想引领的路途”上,是否有勇气“择善固执”。在服刑期间,和黄之锋积极“参与”青少年监仓不同,罗冠聪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我反思,他瘦了3公斤,密密麻麻写满了五六本笔记本的回顾与思索,说至今仍沉淀和整理之中。

保释出来,他拒绝了几乎所有采访,脸书状态也真实记录了沉郁的心情:“离开监狱,可能很多朋友替我高兴,可是这个礼拜,我都是沉郁的过,处理公务后,静悄悄的生活。”自己短暂自由,好友们仍在狱中,“无由来地,我觉得有点惭愧。”“公义失踪的日子,连呼吸的空气,都是腥浊的;人们说快乐是一种选择,但此刻,却是一种绞痛。快乐,沦落到是一种特殊的权利。”

秋天落日早,不过六点,天台餐厅上已经亮起灯。黄之锋开始积极分享自己如何在少年监仓“搞事”,而沉默的罗冠聪,也终于谈起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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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4日,黄之锋及罗冠聪,获香港终审法院批准取保候审,等候上诉许可聆讯。摄:林振东/端传媒

我是坐最短但得到最多关注的人,如果我都变得颓废的话……

端:对你们来说,相比以前,是不是很少生活在这样一个完全不谈“价值”的世界里?

罗:这其实是个很复杂的议题。比如说他们很讲义气,很讲面子,这是不是他们的价值呢?但同时他也可以为了钱出卖这些。所以很难去概括。我会比较观察到里面的秩序,会尝试理解这种规则是怎样的构成,不同部分如何互动。这个世界和现实社会差得很远。最大的不同是,监狱里面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权威,就是职员。这是一个大前提,是超越所有群体内部的复杂关系的存在。对他们每一个群体,职员如果看不顺眼,一定有办法惩治。

黄:我觉得都是有些许价值可谈的。青少年监狱的人对自己权利的东西很敏感。一个原因是比较年轻,都会比较追求自由,十个有九个都有去到过占领区走走。也有人说,你们免费派东西,我就去拿咯。但大家都明白是什么事情,也会有同情。有些人和我说头发的问题,可不可以不要剪那么短。其实我知道我帮不到什么。但他们和我讲完之后,我真的会直接和职员说我要去见总主任。他们就会觉得,好像真是一回事。虽然我知道,我进去说半小时,说了也没任何用,或者不会立刻有作用。

端:他们是很清晰地知道,你们和他们不一样的。

罗:是。他们总是会跟我说“快点去反映下”、“菜不好吃喔”、“踢球应该要运动鞋”这些。我见到立法会议员时,也会讲这些。

黄:其实我知道见议员真的没有用,但对其他囚友来说,他们会觉得我见了总主任,好像就很是一回事。我回来时候他们会问我,可能会觉得,“你都有帮忙做点什么”。

罗:其实这个是两方面的。你的存在可以说是一种empowerment,令到他们了解世界的另一面。但对他们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你的特殊)他们的地下规则就会有所收敛,不想让你看到太多。有时我去见监督,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你去争取权益,而是你要打报告。这些都很一线之差,到底是为大家争取权益,还是怎样,这些是很看当时情况的。

端:其实我一直想问之锋,你为什么要接受这么多采访?是什么令你觉得一定要做?

黄:我一出来时法新社就打电话给我。你没理由做了法新社不做美联社。好像也没理由做了明报不做苹果。其实我也知道我可以一个访问都不做的。你问我想不想休息,当然想。可我又会问自己,为什么不做呢?好像没有一个一定不要做的理由。一来你做政治人物,出来和大家讲下发生了什么,好像是责任。二来,我在青少年监狱这六十多天的事情,其实也真的很值得和大家分享。过了生日,要离开青少年监狱那天,我记得离开前要去见一见长官,都还是要讲“sorry sir”。我当时和自己说,我是改变不了这个环境,你让我说这句话,我也改变不了,我可以改变自己的心境,让自己克服。你让我讲,我就出来慢慢讲。(停顿一下)我知道我在里面承受过的经历,顶过的那些爆粗,那些很无聊的事情,出来之后可以帮到被社会边缘的那些人。所以我出来要讲。还有就是,其实很多传媒都不会找那13个人了(编注:新界东北案被判刑的13个青年)。如果我们这3个人有2个人暂时出来,我们都不接受采访,不是在玩嘢嘛。如果我状态ok,为什么不做呢。老实说,如果你让我坐600天,我真的讲不出这些话,但我只坐了60天。其实是有内疚感的。我是坐最短但得到最多关注的人。如果我都变得颓废的话,我怎么好意思呢。那种内疚感让我更加觉得我要让大家知道,坐完监狱,出来之后,还是要继续的。

端:对很多国际媒体来说,你代表香港的一种形象,也要负责讲述一种叙事的香港故事。民主运动本身低迷,你会不会担心,这样的香港故事很难讲下去了?

黄:我不觉得要去担心一两年后没有故事讲了,因为如果最后我们连故事都讲不到,那我们活该。我们应该是基于现在政治形势,去想现在最关键的,要和香港,和世界各地的人要讲什么。就算香港没什么事发生,国际社会也会问香港人关于中国的评价。中国只要一日在国际社会发挥角色,香港人就会被找来评价。我也没有什么很高深的策略,我只是希望这个世界再想起香港时,不会只想起李小龙和成龙,而是想到香港是一个会争取民主的地方,就已经很好了。

2017年11月4日 上午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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