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期英文《中国画报》封面

被中国称为“知华派”的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近日在华盛顿说,中共19大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高度集权,家长式的专制统治重新在中国抬头。另外,由于反腐败运动,中国的政治氛围中弥漫着一种恐惧文化,中国以前的“专家治国”模式不再,体制处于僵化。

过度集权和反腐造成恐惧文化和制度僵化

沈大伟11月9日在首都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中国的未来发表演讲。他对19大后中国的政治氛围、经济挑战、社会状态以及外交态势等发表了看法。

在谈到19大后中国的政治氛围时候,这位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担任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的教授总结了以下几点。他说,第一,习近平的权力过度集中;第二,父权制、家长式专制统治重新出现;第三,党掌控一切,党领导一切。第四,恐惧文化蔓延–反腐败运动造成政治机制停滞、专家治国模式崩溃、制度僵化;第五,政治改革为零,党内民主和党内选举让位;第六,对公民社会、媒体、知识分子、高等教育的打压加剧;第七,地方政府合法性缺失;第八,中国的富豪、中产阶级移民和向国外转移资产。

沈大伟说,中共19大后,中国重新出现了毛泽东时代的家长制专制统治。他说,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并没有好处,因为党以及制度沦为最高领导人手中的统治工具。他说,过去40年来,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及其后的江泽民、胡锦涛、包括赵紫阳、胡耀邦在内确立了中共的集体领导体制、制度化的决策机制。但是,现在权力高度集中,决策机制被边缘化,“专家治国”的现象不再。他说,从政治上来说,习近平现在所做的是“倒退”,而不是“前进”。

他这样解释反腐给中共带来的体制僵化。他说:“反腐是好事,也很必要,但是,在整个官僚体系,包括国家、党和军队却造成了一个负面效应,那就是恐惧文化。我昨天和上海来的一个代表团见了面,他们告诉我所有的一切都停止了。大家担心晚上被带走,被‘双规’”。

他还特别提到,当一个国家的精英把财产和家庭成员都转移到国外的时候,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反应的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他说:“当国家的精英将他们的财产向国外转移的时候,这说明他们对自己国家体制的未来没有信心。他们一只脚踏出国门,他们在做好准备。”

沈大伟特别指出,这些精英中包括中共党员。

从中国历代王朝更替来看中国的未来

沈大伟在演讲中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也就是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未来。他列出了中国历朝历代王朝更替和衰败的前提条件:第一,都有一个被孤立和专制的皇帝;第二,朝廷内部的朋党纷争;第三,精英阶层腐败;第四,意识形态空洞,对普通老百姓没有真正的意义;第五,经济混乱;第六,民众起义和反抗风起云涌;第六,自然灾难;第七,来自边境和领土的压力。

沈大伟特别强调说,他不下结论。他让听众自己判断。他说,这些前提条件在现在的中国有的已经出现,有的并没有出现。他特别声明,他不是“中国崩溃论者”。

2015年,沈大伟曾经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他在文章中预测,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从一贯对华温和到突然“唱衰”,沈大伟的“改变”引发高度关注。有人曾揣测沈大伟介入了中共的政治斗争, 在为其中的一方擂鼓助阵。当时,中国官方媒体连续发文反击,一段时间无人敢邀请他访华,形同被封杀。不过,现在中共对他已经“解禁”。

中国现在处于“硬威权统治”阶段

沈大伟在演讲中说,中国现在处于“硬威权统治”阶段。一年前,他在自己的新书–《中国的未来》一书的发布会上也说,从2009年以来,特别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一直在实施“硬威权主义。”

他说,从“硬威权主义”出发,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四条岔路:往左倒退至新极权主义(neo-totalitarianism);沿着现今的硬威权主义(hard authoritarianism)道路一直往前;走回1998年至2008年的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道路;或是大力开放改革、向右转向“新加坡模式”的半民主社会。

他曾经表示,如果中国采取半民主的模式,中国的改革就会成功和彻底转型。但是,他在约翰霍普金斯的演讲中说,他很怀疑习近平会在专制后(先整顿好党和社会后)走向包容和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