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 | 转型正义还要迟到多久:台湾文学的“余光中难题”

难题若不解开,台湾的文学史和文坛就没办法摆脱欺瞒的重重暗影⋯⋯

特约作者 朱宥勋 发自新竹

诗人余光中于12月14日病逝于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享寿89岁。图为2011年3月31日,余光中在浙大紫金港校区演讲。 摄:Imagine China

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逝世。或可以用两个时间点来理解此事的意义:一是在2016年底,余光中在乡土文学论战的论敌陈映真逝世;两人在一年之内离世,象征著一个世代的文学人逐渐凋零。二是在2017年的12月5日,立法院通过了“促转条例”,让后续的“转型正义”行动有了张本;作家有涯的生命已然消逝,历史的厘清与追究却正要开始。
众所周知,作为一名作家,余光中虽然在散文、翻译与现代诗的写作上有若干贡献,但在乡土文学论战中以公开文章〈狼来了〉一文恐吓论辩对手,说要“抓头”;又私下写信向特务王升告密甫出狱两年的陈映真有共产党思想,在威权时代,这种行为已是明白的要致人于死地了。因此,在意识形态上、政治行为上与官方“密切合作”的余光中,虽然换得了高于他文学成就应有的一世荣宠——他的文学地位多半是透过“教科书”这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灌水的结果,而非写作同行或读者一致心服的认同——但“抓耙子”的政治污点却如影随形,直到此刻都未能消解。

然而,在余光中这类的案例里,盖棺论定并非易事,堪称是台湾文学史上的“余光中难题”。
毕竟在政治威权的年代,作家必须阳奉阴违、甚至屈从官方,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然而只因文学的论战就告密杀人,这完全是主动的、失去良心的媚上行为,文人无行,莫此为甚了。

而这一切并不会随著他的逝世而自动消逝。“死者为大”只是乡愿(毕竟他也没怎么考虑过可能会被他害死的人),如何公允的“盖棺论定”才是重要的。而既然要“论”,就不能隐恶扬善。

然而,在余光中这类的案例里,盖棺论定并非易事,堪称是台湾文学史上的“余光中难题”。一方面他确实有一定程度的文学成就,但在威权时期的政治行为、以及这些政治行为如何与他的文学成就交缠,如何“帮衬”了他的地位,却一直很难有清晰的定位。这是文学领域始终悬而未解的“转型正义”议题,因为文学人在威权时期的各种档案文献,还有大量的保存、清查和披露工作尚未进行,许多战后文学史的问题便一直只能留在耳语层次,无法核实,当然更谈不上厘清事实、还被害者公道甚至是令加害者负责。

同理,文学史当中是否还隐藏了更多连学术界都不知道的“余光中们”?自然也必须予以揭露。
在漫长的戒严时代里,文坛还有许多尚待细究的问题。比如余光中具体的告密内容,是否还牵涉其他作家、文化人?是否也密告过其他人?毕竟陈映真的事件也是当事人主动说明才披露的,并不代表只有一例。或者在1976年,盛极一时的文学团体“神州诗社”被指控为匪谍,导致温瑞安与方娥真被捕。事件中也有诗社成员向情治人员“诬告”,诬告者究竟是谁?是否还活跃于文坛中?或在戒严时代里,文坛中的哪些人曾经被吸收为情治单位的“细胞”?除了监视、提供情报之外,有没有类似的告密、诬陷情事?而曾经蔚为集团、甚至不乏政战系统出身的“军系作家”,是否也有人担负“特殊任务”,作为政府强化对文坛的控制之耳目?

时过境迁,考虑当时的脉络,未必需要对这些“加害人”施以刑责。如若还在世,这些曾经倚仗情治系统的势力危害他人性命者,至少也得还当事人或后代一个道歉。如若不在世,至少也得将资料公开,在学术研究、中小学教科书中清楚载明加害人的历史责任,给读者公允判断其人成败优劣的机会。

最后这一点看似不难,在台湾却一直难有进境。几十年来,余光中被教科书建构为名不符实的“诗坛祭酒”(这说法究竟置洛夫、纪弦、杨牧、夏宇……等人于何地?),导致大多数人对台湾诗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余光中。但相对于这个毫无学术基础的溢美封号,教科书却对他的政治污点只字不提,只能依靠少数明理的老师自行“平衡报导”。同理,文学史当中是否还隐藏了更多连学术界都不知道的“余光中们”?自然也必须予以揭露。

这样的拒斥虽然不无伸张正义的味道,但终究不是经过缜密研究、凭据扎实的转型正义作为,更近于积怒难消的正常能量释放。
随著台湾本土化运动和民主观念的日益巩固,是到了可以面对“余光中难题”的时候了。正如诗人杨佳娴在脸书上所言,在最近二十年左右,余光中已几乎被视为保守派的代表性人物,受到年轻知识分子普遍性的排斥。这样的拒斥虽然不无伸张正义的味道,但终究不是经过缜密研究、凭据扎实的转型正义作为,更近于积怒难消的正常能量释放,谁也难以断定这些评价究竟是矫枉过正了、还是犹未及得上他的真实污点。站在转型正义的观点,未及在他生前就厘清责任、让他负起(至少明确道歉)责任,自然是一大憾事。但在“促转条例”已经通过的背景下,著手梳理战后文学史,让“余光中们”现身负责,应当是这一代人可以努力的目标。

转型正义是迟到,但不是不会到。这是文学史的清创,而清创的过程必然伴随痛苦,代价可能是文学偶像的崩坏。然而难题若不解开,台湾的文学史和文坛就没办法摆脱欺瞒的重重暗影,所谓的文学成就和历史地位,也就没有牢靠的基础,我们对威权时代文坛的理解也将只是虚构出来的楼阁。

转型正义是整个社会的事,文学没有理由能置身事外。

2017年12月16日, 8:56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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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星港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