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扬之初

中国官方的央视国际频道CGTN今年3月报道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等人在两会期间呼吁《反家庭暴力法》也要保障LGBT等性少数人群。孙晓梅和多位专家学者也持续推动《反就业歧视法》平等保障,禁止基于性倾向、性别身份与性别表达的歧视。CGTN今年也推出了“粉红经济”和多元性少数系列报道。回顾2017年,跨性别以及其他性少数人口在中国的现状如何?未来的展望是什么呢?

中国第一个跨性别调研报告出炉

今年11月20日,也是所谓的“跨性别纪念日”,由北京同志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发起,获得荷兰使馆和联合国发展项目(UNDP)支持的《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进行了研究成果发表。这是中国大陆地区首度针对跨性别以及非性别常规者最大规模的全国调查报告。大约20年前,中国曾把同性恋视为变态甚至是流氓罪,对跨性别的概念更是讳莫如深,人们常用的更多是“不男不女”、“人妖”这类含贬义的词汇。

跨性别活动人士说,今年的这种纪念日活动标志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项目主管齐霁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中国跨性别群体一次重要的集体出柜,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

世界各地性少数群体相互激励

从美国到台湾和澳大利亚,世界各地的性少数群体权益发展与合作也鼓舞了中国的性少数人群。齐霁认为,“国际上跨性别的热度和能见度空前高涨。”性少数群体受到的打压反而使社群更加团结。

齐霁接著说:“另外世界各地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趋势,如台湾、澳大利亚、奥地利等,也给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性少数群体很大的鼓舞。”

北京同志中心”追梦”活动照片 (北京同志中心)

就业歧视案中的多元性别

被称为中国首宗跨性别就业歧视案的案子也在2017年获得突破。

中国的就业歧视中,雇主针对年龄、户籍或男性、女性等等因素来决定不聘用哪些求职者,包括 “男士优先”或只招男厨师等例子。也有人因为性倾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而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C先生在北京接受采访。(2016年5月18日)

贵州的C先生是同志公益组织贵州黔程工作组负责人。他的劳动纠纷和人格权案件引起了很多关注。出生时被认为是女孩的C先生告诉美国之音,他是一名”跨性别直男”。

他说:”我的认同是一名跨性别男性,在称呼或者指代方向上我比较喜欢用男性形容词。”

C先生之前被雇主慈铭体检中心认为穿着打扮像(女)同性恋、不健康而遭解职。贵阳云岩区劳动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认为雇主应支付C先生劳动工作时数的工资。

贵阳云岩区人民法院在2017年1月份进一步审理劳动争议纠纷后,认定用人单位非法解聘,所以应给予C先生工资和赔偿经济损失,但法院没有认定歧视为解雇的原因 。

2017年7月份,贵阳云岩区人民法院再就人格权进行审理,认定慈铭体检中心“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侵犯了原告平等就业的权利”,这些侵权行为“对原告身心造成了一定损害”,因此须赔偿C先生精神损失人民币2,000元。

本案在人格权方面目前进入二审阶段,由法院审理用人单位是否应向C先生赔礼道歉。

多元性别与LGBTIQA+的意涵

身为跨性别直男却被误认为女同性恋者,C先生认为,这只是因为大家不了解,以及科普做得不够,所以需要让更多人了解多元性别。

性别包括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sex assigned at birth)与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 。多数人觉得出生时被认定的性别能代表自己的性别,这些人称为“顺性别”(cisgender)。两者不一致时,有可能是跨性别(transgender),比如知名舞蹈家与主持人金星、学者李银河的伴侣大侠以及C先生。也有人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性别,也有人认为自己属于一种以上的性别。另外,根据自身以及受吸引对象的性别,还有“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的区分,比如占人口多数的“异性恋”(heterosexual)和占人口少数的“同性恋”(homosexual)、“双性恋”(bisexual)、“无性恋”(asexual)和“泛性恋”(pansexual)。

通俗用语上,异性恋这个性取向被戏称为“直的”,同性恋则是“弯的”。C先生是跨性别,性别认同为男性,性取向受到女性吸引,所以是跨性别异性恋男性,也称为跨性别直男。齐霁则是一名跨性别女性。

而性少数人群除了男女同性恋者(Gay and Lesbian)、双性恋者(Bisexual)、跨性别者(Transgender),还有间性人(Intersex)、酷儿(Queer)、无性恋(Asexual)等等认同。英文上有以LGBTIQA+等方式表示各种认同与族群。

C先生强调: “我不能代表(跨性别)这个群体,也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跨性别个体可以代表这整个群体。”

赔礼道歉的意义

C先生在诉讼过程中已经获得精神慰抚金,但是他说,他真正希望争取的是一个道歉。

赔礼道歉是中国民法上承担责任的方式之一。C先生和法律人士认为,赔礼道歉对个人与社会都是重要的。

C先生告诉美国之音:“这个赔礼道歉其实也是我自己要的一个尊重,也希望其他公司能引以为戒,每个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弱势或者一些选择上的不同、生活上的不同,而遭遇到不平等待遇,每个人在就业面前其实都是平等的。”

法律专家Zelda来自于中国的一个LGBT非政府组织,她通过邮件跟美国之音说:“在中国这类歧视案件判赔的精神抚慰金数额非常低,根本无法达到对当事人人格尊严受损的抚慰,也无法对实施歧视行为的单位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因此同时要求赔礼道歉一方面对当事人非常重要,因为这才能够让当事人觉得人格尊严的受损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另一方面也能够真正让单位理解他们的歧视行为对当事人产生的伤害,引导他们日后不要再实施类似的行为。”

人人都应免受暴力与歧视

在多年来致力于性少数人群公益事项的过程中,C先生发现,不只是性少数人口,许多包括残疾人等弱势与边缘人群都需要就业保障,比如他的就业歧视案被报道后,很多怀孕的女性或是在招聘阶段遇到区分男女的求职者,都发现自己和C先生一样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所以最终是希望和专家学者们一起推动《反就业歧视法》,让每个人都能受到平等的就业保障。

C先生说:“那如果在中国能有这样的一个完善的就业法律去保护更多被边缘的群体,TA们就应该可以享受到平等的就业权。” C先生使用了不分性别的”TA”。

Zelda呼吁以性别中立原则来表现法律的兼容并蓄。

她说:“例如《反家暴法》第37条的规定,可以解释为意味着同性同居者亦可被纳入家暴治理范围。当然多元性别群体也面临着自己独特的挑战,所以如果能够在法律政策中提升多元性别群体的可见度是更好的,例如《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这种明示的规定。”

有进步也有挑战

跨性别权益活动人士齐霁认为,中国官方媒体CGTN制播了性少数人群专题报道是一大进步。齐霁认为,“背后一定离不开很多人的努力,包括体制内部一些默默支持我们的人。”

Zelda则进一步指出,一些性少数人口在校园与家庭生活上也面临暴力和强制扭转治疗的对待。跨性别者也有身份纪录方面的挑战。

她说:“跨性别者进行性别肯定手术、修改身份证件上的性别标记的门槛都过高,且学历证书的性别标记无法更改,这些对多元性别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状况都是严重的挑战。

CGTN的报道说,中国的性教育课本已经纳入了多元性别。不过,Zelda指出,对性少数群体的污名化仍然存在于法规、学校以及家庭和社会生活中。

Zelda说:“2017年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了《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同性恋被纳入了‘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类别,说明在中国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污名化还是很严重。另外,……很多教科书中还有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污名化表述,性教育中也普遍缺乏多元性别的内容。除此之外,多元性别群体面临着严重的家暴,尤其是来自原生家庭的暴力,因为父母接受不了孩子的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身份,打骂很常见,甚至有被家长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情况。……同性恋去病理化……在落实上并不完善,还有很大比例的心理咨询师、社工等一线服务人员认为同性恋是精神病。”

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C先生与齐霁希望不管是不是跨性别,更多人能关注多元性别议题。

C先生说:“希望大家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也希望最终有一天我们能按照自己心里面的认同去修改身分证。”

齐霁说:“我建议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跨性别议题,以及意识到它对整个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无论你是否是跨性别者或性少数的一员,都可以积极参与到社会未来的发展与改变。”

Zelda则期待中国在法律和政策方面,能更加具有多元性别视角。

Zelda说:“希望立法者更能关注多元性别群体的法律权益,公众能够对多元性别群体更加包容。媒体报道中能够涌现更多的多元性别相关内容,在学校教育中,纳入多元性别平等教育。这些于多元性别群体的去污名化和减少针对多元性别群体的歧视和暴力都有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