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要过去了。无论抵达终点时候是神清气爽还是精疲力竭,这一年都行将结束,对待2018或许还是要有一些期待,期待你所厌恶和畏惧的所有事情也将伴随着新年走向尾声。

太多的关注与遗忘,遗忘之后的周而复始,是2017年。不过,生活确实不仅仅只有眼前的枸杞,也不该只有“佛系”或者“丧”,还有在近处或者远方的人们,出现在新闻事件中的一张张面孔,都与我们有关。

一、“范雨素们” 处境堪忧,获高度关注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2017年4月,由育儿嫂范雨素的自传体小说《我是范雨素》走红网络,作者范雨素——这名来自湖北农村的单身母亲、居住在北京五环外皮村的普通育儿嫂受到了极高的关注。

文中,范雨素以冷嘲、幽默、天真又不失温暖的笔调,将流动时代底层女性的坚强和柔软娓娓道来,并尖锐而冷静地控诉进城务工者经历的亲情撕扯、打工子弟遭受的教育不公。范雨素如同周遭的底层一样“被欺侮”,她的思考与行动却不凡:“我碰到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弱者,就向他们传递爱和尊严。”

范雨素 / 图片来源于网络

难得的一次,打工群体的声音被如此规模地扩散。不过,较于底层的困境与抗争,大众更热衷于对《我是范雨素》的文学性品头论足,或是对范雨素的“非正常走红”争论不休。实际上,这次传播并没有减轻范雨素的苦难:《我是范雨素》火爆之后,来访者蜂拥而至,2017年4月26日,范雨素迫于压力躲到了附近深山的古庙里,表示因媒体的围攻“社交恐惧症已转成抑郁症了”。4月28日,范雨素发微信希望媒体不要骚扰她的家人。而就在文章阅读量到三百万左右时,腾讯将《我是范雨素》一文删除,大众对范雨素的关注渐冷。

然而,时隔半年后的冬天,与范雨素一样的北京“D*D人口”再次站到舆论的风口浪尖,风暴式的chai*qian扯开了盖在底层人身上薄薄的棉被。

2017年11月18日,北京某村火灾造成十九人死亡后,全市掀起了迅猛的违建chai*chu行动,城边村的小工厂、仓库、商铺等在短时间内悉数chai*chu,无数居住在群租房里的外来务工人员被要求在短时间内che*离,周边旅馆供不应求,租房坐地起价。据Financial Times报道,此次举措的目标是将430平方英尺的“违建住房”夷为平地,这是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以来全市范围内最大的chai*qian活动。

此事引起国内外大小媒体的关注。舆论方面,即使删*帖不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记录qing*退过程与被逐工人的故事被媒体不断呈现,公众对社会底层的处境关注持续。现实当中,随着越来越多村子被清理(包括范雨素居住的皮村),并有记者被police袭击的消息传出,许多大学学生、国内外媒体人以及其他民间人士自*组织到现场观望支援。

这一次,人们再无法忽略“范雨素”们真实处境,大众开始讨论底层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以及自身与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底层受到的不公对待,并为他们的无辜“牺牲”而不平。

二、丁璇、豫章书院猖獗,奴化教育还魂

2017年,5月14日下午,传统文化进校园公益讲座——“做新时代的窈窕淑女”在九江学院逸夫图书馆报告厅开讲。主讲人丁璇从“胎教”讲到“学习女德的重要性”,提出 “女性穿着暴露,是上克父母、中克丈夫、下克子孙的破败相”,“三精成一毒”,“女人不能换男人,这是保持种族的纯洁”等奇葩言论,引发网友热议。土逗调查发现,丁璇女德班背后存在巨大的利益链条。

图片来源于网络

其对女性的“奴化”引来骂声不断。在“女德教母”丁璇看来,女性作为性别序列的第二等级,不应该享受法律所保障的人身安全和婚姻自主,更不应该享受经济、政治等合法权利,否则,万一女性成为男性的领导,岂不是“翻了天”。除网友对此非议,中国妇女报、环球时报、澎湃新闻等媒体也先后刊文批其“糟粕”。

丁璇事件平息,奴化教育不止。十月底,一篇名为《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的文章将豫章书院推上了风口浪尖。据调查,不少“问题少年”被家长诱骗到该处,在书院中遭受黑屋囚禁、打戒尺、打龙鞭等残酷体罚。曝光后,豫章书院成为大众和媒体的众矢之的。11月初,该书院被注销办学资格。但令人惊讶的是,在事件曝光后,一些家长却在门口拉起横幅,支持豫章书院,称“我的小孩不送到这里,送到哪里?”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事实上,被送往豫章书院的孩子大多被家长冠以顽劣、问题少年的标签,而他们不过是亲子矛盾、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却被当做父母的私有财产,被送去任人训诫,被迫付出了自由的代价、独吞苦果。

社会问题市场来接手。在亲权和男权当道的社会中,千错万错都是女人和孩子的错,女性和孩子成了亟需拯救的“重恶之源”。而豫章书院和女德学校这样的奴性学校却化身拯救者,担起了“教育”重任,赚足了黑心钱:打着专家的幌子,输出的是伪科学和奴化教育;挂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羊头,卖的是赚钱的狗肉。

三、李文星之死与劳动力市场的“吃人游戏”

2017年7月中旬,李文星的尸体在天津静海区被发现。事后,这位来自山东农村的东北大学毕业生被证实在求职过程中误入传销组织。

一个半月前,传销组织“蝶蓓蕾”在“Boss直聘”网站上冒充“北京科蓝”公司,并向前来求职的李文星发出了offer。只身前往天津静海入职的李文星在随后的四十多天里被该组织实施非法拘禁,并且被迫借钱购买产品当上老板。而据警方通报的调查情况,7月12日,该传销团伙为躲避警方打击,遣散部分人员,而李文星被送往火车站回家途中失踪,两天后在水坑中被发现溺亡。

李文星死得不明不白,但绝非简单的“意外”。而事实上,李文星事件的导火线,早在传销组织侵入招聘平台之前,就埋下了。在毕业后的一年间,他曾多次求职未果。李文星抱怨:“985学校的毕业生还不如一个二本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生。”可即便接受了计算机培训,由于缺少工作经验,他依然没能通过一家公司的试用期。这时,他在招聘平台上找到“北京科蓝”并获得offer,成为他的救命稻草,然而却陷入骗局。一时间,传销组织和招聘平台为千夫所指。

李文星的遭遇,不过是底层大学生就业困境的一个悲惨版本。背后,还有万千不断碰壁的底层求职者,背负着家庭的重担,而不友好的劳动力市场甚至无法提供公平的机会,以满足他们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求。而招聘网站、传销组织正是利用这一点不断吸引年轻人。

2017,不仅求职者,在职者也面临着巨大的就业风险。12月10日,42岁的深圳中兴公司员工欧某疑因裁员跳楼身亡;今年上半年,华为也曾裁撤34岁以上老员工。一份稳定的工作成为奢侈:新一轮的国企私有化、事业单位聘用化、私营企业采取各种劳务派遣、餐饮家政业非正式用工甚至不签合同,几乎所有的用工机构都在避免为劳动者的生活保障负责。

2017,经济环境依然凶险,就业市场收缩。企业为了在恶化的环境中自保,进一步将损失和风险转移给员工,劳资不平等加剧。随着资本总量的锐减,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得不通过厮杀争夺一些残羹剩饭,白领劳动者也越来越体会到自己的不稳定、“底层化”,李文星和中信员工欧某之死就是这场厮杀的悲剧。

四、如果连养老都要靠王者荣耀……

2017年7月,人民日报五评王者荣耀。这份堪比赫鲁晓夫的待遇,确实证明王者荣耀非同一般。

2016年9月上线的手机游戏王者荣耀,在2017年就创下超过2亿的累计用户、超过8000万的日活跃用户和超过30亿元的月流水金额等记录。无论是地铁里的上班族,还是餐厅里放学后的孩子,都在专注地低头厮杀。根据腾讯方面公布的数据,00后在王者荣耀用户中的占比超过20%,无怪乎网友调侃“少年强则马化腾强”。王者荣耀更直接带动了整个移动电子竞技产业:直播、赛事、广告、代练不一而足。

不过,火爆如斯的游戏到底是“荣耀”还是“农药”就难说了,长时间沉迷游戏自然造成时间、精力、金钱和情感损耗——这下连官媒都坐不住了:人民日报在7月连发五篇评论,探讨这款在未成年人中颇具影响力的游戏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强调“社交游戏监管刻不容缓”、“移动时代不会像想象的那样无忧”,认为“学生沉迷是家庭教育问题”,呼吁“别让网游成为生活的全部”。

腾讯依然是垄断资本,昨日的王者荣耀和今日的“吃鸡”,都是它牢牢掌控的网络平台。网络平台看似“免费”,但它正是凭借着用户的免费劳动——点击的每一下鼠标、玩下的每一把、上传和转发的所有内容——全部成为了网络平台获取利润的重要来源。利润可以来自装备和皮肤,也可以来自广告。反正,利润为王,资本才不管官媒苦口婆心评了多少次,不碍着我继续赚钱就行。

更可怕的是,当不玩游戏的中老年奉劝年轻人别玩那么多王者荣耀、别吃那么多鸡时,可能没想到腾讯就是自己买的那款养老基金里的重仓股。如果没有年轻人这样玩游戏而撑起腾讯的股价,老人家可能连养老本都没了。

五、2017年的共享单车,是马克思还活着的证据

如果马克思今天还活着,他应该也会感慨2017年中国的共享单车真是太好用了:自行车处处可见、随骑随停、移动支付、便宜到晕,别说在19世纪的英国,连一度生活在“自行车王国”的我们都啧啧称奇。但是,一波又一波共享单车企业兴起又倒下,从五颜六色的争奇斗艳到最后只剩橙色和黄色的短兵相接,战场从北上广深到三四线城市再到海外市场,种种蓬勃背后不为人知的另面……两个世纪后的中国只用两年就重演了《资本论》的预测,不知道马克思作何感想。

摩拜参与发布的《2017年共享单车与城市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从共享单车“元年”2016年到2017年4月,智能共享单车已覆盖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数千万用户。ofo和摩拜两家杀得刺刀见红——“你6亿我7亿”的融资节奏、从上中下游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面比拼、疯狂扩张和跑马圈地,随着政府叫停共享单车投放,95%的共享单车市场份额的两大寡头形成。ofo最终抱上滴滴的大腿,摩拜也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可以做自行车租赁的技术公司。这边厢,双方都坚决否认了两者会合并的传闻,都坚称自己马上就能盈利;那边厢,无数中小共享单车企业接连倒下,之后再无音讯。

看似光鲜的两大独角兽垄断背后,另面的细节不忍细看。看得见大量共享单车被盗、损毁甚至丢弃,却看不见ofo的基层运营和维修师傅是没有劳动合同和五险一金的派遣工,工资一律计件来算,但欠薪还屡见不鲜;看得见自行车工厂疯狂完成共享单车企业成千上万的订单,却看不见在噪音巨大、气味刺鼻的车间里两班倒地连续工作11到12小时的工人;看得见中小共享单车企业倒下后消费者的退押金无门,却看不见那些因此下岗的职员,还有无数个等待他们支撑的家庭……

在私人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必然引起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必然造成垄断,一将功成万骨枯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一定会这么说。不过,在互联网+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只用两年就看完了“轻资产”资本竞争的起起落落,还有无数在这个浪潮中苦苦挣扎的劳动者。

哦,还有一件事:这些私人租赁自行车,凭什么称呼自己为“共享”单车?

六、日益不堪的全球媒体环境

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军方内部发动军事政变,试图推翻总统埃尔多安的统治,但很快被镇压。2017年4月16日,土耳其公投通过了修宪法案,这意味着2019 年之后土耳其将放弃议会制,总统将全面掌控政府。埃尔多安也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自己的权力,数万来自司法、学校和媒体的人士被革职或被捕。土耳其的集权伴随着对媒体的控制。有土耳其记者称,现在土耳其媒体所受到的zf压力,是历年之最。

这也成为全球媒体环境恶化的一隅。2017年,全球媒体在面临一个不堪的现实。英国《查禁目录》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共有 259 名记者遭到各地政府的逮捕,79 人被杀害。一直致力于推进新闻自由、保护各地记者不受到迫害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从 2000 年就开始在各地调查记者受迫害的情况。在他们的历年调查中可以发现,十几年来全球的新闻自由,并没有随着世界的进步而提升,反倒是剧烈下滑。“无国界记者”指出,新闻自由从来没有遭遇过如此严重的威胁,就算是在民主国家当中,也开始变得脆弱不堪。比如特朗普当选之后的种种言论与对美国媒体的打压,使得美国的新闻界也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而放眼至中国,数字技术正以史无前例的迭代速度催生着传媒业的变革,算法与资本的力量在传媒市场横冲直撞。而政府在墙*内愈发严厉地控制着互联网与社交媒体,议程争夺成为新的战役。自媒体人精心拟着标题,在一篇篇十万加的传播中,婚丧嫁娶婆媳矛盾明星八卦成为热点话题,恶臭女孩油腻男人甚至口红色号的讨论都远远超过了公共议题——那些应该被讨论的,比如户籍房补、就业歧视、医患冲突、公共卫生、儿童安全、消费者权益……

这个曾经被称作 “无冕之王” 的新闻业,过去曾因揭露真相而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如今正在全球各地式微。一个严肃媒体溃败的社会,一个只有观点与软文的新闻业,或许我们所有人都会为之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