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相亲公园——上海人民公园中,摄影师郭盈光用镜头记录下了当代中国的婚姻观,她为这组作品取名《顺从的幸福》,并希望以此鼓励被传统价值绑架的中国人,去追寻属于自己的——不顺从的幸福。

口述、图 | 郭盈光

采访 | 杨璐

编辑  | 金石

2015年,郭盈光决定辞去摄影记者的工作,去伦敦艺术学院读书,那一年,她30岁,单身。父母支持她的选择,但也担心随着年纪的增长,她在婚姻市场上可能会贬值。

关于年龄的焦虑也存在于郭盈光心中。但在英国两年的学习,她发现东西方对婚姻和女性价值的认识存在巨大差异——她的外国同学们并不认为年龄会成为女性走进婚姻、得到爱情的限制,也不认为结婚是人生的必修课,更不会用婚姻来衡量女性的人生价值。

这让郭盈光想到了中国式疯狂催婚的产物——存在于不少大城市中的相亲公园。她决定以此作为自己毕业作品的主题,用影像的方式记录当下中国的婚姻观。

她选择了众多相亲公园中最知名、也最有代表性的上海人民公园,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多次去那里拍摄与调研,还举着一份自己写的相亲广告在那里站了很多天,做了一次“给自己征婚”的行为艺术。

她将在人民公园拍摄的照片和记录自己征婚过程视频,做成了一套完整的作品,取名《顺从的幸福》。这套作品先后在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展出,近期还获得了集美•阿尔勒-Madame Figaro女性摄影师奖。

郭盈光希望通过这套作品,让人们了解中国式安排婚姻的脆弱与无奈,由此引发人们对于女性价值认知的思考,让每个人都用勇气和意识去主动争取一种“不顺从的幸福”。

以下是郭盈光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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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夏天,我第一次去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当时觉得挺震撼的。

公园里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人,一撮一撮的,路的两边摆满了雨伞,伞上边挂着相亲广告,大家挤在中间逛,相中了就问,满意就交换联系方式。我当时感觉,这里不是一个公园,而是婚姻人才市场。

在那里,每一个生活中活生生的人都变成了一张纸上的一堆条件,被红绳拴着、被夹子夹着,展示在那里。来来往往的人们品头论足、估量价值,然后在心里展开一场交易。

我当时只是想拍一些照片,一开始我没觉得这些照片能成为什么,也不知道拍出来是什么样子。回家整理的时候,我把它们全都打印出来摆在地上看,结果发现照片中的那些脸,那些代替子女去相亲的父母的脸,特别是母亲们的脸上全是焦虑。这些表情都是抓拍的,但没有一张看起来很开心的脸,都很焦虑,特别焦虑。

带着这个发现,我又去了很多次人民公园,我想看看到底怎么了,为什么?

我发现,在这个“婚姻人才市场”里,女生似乎更弱势,竞争也更激烈一些。有一些女孩的条件非常好,好到不敢写自己有那么好,会故意把条件写低一点。有一个女孩的妈妈以为我也是去相亲的,就问我的条件,我大概说了一下,她说,你这条件非常好,但其实我女儿更好,是博士生,但这些她都不敢写在那张纸上。还有的妈妈会现场展示女儿的才艺,把女儿们的画摆在旁边,总之各种招数都使了出来。

其实,上海人民公园是一个很恬静、很休闲的地方,植物很多,很绿,但到了相亲角,反差特别巨大。

有一个细节特别触动我。我看见一个妈妈用夹子夹自己孩子的个人介绍,来来回回地夹,这个反复的动作在我看来是很疼的,我觉得那不是一张纸,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把它拎出来,晾在那里,被挑选。

所以后来在展示这些照片的时候,我特意用了一些红绳、夹子,我想让看到这些照片的人能够感受到那种被拉扯、疼痛的感觉。在我自己做的手工书里,我还把相亲主题的照片藏在了人民公园的抽象风景照背后。抽出风景照背后的红绳,你就可以看到藏在夹页中的相亲的照片——这是一种恬静的感觉和残酷现实的对比。

我在英国的同学看到这些照片时,最大的感受基本都是不解和惊讶。看到那些妈妈的肖像照时,他们说,这些照片是特别好的肖像作品,但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妈妈们的表情如此悲伤。

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中国的各大城市居然还有这种公园?这不就是买卖吗?这不就是交易吗?还有的同学说,这让他想到了英国的那种大家族之间的联姻,但对于英国来说,那已经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儿了。

照片中的相亲广告上,中国父母会把孩子出生年份的那个数字写得很醒目。我的同学看不懂中文,有一个法国女孩来问我,那个数字是价钱吗?我说这是出生年份。她很不理解,年龄,为什么要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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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以前的我来说,我也会觉得相亲怎么了,相亲公园存在好长时间了,一切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直到后来看到东西方对这个问题的巨大差异,看到对于人的价值评价的不同,我才被改变。

我之所以决定在30岁的时候来英国读书,有一个直接原因——失恋。

28岁那年,我的前男友提出分手,一切来得很突然。我们在一起九年,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就会是那样了,和他在一起,然后该干嘛干嘛。

分手后,我在家里躺了好几天,一动不动地望着天花板,觉得自己玩完了,甚至觉得自己是一坨烂菜,要什么没什么。我妈特别焦虑:谈了这么长时间分了,你现在上哪儿找去?她觉得随着我年纪越大,可能多少有些贬值,有点像过期的感觉。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要去做一些以前没想过的、和前男友在一起时不会去做的事。我决定出国读书,然后用两年时间从一个英语渣变成了勉强通过雅思考试的人,还拿到了伦敦艺术学院的offer。

老实讲,当时,我坚定自己的选择,但心里还是会有一些焦虑,特别是看着周围的人都结婚了,我觉得自己没结婚会不会在别人眼里显得很奇怪?我觉得这好像是个事儿。

到了伦敦以后,第一节课遇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师,我们八卦他结婚没有,他说没有,但是有一个相处很多年的女朋友。后来我发现,我的老师同学里,这样的人很多:年纪都算大,也没有结婚,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挺独立的,思想精神生活很丰富,也有自己的感情生活,过得很开心。他们跟原生家庭各自独立生活,父母即便有点担心,也不会干涉他们的生活。

在他们眼中,结婚不是主业,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可以有,没有的话也不会死。他们不认为女性年龄越大越贬值,他们不会用婚姻、年龄这些标准去评价女性,在他们看来,女性的经历非常重要,你看到的世界、经历过的生活……这些才是你的价值所在,所以她们会更注重自我的提升。

但在国内,我们一直都会被一种所谓的“传统”绑架,女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纪,其他事情都别想了,有个相对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主业就是赶紧把婚结了。父母也会不停地催促,甚至未经子女同意就去相亲公园挂广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也是一个让我们去反思的好机会,反思自己,反思我们传统文化中一直灌输给我们的东西。我就想,很多家长或者说所谓的“”们很焦虑,就是因为他们没结婚。那么那些相了亲、被安排婚姻的人,他们成功地结婚了,他们不是异类了,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呢?

有一天,我的一个已婚朋友告诉我,说她和她老公是丧偶式婚姻,两个人各玩各的,回家也不怎么说话,她老公玩游戏,她就照顾孩子,很长时间都没有交流。她只能通过在朋友圈秀恩爱来维持这段婚姻的体面。

更让我意外的是,听了她的讲述后,其他的几个朋友都很淡定,纷纷回复说,“唉,谁还不是这样呢?”

后来,我查了很多资料、一些数据调研,还看了一些相关的理论书,发现这种关系有一个专有概念——假性亲密。造成这种假性亲密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并不是因为爱而走进婚姻,对于很多的中国夫妻而言,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国式安排婚姻。

所以,我决定将这个命题作为自己毕业作品的主题。带着这种思考走进相亲公园时,我也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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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在上海人民公园拍到的照片做成了完整毕业作品,这些照片不止在英国展出,还受邀去了荷兰和法国展出。法国观众的反应最大,毕竟,对于那个崇尚自由、浪漫的民族来说,安排婚姻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

我把这些照片做成一本手工书,取名为《顺从的幸福》,在书的最后一页,我写了一句话:Me,30 on the shelf,too old for love?(我,30岁,未婚,对爱情来说太晚了吗?)

除了安排婚姻,我还想进一步探讨所谓年龄的问题,我决定做一个行为艺术,自己写了份相亲广告,随身带了个摄像头,每个周末都举着那张纸去上海人民公园站着。

在自己的相亲广告上,我写了一些自认为值得骄傲的品质,比如性格独立,风趣幽默,英国高等艺术学府艺术硕士毕业,一等荣誉学位,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等等。我故意没写年龄,因为我想看看他们衡量一个女性的标准是不是只有年龄。

郭盈光为自己写的征婚启事。

结果,我举着那张纸站在那里,所有人跑来扫一眼之后,问的第一句话基本上都是:你怎么没写年龄?你是几几年的?那些天,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遍一遍重复自己的年龄。

听到我的年龄后,所有人的反应都是,这么大,麻烦了……一位大爷摆着手说:“严重了严重了,你这个情况啊,相当难配。”还有一位阿姨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后,说了四个字:“勇气可嘉。”

他们没说出来的潜台词是:现在都是90后去相亲了,你一个80后还自己来相亲,你不知道你已经被这个结婚的市场淘汰了吗?你过期了。

还有一个看起来很懂行情的大叔对我说:“在这里,就是一房一价,女的就是房子,男的就是银行卡。男的就是要银行卡里有钱,女的就是要房子好,怎样才算房子好呢?比如,年纪小、有上海户口,那就是地段好。你呢,算是房型还不错的,毕竟没有结过婚、学历还不错,长得也不错,但是呢,你现在吃亏就吃亏在什么地方呢,你年纪大了,也没有上海户口,所以是郊区房,地段不行。”

当时来看的人很多,他们还聚集在我身边展开了讨论。

“这里肯定有50%的35岁以上的女孩终身要单身的,因为没有这样的人,她拿一万两万的工资,三千四千的她不愿意,所以女孩读书读太多不好。如果读个大专什么的,现在小孩都很大了。”

这个人说完后,旁边的人纷纷点头,“女孩最好不要念很多书,本科毕业就可以了。女孩读个研究生一折腾,一下就过了三十了,一过三十就很麻烦了。”

一番讨论后,他们得出了总结:“女子无才便是德。”然后就散了。

我就站在那里,听着这些他们对我的指指点点,我觉得这个世界太现实太残酷了。在他们的那个体系下,我没有价值了,而且这真的是事实,我得接受。一开始的时候,我听了五分钟就听不下去了,去旁边的咖啡馆冷静了一下,端着咖啡,我问自己,你干嘛来了,他们的话能决定你的价值吗……给自己洗了洗脑,就又回去站着了。

那天回家后,我把视频拿出来看,那些上上下下打量、来回扫的眼神,还有各种评价,还是让我有点沮丧,“我已经贬值到这种程度了?”我截取了几个被打量的眼神,发了一条facebook,说,他们把我形容成房子。

我的英国同学们纷纷跑来安慰我,给我宽心。我们班有个西班牙女孩已经四十多岁了,一直活得特别自我,她对我说,你不要贬低自己,不要把自己带进去,那个地方不属于你,他们对你的评价你不需要在意,重要的是做自己。

所以再去站着时,如果受到什么打击,回家后我会自我平复。我会在纸上写,你认为自己优秀吗?挺优秀的;还相信爱情吗?相信;会不会以后有人不问你的年纪、也不问你的长相,怎么样都爱你呢?会的;如果倒回去十年,虽然有年轻的脸和胶原蛋白,你能做到现在的成绩吗?做不到。那这些是不是年纪或者说岁月带给你的?是的。然后就被自我治愈了。

后来再去人民公园,我就跟逛公园似的,先逛逛商场,然后开玩笑说我得去对面上个班儿了,接着往那儿一站,站了好几个星期。得知我被形容成房子后,我的一些朋友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最美郊区房”。

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经历挺有意思的。我的确印证了一个事实——在中国,女性遭遇着严重的年龄歧视,她们的价值被各种奇怪的因素衡量。我和他们持有相反的价值观,我是一个有着不同观念的人,去试探持有传统价值观的人,算是一种直接的对抗。他们在观看我、打量我的同时,我也在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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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的这套作品受邀参加了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展,还得到了Madame Figaro女性摄影师奖。

这个奖给了我肯定,也给了我很多信心,我自己转发了得奖的消息。我爸妈也知道我拿奖了,他们挺高兴,但不好意思转发我获奖的消息,因为那里有“单身”、“不结婚”、“剩女”这样的词,他们可能怕别人看见,觉得我在这点上还是失败的。

郭盈光的作品在国内展出,两张褶皱交叉的纸,象征着两个被安排、被挑选的人。

我理解他们,作为父母来说,很多观念很难一下子改变。比如,我爸会跟我说你不能太强势,你要有一点女孩子的样子,女孩子不都应该示弱吗?但我并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没事儿我示什么弱呢?我干吗非得那样?

但我妈这几年改变挺大的,她现在对我的理解度很高。我奶奶八十多岁了,最近病倒了,当她回望这辈子时,全都是抱怨和不甘。我妈听到这些以后也开始思考。她被传统的观念灌输了很多,看见我之后,她似乎愿意相信有一种新的存在。她自己不能这么过,但她相信我说我现在过得很开心,她觉得那就好吧。

这次作品在国内展出,观众的反馈让我觉得改变还是有希望的。去大学分享时,会有男生站起来说,“我一点也不觉得女生的年龄是问题,不应该用年龄去衡量女生的价值。”还有个小女孩跟我说,“我现在非常坚定地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我现在没有马上面临婚姻的压力,但是我能预示到我很快就要面对了,我现在已经做好这种准备了。”

其实,我反对的不是婚姻,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发现,让大家反思被安排的、不自主的婚姻,而且,婚姻不是女性唯一的归属,不是女性在一个阶段之内必须要完成的一件事,不能说不结婚你就不幸福。

郭盈光在作品展出现场

当然,我也知道,在国内想要让自己做一个完全遵循内心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在英国的时候,我的导师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拼命地拆我原来所有的框,给了我很多的空间去做自己。渐渐地我也开始相信我特别棒,到后来我就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最终做成了我自己。回国之后,所有人又开始往我身上加,让我进到规矩里。

我刚到英国的时候,英语不好,整个人也特别不自信,在教室里做任何事情都要征求别人的意见,比如,我可以搬这把椅子吗?我可以坐在这里吗?老师就会告诉我,这是你的教室,你想怎样都行,不需要征求别人的意见,

在课堂上做分享,我会因为自己的英语不好而跟老师同学道歉。后来,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把我叫到一边,跟我说,以后不用道歉,你无需为了这个跟别人道歉,你就是你,没什么可抱歉的。

这个同学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英国老太太,她以前是牙医,退休后想要读书,就跑来读了摄影的学位。她那个年纪读书很难,体力脑力都很累,但她不光是自己完成了这个学位,还帮助了很多班里的女生。

她跟她的伴侣生活,两个人挺好的,但也一直没有结婚。毕业后,她又跑去古巴做自己的艺术项目了,在她眼中,从来就没有“年龄”这回事,她只在乎我是不是真的想要做这件事。

我觉得她特别酷,身为女性,我也希望通过我的思考,我的观察,让更多的女孩知道,你可以不必去在意别人的眼光,你有自由去过自己想要的人生,唯一可以评判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