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清华大学校长向“首批文科资深教授”颁发证书

文 | 谌旭彬

2018年1月21日,清华大学公布了该校评出的“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共计18人,分别是:

万俊人、王明旨、刘巨德、杜大恺、李强、李学勤、吴潜涛、汪晖、陈来、、柳冠中、钱颖一、阎学通、崔建远、彭林、韩美林、谢维和、薛澜。

据媒体报道,“文科资深教授”是清华大学给予人文社科学者的最高荣誉称号,地位与待遇“相当于文科院士”——目前,中国只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尚无“文科院士”,故各高校以“文科资深教授”作为“文科院士”的替代性荣誉称号。①

中国学术界素来“门户谨严”,故鲜少有学界中人愿意公开评论此类新闻。但鲜少有,不代表完全没有。针对清华“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仍有人以公开信的方式,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该公开信写道:

“汪晖学问水平和价值如何暂且不论,但抄袭一事乃众所周知。几年前,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及很多网友对汪晖《反抗绝望》《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大作涉嫌抄袭提出了很多证据(相关文章网上很容易搜到)。这些证据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汪晖本人似乎也没有对其进行反驳、解释。可见,汪晖著作抄袭至少学术不规范几乎是确定无疑的。学术诚信是一个学者的身家性命,这样一个‘擅长’抄袭的汪晖能有幸入选贵校首批资深教授吗?

“至于胡鞍钢的学问,相信很多人包括贵校的人都心知肚明,……他认为中国现今的六大实力发展,已进入全面赶超、主体超越美国时期——其中前三大实力早已超越美国,如中国在经济实力(2013年)、科技实力(2015年)、综合国力(2012年)上已经完成对美国的超越。这样的观点连胡锡进都‘深感不安’,是贵校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该说的吗?”

作者还提出了一个疑问:“秦晖、孙立平等贵校教授的学问、影响都有目共睹,不知为何没有入选?”

图:清华“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与该校领导合影

这些质疑,让笔者想起了1948年的中国首届院士选举。

那次选举虽然发生在时局动荡之际,且是中国首次引入“院士”这一近代学术体制,但在萨本栋、胡适、傅斯年等人的主持下,其独立性与公正性,迄今仍堪称中国学术选举的典范。

学术能力和学术贡献,是此次选举的核心依据

最后选出的八十一位院士,涵盖了数理、生物、人文三大领域,绝大部是其所在领域的学术翘楚,只有朱家骅、翁文灏、周仁、凌鸿勋、张元济等数人是因主持学术机构而入选——本人虽无卓越的学术成果,但其工作对中国的科学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贡献。如胡适评价张元济:

“他对于史学的最大贡献是刊行史籍与史料,他主持的《四部丛刊》与百衲本《廿四史》等,使一般史学者可以容易得着最古本的史籍与古书,其功劳在中国史学界可谓古人无与伦比。”

图: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原址位于南京鸡鸣寺附近

除了以学术能力、学术贡献为核心依据之外,这次院士选举,还有三个特点,是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第一,此次选举,非常重视学者个人的社会形象。

1948年3月9日,在美国就医的傅斯年,致信朱家骅、翁文灏、胡适、萨本栋、李济,主张将赫赫有名的刘文典从“人文组院士候选人名单”中删除。

傅在信中陈述了自己的理由:

“候选人中确有应删除者,如刘文典君。刘君以前之《三余札记》差是佳作,然其贡献绝不能与余、胡、唐、张、杨并举。凡一学人,论其贡献,其最后著作最为重要。刘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硏究所之助理硏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王君亦冶此学),发现其无穷错误。校勘之学如此,实不可为训。刘君列入,青年学子当以为异。更有甚者,刘君在昆明,自称‘二云居士’,谓是云腿与云土。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斯年既写于此信上,当然对此说负法律责任。今列入候选人名单,如经选出,岂非笑话。学问如彼,行为如此。故斯年敢提议将其自名单中除去。”③(黑体字部分,信件原文以“°”重点标出)

信中的“余、胡、唐、张、杨”,指的是余嘉锡、胡适、唐兰、张元济、杨树达。

略言之,傅斯年反对刘文典成为“人文组院士候选人”的理由有二:1、刘的名声大过他的学问,校勘《庄子》存在颇多问题。2、刘吸鸦片卖鸦片,不是一个积极的社会形象。

刘文典的《庄子补注》水准如何,是一个学术问题,非专业人士难以客观判断。不过,冯友兰对刘文典此书同样评价不高。列举历代注解《庄子》的作品时,冯友兰选入了王叔岷的《庄子校释》(即傅斯年信中所举批评刘文典之人),没有列举刘文典的《庄子补注》,且举例指出,刘文典依据别本,将通行本《养生主》一文中的“目无全牛”,改做“目无生牛”,这种无视上下文含义的衔接的校勘方法,是不足取的。④

至于刘文典的社会形象,在当年的昆明学术界中确实不佳。比如,1944年7月10日,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在教育部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曾公然批评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是在捡垃圾,“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⑤

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在信中特别交待,若自己的提议无法通过正规程序达成,则一律作罢。结果,评议会选择尊重程序,没有取消刘文典的“人文组院士候选人”的资格,也没有增入傅斯年提议的其他候选人。但在最后的院士普选(1次)和补选(4次)中,刘文典的得票均是0,可见所有的评议会成员都认同傅斯年的意见,珍视“人文院士”的社会形象。

图:胡适(左)与傅斯年(右)是1948年院士选举的核心人物

第二,此次选举,非常重视学者个人的学术品格。

学者的学术品格,也是1948年院士选举的重要考量因素。

“生物组院士候选人”马文昭,在选举期间被王和夫撰文指出其多篇文章“皆其技术员、助手及友人代作、代写”,并称参与院士选举的“评议员林可胜及吴宪二先生熟知此人,可请其作证也”。结果,在最后的院士普选(1次)中,马文昭仅得1票,补选(4次)则得了4次0票。足见当年参与选举工作的学者,对学术品格的珍视。

据胡适在日记中披露,“人文组院士候选人”中,只有唐兰一人曾私下找过他(胡适是人文组的“院士推荐人”)。但胡适没有给予他任何帮助,在最后的院士普选(1次)中,唐兰仅得2票,第一次补选得1票,2、3、4次补选均得0票。有说法认为,唐兰落选,是因为他私下找了胡适,“引起胡本人的反感”。⑦就现有资料而言,胡反感唐兰的做法是确定的,没有为其提供帮助也是确定的,但有无将这种反感传递给其他拥有投票权的学者,则尚未可知。

图: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会议结束,院士们走出会场。

第三,此次选举,尊重学者的个人政见,不因个人政见而否定其学术贡献。

1947年确定“人文组院士候选人”时,郭沫若的左倾身份,曾引起争论。

据夏鼐日记,代表官方立场的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等人,主张否决郭沫若的候选人资格。但包括胡适在内的大多数与会学者认为,选举院士当以学术贡献为依归,而非以政府意志为准绳。投票结果,大多数人同意将郭沫若列为院士候选人。

夏鼐日记原文如下:

“(1947年10月17日)上午评议会继续审查名单。关于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适之氏询问主席以离开主席立场,对此有何意见。朱家骅氏谓其参加内乱,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萨总干事谓恐刺激政府,对于将来经费有影响;吴正之先生谓恐其将来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乱发言论。巫宝三起立反对,不应以政党关系,影响及其学术之贡献;陶孟和先生谓若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胡适之先生亦谓应以学术立场为主。两方各表示意见,最后无记名投票,余以列席者不能参加投票,无表决权,乃起立谓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齐而论,但中研院为Acadcmia Sinica(中国的科学院),除学术贡献外,惟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国(‘国民政府’倾覆以后,亦仍有中国),此句想到而不须说出口,中途截止。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表决结果,以14票对7票通过仍列入名单中。”⑧

由这段日记中可以看出,实际上是胡适主动“挑起事端”,直接询问会议主席朱家骅若“离开主席立场”,会如何看待郭沫若的“院士候选人提名”问题。在朱表态反对之后,胡适也表明了“应以学术立场为主”的个人意见。若无胡适主动出头,郭沫若是否会被列入候选人名单,尚未可知。

在最后的院士普选(1次)中,郭沫若得到了18票——按规定,候选人须得到出席的评议员人数4/5的同意票才可当选。当时共有25名评议员出席,也就是说需要至少20票才可成为院士。第一次补选,郭顺利拿到20票,以其在考古(甲骨文)方面的成就,成为中研院第一批人文组院士中的一员。

1948年9月23日,中研院在南京鸡鸣山语言历史研究所召开第一次院士大会。蒋介石的到来导致会场附近“荷枪实弹的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工作人员也被反锁在屋内,直至蒋离去(蒋此行没有进入会场,而是将演讲稿交给了朱家骅,由朱在会场念读。)。9月25日,院士会议用了相当长的时间讨论“”问题,两天前的这次“军警包围学校”事件,成了院士们重点抨击的对象。

今天的清华大学,在评定本校“相当于文科院士”的“资深文科教授”时,如果能够向胡适、傅斯年这些先贤多多学习,也许就不会引发民间舆论的种种质疑了。

图:1948年9月,中研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合影

注释

①“文科资深教授”的称号,始于2003年教育部启动实施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该计划鼓励高校设立“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岗位,给予其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院士相同的待遇。不少大学早已先于清华大学评选出了本校的“文科资深教授”。

②张守涛,《致清华大学的公开信:汪晖、胡鞍钢、韩美林等也能入选贵校首批文科资深教授?》,2018年1月24日。

③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卷),(台)“中研院”史语所,P1775。

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P49~50。冯友兰共列举了七本注解《庄子》的作品,第六本是王叔岷的《庄子校释》,第七本是政治红人关锋的《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以刘文典举例,强调校勘“必须把字句的异同和上下文意义结合起来推究”的议论,被放置在第六本和第七本之间。显见冯当时不得不列入关锋的《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但又刻意将其与其余六本著作区别开来。

⑤《吴宓日记》第九册,P290。转引自:闻黎明/编著,《闻一多年谱》,群言出版社,2014,P413。

⑥郭金海,《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5卷第1期(2006)。至于马文昭是否如此,笔者所见资料有限,并无结论。

⑦沈卫威,《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如何产生的》。胡适关于唐兰的日记,见:《胡适全集》(第3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P781。

⑧转引自:沈卫威,《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如何产生的》。

⑨参见:张树年,《张元济往事》,东方出版社,2015,P186~187。《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P213~216。本文还参考了:(美)陈时伟,《中央研究院1948年院士选举述论》,收录于《1940年代的中国(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