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新闻 | 拒绝说谎才能使人自由 专访捷克作家克里玛

【明报专讯】1968年,捷克共产党展开党内民主化运动,却被苏联派出坦克进入布拉格城镇压,史称「」。

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捷克作家克里玛,其後成为异见作家,被秘密警察审问多次,一度做过扫街工人谋生。

其间,他有机会移民到西方,但最终回国。克里玛这样解释过﹕

「我想起布拉格的河边,那里是我和初恋情人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我想到如果要永远离开捷克,以後再没机会回去那里,我就感到难过。

虽然最後我回布拉格定居多年,始终没再回去那河边;

但在我意识里,我知道自己随时可以回到那个地方,这种心态让我感到自由。」

克里玛坦言,「」是他一生的主题。

近年,他在80岁的时候出版了自传My Crazy Century,详述自己「被剥夺自由的大半生」:童年因犹太背景被困集中营4年;成年於布拉格之春後被打压为异见作家整整20年,至晚年才於1989年天鹅绒革命後再尝自由。

克里玛的抗争岁月里,已故捷克总统兼剧作家哈维尔,《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作者昆德拉,皆为他的文坛亲密战友。

克里玛在自传里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还将自己混沌的私生活与大历史交错写出。

他坦言﹕「我不想隐瞒,不想说谎。」

克里玛指,拒绝说谎,无论是面对国家还是面对自己,才能使人自由。

■问﹕谭蕙芸,因工作关系偶尔到访捷克,路上读过哈维尔、卡夫卡和昆德拉,却喜欢克里玛文风朴实有人味,从日常生活的平凡事物看到人生哲理。

■答﹕Ivan Klíma,伊凡?克里玛,84岁,捷克着名异见作家,布拉格之春後於七、八十年代与哈维尔等一起反抗苏联扶植的共产党政权,被禁止公开写作20年。至今有40余本着作,作品被翻译成30种语言,台湾前文化部长龙应台也曾在时政文章中多次引述克里玛的话。其部分着作在中国内地出版,书商宣传指出:「昨天读昆德拉,今天读克里玛」,并形容「很多评论认为,克里玛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声望都在昆德拉之上」。

一年前,笔者身处布拉格一间咖啡室,於零度的气温中哆嗦着追看伊凡?克里玛(Ivan Klíma)新出版的自传。当时正好是香港「」尾声,香港弥漫着一股无力感。书里我看到克里玛对极权制度的观察,以及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後,文化圈子在低潮下坚持十余年顽强抵抗的韧力。一年後,我因公事再访布拉格,想到邀请他做访问。

我透过当地作家组织接触到克里玛,跟他通电话。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教过书的他,英语带着浓重捷克口音,他邀请笔者到他布拉格以南近郊的家。当我到达这间小树林旁边的三层高小屋,克里玛开门给我,已84岁的他背有点驼,动作缓慢但不失灵活。有英国记者形容,克里玛有一个「披头四发型」,和「食肉兽般的牙齿」,事实上,他身形高大,头发厚重凌乱,顶着大肚腩,脸上表情木讷,第一眼给我印象有点像「猿人」。

少年曾入共产党 此後「穷一生重建自由」

克里玛穿着格仔毛衣、绒西裤,拖鞋和袜子,带我到二楼书房,几百尺的空间四壁塞满书,书架摆放着他曾协助出版,但被秘密警察充公过,後来物归原主的禁书(samizdat)。他给我泡了茶,坐下来单刀直入:「你想问什麽?」就这样,我们天南地北谈了三小时。访谈间,他倚在椅上时而深思,时而配以夸张手部动作解说,偶尔拉出手巾擦鼻。虽然他是国际知名作家,但没有一种「我来教训你」的气焰。我说看完了他的英文版自传,他不忘自嘲:「读这本书会否浪费时间?」其自传全球卖了2万本,他倾向解释是受惠於文学潮流。我们虽然有语言、文化和年龄的鸿沟,但触及话题之深邃,让我庆幸在这位作家年老之时,仍能与他澄明的脑袋相遇了一个下午。

克里玛在自传中说:「我大半生活失去自由,有时是坐牢(集中营),有时是失业,持续被警察审问。我做过一段时间(14年)共产党员,当我发现这个党是没有良知并剥夺人民自由,我穷一生去为社会重建自由」。克里玛少年时被共产主义吸引,後来他那位对共产主义更狂热的父亲被无理拘捕,令他开始醒觉。克里玛今日回望:「我没有後悔加入过共产党,少年时有错觉,相信共产理想可以造福人群。」他解释,不少捷克人最初对共产主义有好感,因为苏联红军在1945年打败纳粹德军,其後1946年捷克举行的自由选举,共产党获票高达四成。至1955年後,捷克共党内进行大搜捕,国人对共产党感觉变差。

「凡是乌托邦的思想,就要压迫人民」

克里玛年轻时,曾任记者和文学杂志编辑,发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字工作有诸多限制,於是与作家们一起争取更多表达自由。至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打压後,他被逐出共产党,但仍坚持与其他作家如哈维尔继续地下写作。克里玛从书架上翻出当时他们出版的「禁书」:薄薄的牛油纸上满布打字机字体,他们用电动打字机制作复本然後拿去钉装,并透过民间人脉互相传阅,十多年间,地下书目多达数千本;另一边厢,他们亦有把文章偷运到国外出版。

官方为了阻止这些活动,不但扣起克里玛在海外出版得到的版税、还没收他的护照、驾驶执照,并切断他家的电话线,他至少四次被秘密警察审问:「我发现,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思想,凡是乌托邦的思想,就要压迫人民,这是定律;因为乌托邦在地上根本没法实现,要实现就要压制人民,是铁一般的定律」,他咬牙切齿说出「iron law」两字。

克里玛形容,那些年,圈子里至少有一百个文学家坚持站在苏联对立面。笔者讶异,作家可以如此团结,克里玛解释:「捷克有很长的民主历史,从十八世纪末(捷克在一次大战後1918年脱离奥匈帝国独立)便有民主选举,加上捷克作家一直是社会抗争的先锋。而且布拉格之春後,苏联派来的领导人,是共产党内最保守最强硬的一派,是愚蠢的政权(stupid regime),对大部分国民欠认受性。」我反问,这个他口中的「愚蠢政权」至1989才被推翻。克里玛不忘补充:「对,它撑了20年,却一夜间死亡」,克里玛的语调里,总有一种乐观的底气。

克里玛自传里提到,官方对异见作家的手段,对香港读者感觉似曾相识:1977年,异见作家包括哈维尔联署《77宪章》争取人权;官方发动市民投稿到报纸反对《77宪章》;并拉拢艺术家、演员站台支持政权。凡是民间有反对声音,官方都会发动同等声音抗衡,这画面在今日香港何其熟悉。我问克里玛,为何艺术家会支持极权,克里玛语带不屑:「有些艺术家很天真,因为艺术家大部分时间都像活在梦境中(才能创作);加上政权会用很多方法拉拢你,用物质来贿赂你。当然,我认为艺术家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操控,忠於真相。」

我追问,艺术家是否有责任关心政治?克里玛说,这是个人选择,但生於极权国度有更大迫切性:「在不自由的社会里,牵连上政治是不可避免,作家需要争取表达自由,否则难以创作」。1989年天鹅绒革命後,哈维尔邀请他加入新政府,克里玛婉拒,他解释,既然自由已经争取了,他想回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就是写作。对於捷克民主化後的状况,克里玛觉得总的来说也算满意。

自传里亦披露,在七、八十年代,捷克异见作家一旦参与地下创作,报章就会出现文章攻击他们「与西方势力勾结」,不讨好官方路线的艺术家会丢工作,有杂志总编辑变成酒店门僮,作家变成洗窗工人;大学教授成为地铁苦力;克里玛就做过医院杂工,测量技工、扫街工人。克里玛的女儿更受父亲牵连,差点没机会读大学。克里玛回忆当时,语调平淡:「我算是较幸运一个,我在西方较有名气,他们没有抓我去坐牢,只是不断审问威吓和搜屋;其他作家被迫移民,有些坐牢一至两年。」

不想享受自己没份争取的自由 回到地狱

知识分子变身洗窗工人,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的内容;事实上,克里玛也把他的扫街经验写进他的小说《爱情与垃圾》里。然而克里玛却觉得,知识分子在共产铁腕下20年来受的苦,一点也不浪漫。他的自传里提到,法国着名哲学家沙特(Jean Paul Sartre)在60年代曾访问过布拉格,於会面上说过一些话:「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题目就是社会主义了,即使它是地狱,也能为文学提供上佳的题材。」当时克里玛觉得十分荒诞,在内心反驳道:「地狱当然是好题材,特别是你不用活在地狱里。」

布拉格之春後,克里玛有机会移居美国,但最终选择「回到地狱」,不少人都责备他是傻子,他曾在自传里解释,身在美国享受自己没有份争取回来的自由,却知道同胞在国内苦苦挣扎,感觉不妥,而且他不想告别作家的创作泉源:「一个作家,离开了自己的母语就会失去一种联系,难以创作」。事实上,另一位捷克作家昆德拉在七、八十年代已移居法国,部分人批评昆德拉已离开太久。

走出集中营 便是自由人

克里玛童年在布拉格以北的Terezín集中营度过了4年,当时他只有十来岁。他承认,集中营的日子影响他一生。笔者後来用了一日造访Terezín,这里收容过十万人,最後活口不够十分一,其余都被送到波兰毒气室。克里玛能活下是奇蹟,他一直觉得自己幸存的「运气」令他既内疚又感恩。克里玛形容道,他人生最快乐的一刻,就是当集中营大门打开的一刻:「那刻好像梦境,我感到自由的天堂向我打开了门,我走过这道门,就成为了自由人。」说时他年迈下垂的双眼闪着光。

但克里玛午夜梦回都想起集中营的小玩伴,擦身而过就消失於人间:「集中营的岁月令我明白自由的可贵,就是後来共产党剥夺了我各种自由,我仍可用一种『自由人心态』过活,即是,在文章里只写自己看到和经历的事,不写被指派要写的东西。」

笔者屡访捷克,发现捷克人对自由的拥戴,和美国人有点差异,特别在拒绝过度资本主义上比较硬净。克里玛也认同,即使在自由社会里,人也可以活得「不自由」:「我认为自由分两种,外在的和内在的;在自由的社会里,有些人仍可能活得不自由,例如受到工作压力,传媒的影响,令人感到不自由。要得到自由,有时是要拒绝一些关系和影响,有时却要冒一定风险。」

对自己坦诚 才是自由的开端

读克里玛的自传,叫我最讶异的是,他披露了自己私生活的瑕疵。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苏联坦克入城的一刹那,克里玛写道,他当时与一位女子身处英国,而这女子并不是他的妻子;到1977年《77宪章》联署时,克里玛到最後并没有联署,部分原因是希望官方能让他女儿考上心仪的大学。这些人格的弱点,克里玛敢於披露,当笔者问到他为何把外遇都写出来,克里玛显得有点尴尬:「我决定要写出来,即使我没有把所有(婚外情)都写出来,因为发生了很久,而且我太太都知道……我希望自己在这本书里坦白,不要说谎,不想隐藏。」

捷克作家之中,从卡夫卡到哈维尔到昆德拉,大家都强调面对人性阴暗面和弱点的重要性。克里玛写过:「卡夫卡在共产主义下之所以成为禁书,只因他的性格太坦白。」克里玛指,完美是一种危险的事,而对自己坦诚,才是自由的开端:「纳粹和共产党都爱搞个人崇拜,当你说找到完美的人,或声称找到真理,就是危险的时候。」我续问,被公认为人民英雄,多次坐牢的已故总统哈维尔是好人吗?克里玛这样形容旧友:「他不是完美的人,但他是一个坦诚的人(an honest man)」。

我追问,若世界上没有「」,那「民主和自由」算是「好」的制度吗?克里玛小心修正我:「民主只是一堆坏制度里比较像样的;至於自由,你必须为它作出定义和一些限制,我才敢说自由基本上是好东西。」

我追问:「为何人要争取自由?」克里玛显然喜欢这个题目,他眼珠一转:「因为人类生来是自由的,但近代史却是对人类自由的不断践踏,人之为人就是要扞卫自由,若人不自由就像动物,好像猪,猪也活得快乐……直至牠被屠宰。」我告诉克里玛,香港有一个「港猪」名词,形容一些不关心政治的快活人,他扬眉一笑,觉得很有趣。

克里玛从没到过中国和香港,但他的着作却在国内出版,克里玛说,深深明白一个小地方面对强大邻舍的压力:

「捷克很小,当时面对苏联的big power(他把手伸得高高),我们这个文人圈子只有百多人,也没有放弃过抗争;香港作为中国里仍然『自由的地方』,处境一定很困难,它的面积这麽小,中国却是强大的力量,我希望香港人能够顶住。你们必须记住要扞卫自由,因为即使你这麽小,也可倒过来影响比你大的邻舍。」

後记:克里玛今年和太太结婚已六十周年,离开时,克里玛太太开车送我到车站,她对今天捷克民主化的境况,明显比丈夫悲观:「天鹅绒革命的时候,我们很天真,认为得到民主後,社会所有问题会得到解决,现在我们知道情况复杂得多。」克里玛太太Helena是心理分析师(此心理辅导学说在欧洲大行其道),她说,会替求诊者「解梦」:「梦境里会让人看到压抑了的阴暗面,有时,要了解自己不承认的东西,人才会得自由。」我反问:「所以有些人害怕得到自由,因为自由像赤裸一样,让人面对自己的问题,需要勇气」,克里玛太太笑着点头称是。

文、图/谭蕙芸

插画/吴浚匡

编辑/屈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