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0日，新华社发表报道《瑞典籍华裔香港书商桂敏海再次被拘留真相调查》，回应外界对香港铜锣湾书店案当事人之一桂民海（又名“桂敏海”）获释后再次失踪一案的质疑。桂民海再次“认罪”并谴责声援他的瑞典政府的视频已经香港媒体流传于网络，这部分内容成为新华社这篇“真相调查”的主体——
“我被释放时，我的非法经营案并没有了结，我是不能离开中国的。我再次过上了囚徒的生活，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拜瑞典政府和你所赐。”1月27日，桂敏海写下一封给瑞典驻华大使的信。距离他刑满释放仅过去3个多月时间。再次入狱，他懊悔不已，深深意识到自己早已变成了一枚被瑞典方面操纵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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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希望留在宁波照顾年事已高的母亲，桂敏海在刑满释放后曾主动写了一封承诺书给宁波公安机关，表示将继续配合非法经营案的调查工作，不擅自离开宁波，如要离开，会及时向办案单位报告去向。
然而，1月20日上午，桂敏海却突然在2名瑞典外交人员陪同下坐外交牌照的车到上海，又从上海虹桥火车站乘坐高铁前往北京。根据公安机关掌握的情况，桂敏海携带了多份涉及国家秘密的情报资料，涉嫌从事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
2016年1月，桂民海在中国中央电视台“认罪”
2018年1月，在中国警方的拘押中，桂民海在看守所接受媒体采访，再度“认罪”
2016年1月，桂民海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官方媒体含泪认罪时，就已经明确要求：“我不希望任何个人和机构，包括瑞典方面介入或者干涉我回国的事情。”
“我虽然有瑞典国籍，但是我真切地感到我还是一个中国人，我的根还是在中国。所以我希望瑞典方面能够尊重我个人的选择，尊重我个人选择的权利和隐私，让我自己解决我自己的问题。”
但是这位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出版商似乎全然忘记了这番言论。当然，应该怪罪瑞典政府太会诱惑：“你们不断催促我、诱惑我，让我一步步深陷到你们编织的梦景之中。”
“在我被捕之前，我过着舒适、方便和体面的生活。”桂敏海在给瑞典大使的信中说，在短暂出狱的三个月时间里，他精心布置了自己在宁波租住的住房，和三个姐姐陪伴年迈的母亲，聊天吃饭打麻将，其乐融融。“感觉像是回到了童年，感到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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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长，自从桂敏海刑满释放后，瑞典方面就一直不间断地联系他，企图帮他离开中国，甚至派领馆工作人员到宁波给他做工作，向他提供了几套跟他们回瑞典的方案。
“他们跟我说我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只要我走出这一步，就可以成功回瑞典。”桂敏海说。
“我在瑞典的时候，他们也没给过我特别的关注，我也没有感觉到作为瑞典人被认同过。瑞典人这么做，就是出于政治目的，是某些政治人物为了2018年国内大选的需要。看病只是借口，这么做的目的是好尽快把我带回瑞典。”桂敏海说，自己虽然拥有瑞典国籍，但在近10年时间里并没有生活在瑞典，而是生活在德国。恰恰是自从他投案自首，特别是刑满释放后，瑞典政府才开始对他有了特殊的关注。
“我已经失去了对瑞典政府的信任，我希望由我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相信在中方善意的安排下，可以为事情的解决找到一个最佳的方式。”
2016年初，香港铜锣湾书店案另一位当事人李波在中国内地警方拘押中接受香港传媒访问，自爆“偷渡”回内地协助调查，更称有人利用他的居英权来炒作，故会放弃英国护照。令人惊讶但又似曾相识地，桂民海也放话“考虑放弃瑞典国籍”——
得知自己再度被采取强制措施被境外持续炒作，桂敏海郑重声明：“不希望瑞典方面对我的事情继续炒作。通过这个事情我更加看清了瑞典政府。如果继续如此，我可能会考虑放弃瑞典国籍。”
“你们以领事帮助帮他治病为借口，频繁地与他联系，唆使鼓动他离开中国，使弟弟在国内越来越不安心，导致他盲目地犯下了大错。”桂敏海的姐姐桂敏芬在写给瑞典大使的信中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说，“希望你们再也不要插手我弟的事情，不管你们有什么目的，他自己犯的错误，由他自己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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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际出版家协会要给桂敏海颁发伏尔泰奖一事，桂敏海说：“现在给我颁发这个奖，我想他们应该是想利用我来做文章，我不想也不会接受这个奖，希望国际出版家协会尊重我的个人意愿。”
“在瑞典方面不停地鼓动下，我再一次触犯了法律，原来美好的生活都被毁掉了。”桂敏海说，“我的想法很简单，希望我的家人不再被利用，希望自己能留在中国过平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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