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CN | 新时代和谐家庭:丈夫花四万买断妻子作廉价保姆

、不尊重女性、把女性当成生育工具,这些几乎成为每年春晚的必备“槽点”。

不过,今年山东春晚的小品却另辟蹊径:女性做家务的劳动价值总算被正名了,然而话风却诡异地变成男人用4万块钱买下女人21900天,平均每天两块不到就有人帮忙做家务、下地干活、照顾老人、生娃带娃。

2018山东卫视春晚视频截图,拼接为整段拼接,无删减,该小品原是讲述救生部队成员为工作没空陪伴家人,却被这段数学题带跑了

作者 | 赞大炮

山东春晚小品这则台词截图流传开来,小伙伴们都震惊了:都21世纪了,还有人把婚姻当成人口买卖?

小品中的兵哥哥能这么嘚瑟,以为自己赚到了,结婚花的四万块,换来了60年的打扫、照顾老人、看娃。相当于买服务交了个定金,就不用按小时付使用费了。另一边,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里,就开展了一场社会实验:签合同结婚,家务支薪。你们的老婆新垣结衣在剧中质问:“因为结婚就不用给我工资,让我白干活,所以合理,是这么回事吧?”

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的家务分工截图

两个案例,同是文艺作品映照现实世界,同样存在在21世纪。家务有偿,还是无偿,究竟哪个才是荒唐的异端?

其实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就知道。同样的打扫、做饭、喂孩子,雇保姆、月嫂就要给钱,媳妇做为什么就要免费、义务,用爱发电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一度认为家务是不参与社会生产的。但随着社会发展,早有马克思女权主义者指出,家务劳动是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现阶段,起码在东亚,女人仍然是家务的主力。男人回家若没有热腾腾的饭菜,还要被迫在脏乱差的窝里打滚,或是为了做饭打扫牺牲睡眠,那明天怎么精神抖擞地工作?资本家怎么压榨男人的剩余价值?国家靠啥增长GDP?

但实情可能并非这样,拿数据说话,来看看家务是不是对社会有经济价值。2015年,美国麦肯锡发布了性别鸿沟研究报告,其中显示全球无偿家务劳动的实际价值为10万亿美金,挑起全球GDP的13%。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当然,家务有经济价值这个点,男人也不见得不认可,不然春晚小品的那位兵哥怎么会算出一盘划算的数?但他并不打算用“爱”以外的方式来回馈妻子。像这样“注重家庭和睦”的男人或许会说,老婆怎么能跟家政工人类比呢?女人的家庭的付出怎么能用钱来计算呢?女人为家操持是出入爱与责任,不要玷污了这份发自内心的付出!新垣结衣在剧里回应了:“利用别人的爱做免费劳动,这不是剥削吗?”

在中国也曾有人过提出家务有偿化的构想。2010年,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在两会上提案,实现“女性家务劳动工资化”,并且提出了三点具体建议:
一、取消《婚姻法》劳动补偿制度中关于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家务劳动仅仅是社会分工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所创造的价值与夫妻间适用何种财产制没有任何关系。”
二、明确家务劳动补偿的相关因素。
三、扩大家务劳动补偿提出的时间范围。《婚姻法》规定补偿请求只能在离婚时提出,这样事实上损害了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财产权益。

不过,当时这个提案却在网络上遭遇吐槽,甚至被评为“奇葩提案”,吐槽者除了拿出老生常谈的影响夫妻关系、不具有可操作性外,还有人反问:家务要付工资的话,这不是把妻子捆绑在家中么?

但家务有偿与无偿,究竟哪个更会把妻子捆绑在家中呢?Arlie Hochschild与Anne Machung的一本社会学著作《theSecond Shift》(二次转变)中就提到,有正式工作的女人回家后仍然要做家务,实际上是承担着双份的负担。压力大、休息不够,潜移默化地侵蚀着女性工作的质量,削弱了她们赚钱的能力,经济上更难独立。提案委员张晓梅也讲到,家务缠身导致女性的社会竞争力大大减弱。

而不堪重负的女人,一旦选择做全职主妇,更是进入了没有独立经济来源的高危境地。主妇看似“被男人养着”,但男人给的钱也多数作家用,买菜买洗衣粉不要钱么?放到企业里,这都是要报销的工本费,不是收入。主妇没有“成本”以外的盈余,很难有自己的积蓄。况且长期失去了在职场中历练的机会,也致使主妇更加脆弱:一旦家庭变故,不仅自己没有钱来帮助过渡,更难自己在社会中立足。

《我的前半生》里,罗子君知道丈夫出轨、打算离婚后,曾发问:“气也解了,门也摔了,走也走了,那接下来呢?我拿什么扳回这一局?我连起码的自尊都没有,只一场赌局,陈俊生拉我进来的,本钱是他给的,现在他要把我踢出局,我拿什么留在赌桌上?”而现实生活中,不是人人都有唐晶这样的好闺蜜,扶持你从销售一路逆袭到咨询公司,还把男人让给你。

做家务能领工资,若工资不只是形式上的慰问,而是能成为主妇实打实的经济来源,女人不用完全依赖男人的“慈悲”。真到该上桌谈判了,那经济实力就是底气啊!

虽说一个人的时间和青春和付出,不该用金钱衡量。但既然那么多家庭纷争的根源都是钱,既然都2018了还有人把媳妇当廉价扫地机器人,我们就给女主人该有的标价。但定价该以什么标准,该不该接受市场调节,本身就是个问题。家务有偿真正执行起来,谁该是发工资的“雇主”,又是个大问题。

《逃避虽可耻但有用》里的安排是丈夫出钱。的确,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里,女人直接服务的就是丈夫,丈夫因此能踏实干活赚工资。但只有一个人在外赚钱的家庭,收入本来就可能少过两人都工作的,男人的收入也许不够支薪,强迫他付工资反而家庭压力更大。况且如此安排,经济状况不够好的家庭和富裕家庭的女人领的工资很可能差距巨大,明明同工却不同酬。

上世纪60年代从意大利烧起来的家务有偿运动,则是要求资本家担负责任。资本家能有高效劳动力为他生产,离不开劳动力在家里被伺候好了。《妇女与社会翻转》作者达拉·科斯特这样总结:“妇女是雇佣奴隶的奴隶,而正是对妇女的奴役确保了对男性的奴役。”

但先前我们就提到,家务对于GDP也有贡献,那么是不是政府要成为家务劳动的雇主?香港天水围一位活跃的社工钟婉仪就组织了“天水围社区发展网络”,倡议政府量化家务劳动对GPD的贡献,增加财政支出,如牛奶金、照顾者补贴、托儿服务。但当责任转移到政府,山东春晚小品里嘚瑟着“得了便宜”的男人,还不是大有所在?

况且,男人、资本家、政府本就环环相扣,假设政府为了负责这部分“工钱”,增加对企业的税收,资本家为了减轻压力而削减工资,导致家庭收入降低。最后吃亏的,不还是要维系家庭运作的女人?

家务有偿是个理想,执行起来充满变量,小至家庭大至社会都需要继续探索。但至少可以肯定一点,谈什么家庭主妇的平等地位,谈什么婚姻中男女的互相尊重,抛弃了金钱的启蒙教育,都是耍流氓。

赞大炮,一个蜗居在香港的实力派北京女流氓,关心女权、时尚、时政

2018年2月17日, 5:02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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