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17年,河南郑州某“女德学院”举行“发起成立及联盟大会”

文 | 谌旭彬

以「三从四德」为核心的「传统女德」,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已被归入文化糟粕之列。

不过,近日却有学者撰文提出,「有必要重新认识和理解在中国奉行了二千多年的‘’,以及传统女性对‘’的实践」。并引用班昭所写的《女诫》为证据,认为「在中国古代,两性关系并不完全表现为对立的主从关系,也被认为是阴阳互补、琴瑟和谐、各尽其本分的有序关系」。进而得出一种结论:

「我们可以不要‘女德’之名,却不可以不要‘女德’之实」,「‘女德’固有束缚女性精神,强化女性义务,剥夺女性权利,贬低女性人格,使其完全从属于男性,成为男性附属品的‘平庸’的恶,但具体到其中的一些要求,如态度端庄、不苟言笑,衣着俭朴、不好妆饰,谦让恭敬、以礼自持,不道恶语,和睦家人等,未必不该成为当代女性道德修养的准则和尺度。」①

在笔者看来,这算是对班昭及其《女诫》的一次严重误读。

《女诫》是篇技术贴,班昭的内心很苦

 
《女诫》这篇东西,本是一份私人性质的「女性婆家生存指南」

这一点,班昭在开篇里已说得很明白。班昭说,自己嫁到曹家之后,「战战兢兢,常惧绌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在这种忧惧绌辱的压力下生活了四十多年后,能够绌辱自己的姑、舅、夫等俱已去世,「乃知免耳」②。如今,儿子封了侯「能自谋矣」,班昭只担忧女儿们出嫁后难被夫家所容,进而使家族蒙羞——「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故尽管顽疾沉滞,仍「闲作《女诫》七章」,作为女儿们在夫家的处事指南,「愿诸女各写一通」,必有好处。

在《女诫》正文第一章中,班昭希望女儿们首先明白,自己身为女人,其在家庭中的正确定位,乃是「卑弱下人」。作为一个「卑弱下人」,应该努力做到「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摆正了「卑弱下人」的身份,再做好「继祭祀」、「执勤」等日常工作,才可以远离「黜辱」。(《女诫·卑弱第一》)

第二章中,班昭希望女儿们明白,妻子与丈夫之间的关系,是「夫御妻、妻事夫」的关系。如果丈夫不贤,就无法将「御妇」做好;如果妻子不贤,就无法将「事夫」做好。班昭感慨,当代「君子」只知道教导儿子「妻妇之不可不御」,却忘了教导女儿「夫主之不可不事」,以致造成夫妻关系恶化。御、事之间,夫妻关系中的尊卑是明显的。(《女诫•夫妻第二》)

第三章中,班昭告诫女儿们在与丈夫相处时,要懂得「避强莫若顺」的道理。具体而言,就是要保持一种「尚恭下」的态度,不可与丈夫争论是非曲直,否则会引致丈夫的「谴呵」与「楚挞」,进而导致「恩义俱废,夫妇离矣」。(《女诫•敬慎第三》)

第四章里,班昭告诫女儿们要有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其中某些具体要求,比如要讲卫生,「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本应所有家庭成员一体遵循,实无关「女德」。第五章中,班昭强调,「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丈夫是妻子的「天」,且「不可逃」。所以,面对丈夫,妻子必须「专心正色」,以求取其欢心。(《女诫·专心第五》)

第六章,班昭向女儿们传授求取公婆欢心的诀窍——「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此则所谓曲从矣」——不可与公婆争论是非,辨别曲直,当以「曲从」为相处准则。(《女诫·曲从第六》)

第七章,班昭向女儿们传授与夫家「叔妹」相处的诀窍。班昭说,妻子能否在丈夫面前得宠,与公婆之爱密切相关,而公婆之爱又与「叔妹之誉」密切相关。与「叔妹」相处的关键,仍是谦忍恭顺——「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谦顺矣。」

显然,与充斥着道德说教色彩的其它女德文献不同,《女诫》乃是一篇非常实用的技术贴。在这篇技术贴里,班昭作为一个母亲,一再告诫女儿们,若欲远离来自夫家的绌辱,首要之务是让自己低到尘埃之中。

这种低到尘埃之中,与当时的政治权力对女性社会地位的严厉打压,有直接关系。

图:班昭《女诫》书影

所谓“女德”,乃是权力压迫下的畸形文化

 
西汉初年的知名学者贾谊,在其著作《新书》中,仍将「夫和妻柔,姑慈妇听」视为「礼之至也」。亦即:夫妻、姑妇之间的关系,就理论上而言,是平等的。

诚然,就实情而言,西汉初年的男女地位绝对不能说是平等,但女性的家庭身份,也绝未如《女诫》中那般低入尘埃。比如,刘邦未发达之前,吕雉参与耕作,对家事的掌控权并不弱于刘邦。在家庭身份之外,西汉早期的贵族女性尚能够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汉承秦法,设尚主之仪,以妻治夫」,西汉以列侯之爵佩带印绶的女子颇多(如樊哙之妻受封临光侯,萧何之妻受封酂侯等),吕后(刘邦之妻)、窦太后(文帝之妻)、王太后(景帝之妻),在国事上也均拥有相当份量的发言权。

及至汉武帝执政,早年有过受制于窦太后与王太后的不愉快经历,故他所任用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开始倡言「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西汉成帝时代,太后王氏对朝堂的影响力甚大,宗室刘向遂特意编纂《列女传》,宣传女性的一举一动皆应以男性为中心,试图以「礼教」为名对女性的行为作出约束和规范,进而在宫廷权力斗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乃至将女性彻底逐出政治领域。

图:刘向《列女传》书影

进入东汉,中国女性的厄运正式降临。

王莽以外戚身份取代西汉,对东汉皇帝而言是一个沉痛的前鉴。故自光武帝起,东汉皇帝们长期致力于「从制度上消灭外戚专权」。在汉章帝时代,他们找到了自认为最有效的方法,亦即「从理论上将女性贬为次等人、贬为男性的附属物」。完成这一理论建构的,是由汉章帝亲自主持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具体负责将会议成果操刀整理为《白虎通义》一书者,则是班固等人。

《白虎通义》提出「妇人无爵」之说,目的即是为了取消女性的社会地位。书中对此有所解释:「妇人无爵何?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何谓「妇人无爵」?意即女性作为「阴卑」之人,没有社会属性(无外事),只有「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家庭属性。④亦即:《白虎通义》以法律的形式,将女性残酷地定义成了男性的附属物。

这也是「三从」之说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见诸国家法典。

《白虎通义》出台于公元79年。东汉女性的社会地位自此一落千丈。约三十年后,遂有在夫家「战战兢兢,常惧绌辱」了四十余年的班昭,为自己的女儿们写作「女性的婆家生存指南」(《女诫》写作于公元105年之后),字字句句告诫女儿们要懂得自己的身份乃是「卑弱下人」,要学会将自己低低地埋入尘埃。

图:东莞蒙正国学馆女德班被要求停课,志愿者在最后一课的告别会上流泪(图片来自腾讯《焦点人物》栏目)

这当然不是偶然。

任何一个时代的道德滑坡,都是从政治滑坡开始的。任何一个时代的风俗变异,也都是从政治变异开始的。若没有皇权以法典的形式将女性贬为次等人,擅长赋颂、精通史学的才女班昭,又何须「战战兢兢,常惧绌辱」四十余年,何须苦口婆心告诫女儿们要时刻注意低眉顺眼?

略言之,《女诫》不是中国古代女性悲惨命运的原因,相反,它是中国古代女性消极应对自身悲哀命运的结果,是被伤害者的无可奈何。作为家庭内部读物的《女诫》流出后,反被皇权拿来做公开钳制女性的准绳,这是班昭生前始料未及的。至于「女德」这个词,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代表着政治权力针对女性的一种不怀好意。今人引用《女诫》中的只言片语为证据,欲证明「在中国古代,两性关系并不完全表现为对立的主从关系,也被认为是阴阳互补、琴瑟和谐、各尽其本分的有序关系」,岂非荒唐?岂非是要把本就内心苦得不行的班昭,从坟墓里再气活过来?

图:2017年红极一时的“女德教母”丁璇

所以,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什么「我们可以不要‘女德’之名,却不可以不要‘女德’之实」,而是以班昭之《女诫》为主要内容的「女德班」,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为什么仍能有它的市场,乃至于能够在「国学商业」的版图中占据重要一块?

班昭写作《女诫》,是为了消极应对她所处的那个时代对女性的打压;今日之女性报名参加「女德班」,又是为了什么?

须知「女德班」不是病因,它只是时代之病的一种症状。

正如《女诫》不是病因,而只是班昭所处时代有病的一种症状。

图:2017年5月,海口市某女德班授课现场

注释

 
①解玺璋,《我们不要「女德班」,却不可不要「女德」》,腾讯大家,2018/02/27。后续引自该文者,不再赘注。②班昭此处用典之考据,参见:俞士玲,《论班昭〈女诫〉及其创作背景》,收录于《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一辑)》,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2008。后文关于《女诫》的写作年份,亦系依据该文的考据。③《汉书•刘向传》云:「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④《白虎通义》卷一「妇人无爵」篇。本文还参考了:尤佳,《东汉列候爵位制度》,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田艳霞,《汉代女性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