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老头,最小的61岁,最大的81岁,总计四百多岁,15平米,上下铺。隔重庆最繁华的闹市中心解放碑一千米,密不透风的建筑森林里,黑黢黢的角落。每人150元,他们租下这个房间,组成了一个家,打算在城市顽强地活下去。他们都是孤老,活过去就行了。

当你走在强大祖国的街道上,你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吗。他们像尘埃一样卑贱,如果不是挡了你的道,你多半不会注意到他们。他们可是城市的劳动者,连最老的老头都在卖糖葫芦。听听他们的名头,孔老头,瞎子,廖神头,覃荒儿,罗棒棒,周三儿,你应该可以想像他们这一生是怎么过的。

我多少有点了解他们。二十多年前,我还自以为对这个社会负有一份责任的时候,曾经关注他们,有时在路边跟他们聊几句,还了解过一些人的身世,跟个别人建立过联系,我曾经在新浪博客上写过。每一个城市都有他们。我不在重庆,但我知道,在重庆,他们叫的大名叫“棒棒儿”,也就是挑夫,城市苦力。他们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阶层,有清晰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

我关注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这么老,那是没有这么老的城市流民。重庆的苦力蹲在街角,发现一个活儿,立即扛着棒棒飞奔过去。三十多年前,他们大半三四十岁。后来,我看到到他们行动迟缓了,抢活儿的时候翻栏杆时显得越来越笨。而城市街道越来越宽,栏杆越来越多,楼房越来越高,他们越来越老,活儿却越来越少。终于,他们七老八十了。

这几个老头够奢侈的。他们还敢房子住,大家是因为他们大多手上还有一个活儿。这也是他们能上中国青年报和澎湃新闻页的原因。如果他们不租房,如果他们睡街角,我们便不会在手机看到他们的生存状况。

地铁站才是他们的归宿。感谢城市变高的同时,兴起了地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寒冬腊月,他们躺在那里,带着一身的疾病和肮脏。这样的生存就上不了可爱的媒体了。我有一些重庆的朋友,冬天给城市的无家可归者送棉被和大衣,传统节日给他们送一顿佳肴。我跟着走了两次。

他们多半是农民身份。看他们的年龄,有的是民国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多半也经历过农村全部的社会主义过程,土改,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集体伙食,大饥荒),农业学大寨,责任田,农业税(江时代,各种税),计划生育,计生罚款,然后,农地撂荒,成为城市苦力,流民。最后,他们老了。

李K强前几天说,不让一个家族因病致贫,对不起,他们“没有家”,你们可能没有统计到他们。李总还说,“药品,特别是群众、患者急需的抗癌药品,我们要大力降低进口关税,力争降到零关税”。他们听都不会听这个好消息,更不知道救命的东西,降个关税要“力争”。就算力争实现了,也跟他们没关系,他们自生自灭,跟你说的没关系。至于301用的药降不降关税,除你方便。

其实这就是6个老头的群租房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应该在每一个城市都有。这么低的端的人口,蚂蚁一样的自助养老模式,让人揪心。它发生在重庆,应该叫做薄王孙的余毒,应该彻底肃清,不能让那些离退休后享受都永远不会变的诸公总是牵挂他们。(201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