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圣约教会:本周六上午,9:30-12:00,秋雨圣约教会,5.12大地震十周年特别聚会。欢迎参与教会灾区事工和关心灾区福音事工的“肢体们“(编辑注:基督教用语)参加。 ​​​​

@秋雨圣约教会:​​加尔文的这句话,送给大家。今天有陆续有同工会友被警察约谈,被要求甚至威胁不参加明天的聚会。主啊,我们要朝见你的面。我们要向你呼求。把我们显出来吧,作为光明之子,又好像明明列在末后的死囚。使我们成为一台戏吧,给天使和众人观看。 ​​​​

@秋雨圣约教会:秋雨代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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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亿幸存者(两篇)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汉乐府·上邪》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旧约·雅歌》

5月23日,地震中被毁损的“大禹故里”牌匾,从北川废墟中清理出来,专程送往了绵阳文物局。除了对生命失丧的哀恸外,这个国家被大地震刺痛的,还有两样,一是改革30年后,当代社会对民主政治、社会参与和个人生命权利与尊严的痛切呼唤;二是中国文化古老源头的毁坏与重生。

除了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彭州外,川西北一线的汶川、北川,平武、茂县、青川、黑水等震区,在今天的中国地理和文化版图上,实在都显得太过偏远。但从黑水到都江堰,恰好都在古羌人建立的冉駹国版图内。如果说大地震发生在佛诞节,只是一个文化的巧合。那么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最幽深的几个源头被毁,对这个族群的深层影响,和孩子们已逝的鲜活生命一样,都叫人悲切,难以自抑。

羌族的意义,并非56个少数民族之一。羌是甲骨文中反复出现的唯一一个氏族名称,中华族群和巴蜀文明最古老的源头之一。古羌的始祖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通婚后,流出炎黄子孙。如今,这一中国最古老的族群仅存30万人,散居在此次大地震的主要受灾县。北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被认为是大禹的故乡。但唐代的司马贞注《史记》,说禹为西羌,“生于茂州汶川”。

另一个源头茂县,被称为古羌之源,该县的松坪沟,一说为秦始皇的出生地。秦人也是华夏族,西羌的一支。古蜀文明也来自羌族,茂县的叠溪镇,则是蚕丛称王、巴蜀立国的开始。而这个镇,早在1933年8月25日的叠溪大地震中已经消失。

5月12日之后,我们不但在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面前是幸存者。我们也是这一百多年不断挣扎受困、渴望重生的中华文明的幸存者。文化是社会的灵魂,政治是民族心灵的外观设计。我们活在其中的,是无数生命汇聚、影响和传承的产物,当一部分人在灾变中失去生命时,我们不但失去了他们,我们也失去了自身灵魂的一部分。

于是灾难总是反思与革新的契机。当大地忽然摇动时,一个人一辈子积攒的不动产,一个国家30年来的GDP崇拜,都开始显出荒谬。当百万志愿者来到四川时,就像当初几十万川军出去抗战,日常生活被打乱了,日常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被怀疑。这些可爱的志愿者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灾民的同情,和救援的道德热情;我们看到的,更是一种生命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对我们在512之前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体制的一种否定。就像那位来自深圳的志愿者说,“机会难得,这么大个事,只有唐山大地震才有”。或像尹春龙,在奇迹般地救出被埋7天7夜的马元江后,他兴奋地对同伴说,“有些歌星奋斗十年才达到我们今天的成就”。

这并非对英雄的否定,恰恰相反,所谓英雄,就是他在某个时刻的抉择,高度藐视和否定了唯物主义的生活逻辑和价值排序。因此救援、重建与反思,不但指向灾民,也指向举国之人。不但指向地上的家园,更指向心灵的重建,政体与文化的变迁。512之前,我们是怎么活的,社会是怎么鼓吹的,国家是怎么治理的;512之后,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我们的价值排序应该有所不同了。我们是幸存者,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们。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改变这个国家的责任。

23日,国务院公布了21个省份对口援助灾区市县的名单。在被毁去的大禹故里,—北川的重建,或许象征着中国文化百年苦旅之后的一次重生。每一个文化与信仰群体、每一种民间力量,每一个行政和文化的区域,都应当得到一个机会,去参与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国家的重建。但不是为着重建一个刻舟求剑的冉駹国,而是为着一个宪政转型的共和国,积累社会重建的伟大经验。

13亿目睹了这场灾难的人,其实都是灾民,都是幸存者,都有各自的震后综合症。但我们看过太多的灾难了,我们甚至也看过太多灾难之后短暂的热情、善良、勇敢和高尚的志向。这一次是否不同,这一次灾难是否大到足以叫我们从此活得不一样?叫我们未来的生活,是向死而生。

向灵魂低头

帕斯卡尔的名言,可作为这场地震搜救工作的一个注脚。“人是一根芦苇,大自然的一点力量,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但纵使这世界毁灭了他,人却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因为他认识死亡,认识世界对他具有的优势,世界却对此一无所知”。

作为幸存者,要特别感恩的是,这一次,当个体生命在自然力量面前脆弱到极点时,终于反过来赢得了国家力量的尊敬。日本搜救队,对被埋100多小时的一对母女不离不弃。在掘出她们的尸体时,全体队员排列、默哀、致敬。接着,在都江堰50具罹难学生的尸体前,温家宝总理停下,对着遗体三鞠躬。这两幕敬畏生命、向着死者的灵魂低头的场景,对中国人来说是陌生而令人安慰的。

在聚源中学,每当一个孩子的尸体被找到,鞭炮就会响起。俄罗斯救援队为了不伤及一具遇难者遗体,多用了10多个小时,将其从废墟中掘出。5月20日,三部委发布《地震遇难人员遗体处理意见》,“遇难者经确认是外国人的,遗体由中国殡葬协会进行防腐处理”,对中国公民不能确认身份而进行火化或土葬的,特别 “要尽力对遗体进行编号、记录、拍照、提取可供DNA检验的检材,并由公安部门统一保管和检验,建立5.12地震遇难人员身份识别DNA数据库”。 《意见》更特别提出,遗体处理过程要“尊重遇难者尊严”。

这一次,政府和志愿者们不但竭力救援生者,也开始学习尊敬死者。这是否表明我们开始承认,生者和死者必有一个相同的部分,就是灵魂或人格;或者说,人身上有一样东西,是死亡也不能拿走的。否则,在巨大而普遍的死亡面前,没有人可以继续有希望地活下去,因为生命的意义,不能建立在碰恰没有地震的偶然性上。

为死难者降半旗,和三天全国哀悼日,是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对普通公民的尊敬。普通公民的意思,就是这种尊重与他(她)的身份无关,而与个体生命本身有关。当国旗从一个高不可攀的、国家主义的至高点,降落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时。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值得纪念的突破。表明中国人经过千百年来无数次灾难,终于获得了一个政治哲学的新起点,就是个人的权利、人格和尊严,高于国家,也先于国家。当举国上下,从文武官员到贩夫走卒,一起为死者默哀时;这个国家开始低于灵魂,否定了自身的神圣性,而将神圣不可侵犯的起点,还给个体生命本身,开始真正承认自己仆人的地位。

陈世琼是北川羌族博物馆的副馆长,谈到地震博物馆时,他说,“要在遗址上,设置一面墙,上面要有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中国终于应该有这样一座纪念碑,这样一座哭墙了。6万多个名字,是6万多个灵魂的记号,一个不缺地刻在上面,而不是被一个抽象的“人民”或“死难者”所遮蔽。5月19日,从这一天起,所有的死难者已为中国带来了祝福。我们低下头去,其实不是我们给了他们什么,而是他们给了我们。从此,这个社会欠了死者的债。它有责任,更加尊重和守卫个人的生命、权利和自由。

以爱为旗

46岁的龚天秀,被埋73个小时,她用砖块砸烂小腿喝血求生。银厂沟的崔昌会女士,被埋216个小时后获救。谢守菊、唐雄夫妇,相隔一堵墙被埋,彼此守望、鼓励,在139个小时后获救。不知这样的新闻,是否有助于降低每年28-30万人的自杀数字。不过地震中许多这样坚韧求生的故事,的确深深惊骇了在日常生活中麻木不仁、常叹生亦何欢的人们。

在都江堰的一条河边,一位母亲在最后一刻,俯身护住了吮吸乳汁的孩子。一对年轻父母在地震发生时,脸对脸、胳膊搭胳膊,二人联合,成为一体,为三岁的女儿宋欣宜筑起一道生命的拱桥。人在灾难中激发出的牺牲之爱,对一个有着500万流浪儿、每年在医院有100万弃婴的社会来说,对无数离婚时以儿女为筹码,或充满家庭暴力和家庭冲突的夫妻来说,也彷佛一场洗礼。为什么一个甚至愿在危难时为他(她)去死的人,日常生活中却忍不住向他(她)怨恨、拒绝甚至背叛。就像国家,甚至愿意为一个公民的死亡降下国旗了,但他活着的时候,却还是忍不住要去限制、侵犯和剥夺他的选举、信仰、言论或财产的权利。

半个世纪前,诗人何其芳写下一首诗,“成都,我要把你摇醒”。他痛恨于这座城市的安逸。危难状态,是对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罪恶的一种冲击。大灾大爱,小灾小爱,无灾无爱。非要刺痛我们的,才能把我们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惊醒。512当晚,成都处于惊慌之中,百万人露宿街头,但排队献血的队伍仍然通宵达旦。这是令人感佩的一幕。接下来的一周,全国民众的爱心被空前激发,企业、机构、个人,民间的捐赠和志愿者运动,也达到一个共和国历史上的高峰。日益鼎盛的企业,羽翼初生的NGO,方兴未艾的网络力量,明明暗暗的信仰群体,与政府、军队一起出现在四川灾区,成为这次赈灾救援的一个亮点。

同时,温家宝总理的言行,和新闻信息的开放度,也几乎在极短时间内重塑了一个新的政府形象。连《成都商报》这样的本地媒体,记者也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咄咄逼人地追问地震局对大量震前异象的了解情况。这一次,爱和勇气一起增长,政府和民间遭遇了相互的挑战,彼此都让对方意外。

全国也有几万个家庭,登记申请领养地震孤儿。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幕。因为近10年来,中国有近6万孤弃儿被外国家庭收养,其中90%被美国家庭收养。这些收养家庭大多是有一个以上孩子的普通家庭。去年,美国家庭收养的外国孤儿,超过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美国全国领养理事会的查克·约翰逊解释说:“在美国,父母对子女的爱无须源于血缘关系;而在许多其他国家不是这样”。 尽管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指出:“跨国收养应当是确认儿童不能安置于国内寄养、收养,或不能以任何方式在儿童原籍国加以照料的一种替代办法”。但相比之下,国内收养孤、残、弃儿的数量一直少得可怜。以至于民政部官方网站上的这一栏目,几乎完全空白。

但许多媒体,都以洋溢的语气,赞美着这一地震后的社会道德浪潮。好像512之后,在这个国家,人人都献出了平日罕见的爱。人人都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大灾大爱”的道德蜜月期,风尘仆仆地驶进了一个博爱精神的洗车房。然而,这种对道德的自我圣化,其实仍然是对死者灵魂的不敬。一篇典型的救灾报道,最后说,“让我们永远记得这些名字吧”,结果不是死难者名单,而是参与救援者的名单。这种先把自己感动了再说的道德情怀,是我们极为熟悉的,平均每年都有一次,平均一次最多持续一个月。

不错,我们的确看到了一种极其匮乏的爱,在社会上被空前激发,我们也盼望这次和以前不同,这一次我们对同胞的爱,是对自我中心、经济中心、国家中心和人类中心的价值观的一次重创。我们实在太希望这种“无须源于血缘关系”的爱,可以恒久忍耐,永不止息。

但我们看到更多的,其实是无数冷漠的灵魂,无数缺乏在爱中委身的家庭,一个匮乏的公民社会,一个对个人表达、汇聚对社会的关怀与参与存在重重阻碍的制度。我们的心灵、文化与政治,就像被几千座大坝层层割断的河流。这一次,在6万多个生命,几百万被苦难抹去表情的灾民,和广大的废墟面前,我们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冷漠和麻木的确是被刺痛了。事实上,我们被刺痛到什么地步,我们的爱才可能持续到什么地步。

短短一周,人们日常的麻木、人的罪性和复杂的利益立场,已开始破碎一个关于救灾的“完美道德风暴”。对红十字会赈灾款项使用的置疑,对成都、绵阳出现被挪用的救灾帐篷、德阳因贩售救灾物资发生街头争执的曝光,对筹款诈骗的打击,对知名人士捐款的争吵,对灾区紧缺物资分配不公的报道,甚至灾民中亦出现对救灾物质和志愿者的挑剔,在心理压力下将对生命苦难的抱怨,转为对社会和他人的抱怨。其实这一切使我们看见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就是512之前我们一直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就像在什邡县红白镇,志愿者陈有伟不愿记者报道村里物资分配的不公,担心“影响全国救灾的团结氛围”,但又不忍见到灾民在匮乏中忍受不公。他说:“我们的确不能天真地相信,中国社会原来的问题因为一场地震就全部变好了”。

真正的大爱,是怎样才能使收养地震孤儿的热情能够持续,使国内收养从此成为源源不断的爱的河流,成为全国500万孤弃儿的祝福。怎样才能使一百万志愿者的热情能够持续,开启民间非盈利的结社浪潮,成为对一个公民社会的祝福。怎样才能使灾区的重建,成为重塑政府与民间关系的契机;成为重建基层民主和农村自治的契机;成为一个选举社会、开放社会的试验田。又怎样使温家宝总理的个人形象,成为重塑政府乃至政体形象的一个转折点;使这一次国内媒体在传播史上的成功突破,成为不断走向新闻自由、信息公开的一个里程碑。

当我们知道,美国普通家庭领养的中国孤儿,已超过全国福利院收养的孤儿总数;当我们知道,秘鲁为四川大地震的死难者降半旗,设全国哀悼日,而这竟然是秘鲁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哀悼日。“大爱”两个字,我们怎么说得出口。

我们中间爱的匮乏,被一场空前的国殇震惊了。我们没有大爱,只有一个被刺痛的人的基本反应。这反应是善良的,但我们若轻易就被自己的反应感动了,我们就比5.12之前更加不堪,我们其实并没有真的学会向死而生。

彩虹之约

5月23日,温家宝来到北川中学复课点,在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字。

几年前的电视剧《走向共和》,曾提到李鸿章1901年写给慈禧的遗折,“多难兴邦,殷忧启圣”。这话出自《左传·昭公四年》中的“或多难以固其国”。从此一百年间,从李鸿章到孙中山,从周恩来到温家宝,每一轮的民族苦难,“多难兴邦”一语,就像刘德华的歌声“老天爱笨小孩”一样,都会作为一个民族的愿景,被政治家反复提及。1915年,青年周恩来写下《或多难以固邦国论》,说读到此语,“不禁深致服膺”。1966年中国陷入浩劫,邢台地震中周恩来再次提到“多难兴邦”,以鼓舞士气。

这次地震后,媒体、网络、手机短信和一切文字资料中,与以往最不寻常的一点,是涌现出两个盛行的用语,一是“天佑中国(中华)”,一是“祈福”。一家周刊甚至用了“世界为中国祷告”的标题。和温总理的“多难兴邦”一样,人们以各种方式,开始相信或盼望,充满灾难的历史演进中仍有美善的可能和扭转苦难的力量。救灾队伍中,佛教徒和基督徒的身影,也成为一个插曲。成都街头和灾区的路上,也不时可以看到“基督教赈灾车(物资)”的标贴擦身而过。

圣经中记载大洪水之后,空中出现彩虹,作为造物主与人立约的标志。人类在这盟约中,有祝福,也有职责。这个责任就是怀着感恩的心,爱惜这个地球,以良善的法则治理看顾这个世界。我们的经济腾飞了,城市改造了,但在这一人类的使命上,基本上仍是一个失败者和渎职者。我们缺乏一个理性的和民主的公共空间,和一个自由、多元的信仰和思想的价值平台,叫我们去反思、甚至去痛恨和忏悔我们对这片土地犯下的一切罪孽,对自然的漠视,对环境的破坏,对耕地的掠夺,这一切与对个人生命的轻视一样,都是不可接受的。港台和海外的一个通用语是“赈灾”,而内地的习惯用语是“抗震”甚至“抗灾”。从中也能看到人定胜天思想的根深蒂固。

截至5月23日的统计,大地震已造成长江流域2300多座水库受损。今天的中国建造在九万座大坝之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甚至在一些院士的口中,仍能听到“万里长江滚滚流,流的都是煤和油”的论调。

在2008年,13亿幸存者活在大地震的废墟上。若不能举目仰望,看见空中的彩虹之约,看见人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多灾多难就不能兴邦,而只是一条不归路。如果民间社会不能先以管家的心态,交帐的心态,当仁不让地与政府一道,去参与治理这个社会;那么民间的奉献、捐助、献血、关怀和一切志愿者行动,就仍然停留在一个好人的心态上,满足的只是自我的道德感。

当初紫坪铺水库的建造,因离都江堰太近,和几乎所有大坝一样,受到过民间环保组织的反对和置疑。其实中国从不缺乏反对的声音,缺乏的是一个自由的表达空间、温和的观念博弈,和一个容纳反对派的民主决策程序。地震之后传来消息,同样受到民间置疑的彭州80万吨聚乙烯工程,或有望得到四川和成都两级政府的重新论证?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大地震迫使我们看见一个民主与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就是每个人都是管家,每个人的一生都要交帐。这是一个新版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令人期许的是,在救灾过程中,政府对此表现出了值得赞扬的开明和宽仁,如果民间能表现得比政府更棒,那么“多难兴邦”、重现彩虹之约,就将是中国社会一个真实的愿景。就是一份长命无绝衰的宪约,一种如死之坚强的爱。

为此祝福四川,祝福政府,祝福中国。

2008-5-25

愿死者记得我们

敬畏感

在四川,当情感和内心的慌乱、灾难的尖锐性、余震的回响,甚至悲伤和怜悯的高潮都开始沉淀时,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媒体已在活着的众人面前记录了这场灾难;接下来,我们要如何在历史中记录这场灾难?我们又将如何惊魂未定地,向孩子们讲述这一切?

告诉他们,这是人类罪愆的报应?告诉他们天灾多为人祸?告诉他们这是绝对的偶然,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在一个瞬间归零?或者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或者说,人定胜天,我们最终会战胜大自然?还是告诉他们,其实爸爸妈妈和你一样无知,一样渴求答案,一样盼望奇迹。

专家说,这一次,可能是陆地上发生过的最大能量的地震。在这种灾难面前,每个人的价值观,每种文化的回答,每一种讲述灾难的方式,都面临着被颠覆、被修正的可能。我们怎么去记录和讲述呢,连我们的语言都开始被震动了。

每一个证据勘验的故事里,高超的法医都会这样说,“死人是会说话的”。死者将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知道的事。当我看见瓦砾下孩子们尸体的照片,就不可抑制地想到了法医的信心。近9万名死亡和失踪的生命,在这个鼎盛的时代,以各种姿势一起横陈在古老的大地上,或躺卧,或蜷曲,或跪立;他们的面容或镇静、或哀伤,或惊恐。我们若不能听见他们在说什么,我们如何记录,如何讲述?我们在死者面前,只是自言自语,只是一个劲地说自己的话。

如果512之后,何祚庥院士仍坚持认为,“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那这场地震对他而言,就没有意义。如果512之后,一位将军依然崇拜凯撒的名言,“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那么数万遇难者对他而言,就白死了。如果512之后,成都还坚持要在彭州兴建80万吨乙烯工程,那这场8.0级的地震对成都而言,仍然显得太轻微。

一个公民僵硬的尸体,要一个国家学会敬畏生命。一张死去的脸,要生者学习敬畏人的灵魂。一个死在教学楼里的孩子,则叫我们敬畏民族的未来。一座被摧毁的城市,要我们重新敬畏脚下的大地,和头上的星空。一片劫后重生的灾区,是要我们学习敬畏心中的道德律。

当灾难来自大地或天空的深处时,人通常有两种相反的回应。一是怨恨,一是感恩。怨恨是为我们失去的,如北川一震,毁去了一个县份超过650年的财政积累。但感恩是为我们得到的。在一场没有逻辑、不被理解、不可抗拒的灾难中,一部分同胞以承受苦难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件事,就像一个遇害者临死前拼命在地上划一个符号来告诉法医。那就是无论我们多么骄傲,多么强大,多么发达,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可能在瞬间消失,意思是说,我们并不是我们所拥有这一切的主人。就像20世纪著名的天主教教士卢云说的,“生命是一份应当去感激的礼物,不是一份紧紧抓在手中的财产”。

原罪感

90年前,一位内地会的苏格兰传教士陶兰斯,来到这次大地震的主要灾区,也是今天硕果仅存的30万羌族聚居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及北川一带。他令人惊讶地发现,羌族在服饰、建筑、歌调、婚俗和献祭仪式上,都与被掳巴比伦之前的古代以色列民族,非常接近。近年来在川西北一带从事慈善工作的华人学者梁燕城博士,也曾论及羌族在生活形态上与中东族群的相似。

羌族的献祭,如《旧约》所记,是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坛,以全身完好、没有折断骨头的羔羊献祭。作为中国族裔的古老源头之一,羌人的献祭,不但饱含了对“天佑中华”的敬畏,也带有强烈的赎罪意识。他们称天为“灵父”,根据陶兰斯的记载,羌族祭司杀羊之后,将血洒在祭坛上,说“我们洒血是为着我们的罪”。

根据羌族的口传历史,他们的先祖也生了12个儿子。1925年,陶兰斯给一位羌族祭司读《旧约》中的《利未记》第16章,这位老人兴奋地跳起来说,这就是我们失传已久的圣书啊。

羔羊是无辜的。用羔羊献祭,表达的是人在造物主面前对自身罪过的承认,和对救赎的盼望。尽管陶兰斯的观点,在历史上有较大的争议性。但这次大地震降临到羌族聚居的地区,令我无法不想起羌族人的羔羊献祭,和他们心中某种古老的原罪感。这种因着对生命、对宇宙秩序的敬畏,而产生的谦卑和对人心中的罪性与黑暗(台湾学者张灏称之为幽黯意识)的体认,在中国的当代文化中,是一种非常稀罕的成分。到底是我们对不起这个地球,还是地球对不起我们?像一位诗人为受难孩子写的那样,“连地球也像一个知道闯了祸的孩子,和我们站在一起”,向死者默哀?

当敬畏感仅仅指向人类自身的性命时,灾难会带来一种对人的道德的圣化,连经历灾难也成为人类骄傲的本钱。在一些关于救灾抗震的报道里,我已看见这种对经历苦难的圣化,对战胜灾难的骄傲是怎样弥漫的。一面,地震局反复强调说,这是无法预测的“不可抗力”,英文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作为(Act of GOD);另一面,我们却依然大力宣扬着“抗震”、“抗灾”的英雄主义。当敬畏感不能与原罪感相调和时,真正的悲悯,和对人类种种缺陷的反思,就一天一天被高音喇叭吞没了。

其实古文中,一系列以“示”为偏旁的汉字,都残留着先人以羔羊献祭的谦恭敬畏。如“祥”字,“示”部表示献祭和敬拜,“羊”是人献上的祭物。我们的祖先曾经这样期盼一个和谐社会,当人献上羔羊为祭时,这就是“吉祥”。

在一切灾难劳苦中,我们的确需要被安慰,但我们更需要先知般惊声尖叫、甚至略显偏激的刺耳声音。不然,就像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在国破家亡的时候,他却这样抨击那些只说安慰话的假先知:

“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使命感

5月12日下午,大地震发生后仅两个小时,一位江苏的企业家陈光标,组织了60辆挖掘机、吊车等大型车辆和120多人的救灾队伍,决定向着四川星夜兼程,几乎与政府的第一支救灾军队同时到达灾区。

这是中国史上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事件。显示出30年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不是GDP,不是高楼与股市,而是民间社会的、一个艰难的孵化器。个人与个人,因着营利的、非营利的、宗教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各种原因,结合成一个个社团,从而形成一个网状的、多元的民间社会。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治理”。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的强制性管制,在人类共同体的“治理”中所占的比重是偏低的。而在一个相反的社会中,离开政府的管制,我们就没有其他理解“治理”的方式。

512之前,我们活在一个普遍缺乏使命感的时代。少数人自以为担负着天下的使命,一谈使命,就难免与对他人的支配联系起来。而多数人以极端的个人立场为支点,认为天下滔滔,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其实这两种都是骄傲的版本,也是绝望的版本。

当我在512的下午,从高楼上走下来时,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我第一个反应是,上帝啊,我们要如何交账?当一个人死在你面前,不是死在别人面前时,他人固然无权对你说,这件事你必须负责;但你也无法对自己说,这件事真的与我无关。

在绵阳三台中学,一位在地震时独自逃生的教师,被学校开除了。而都江堰光亚中学的老师范美忠,因为在网上撰文,述说自己独自逃生的经历,和认为地震时没有义务帮助学生逃生的看法,引起了轩然波澜。学校迫于舆论,也已停了范美忠的课。

对中国知识界来说,这也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一种仅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自由主义,在民族的苦难和激情中,发出过许多先知般冷静的声音,并固守着一个个人与群体的边界。然而,这种轻易拒绝了高贵品质的自由主义,却无法在一件具体的苦难中,建立起我与他人、族群在盟约中的生命关系。花了多少年的代价,我们才走出了集体。但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地震,却借着无辜者的血,叫我们发现,自由知识分子们正在丧失重新走入集体的勇气。我们可能守住了一个防止强制性闯入的边界,但我们同时也失去了以爱的力量自愿打破这个边界的能力。

陈光标和范美忠,是这个时代青黄不接的象征。但在大地震的废墟上,我看见民间社会曾被强奸的使命感,开始死灰复燃。每一双紧闭地下的眼睛,依然看着我们,问:我们死后,你们怎么交账?

历史感

在各种地震博物馆的建议里,川籍学者查常平、作家魏明伦、、建筑师刘家坤等提出的“5·12汶川大地震遗产保护计划”,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呼吁。他们反对对地震遗址的深度清理,主张活着的人,付出一个再大也不会比死者更大的代价,来保留这场大地震的遗迹。包括“六大遗址、三座纪念场所、三个中心、两个历史博物馆、一座志愿者空间公园”,形成一个从九寨沟到都江堰的“世界最大的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群址”。将我们的死亡、灾难、忧伤和盼望,一一陈列在大地上。

作家萧伯纳曾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更美好”。

我想死去的人也有权利要求,世界在他(她)死之后,要比他(她)活着的时候更美好。这是一种催生使命感的历史维度,真正的写作、治理、救助、关怀、经营和崛起,都是面向历史的。当年,麦迪逊和杰斐逊曾争论《宪法》是否应该每隔20年就重新制定一次。因为活着的人已经死了,新生的人凭什么要被一群死人统治呢?

如果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不属于一个共同体。如果死去的人不值得我们低头默哀,不值得国旗为他(她)垂落,他(她)的遗体也不值得我们挖掘、埋葬;那么宪法的概念也就不能成立。因为宪法在本质上是一个超越死亡的盟约,历史也是。就如小学五年级的阅读课文中,有一篇《地震中的父与子》,说1989年的洛杉矶大地震中,一位父亲在学校废墟上挖了36个小时,其他孩子的父母都伤心地离开了。他最终救出了儿子和其他14个孩子。这位父亲的信心,并不在乎他知道孩子一定活着,而在于他持守的一个誓言。就像他的孩子对同学们说的,“只要我父亲还活着,就一定回来救我。因为他说过不论发生什么,都会和我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的意思,包括了死亡。

个人的死亡是一个悲剧,因为每个人的死亡都伴随着他(她)独特的苦难。但死亡本身是人类的遗产。换句话说,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遗产,都是死亡留下的。埋在地下的人,告诉后人这是我们的故乡,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破坏埋过自己亲人的大地。换句话说,埋过我们亲人的大地,是不可征服、也不应当去征服的。

一个有历史感的社会,需要改变它的发展方式。需要在其文化中呈现出人类的死亡。对于墓地,流行的逻辑是“不能让死人和活人争地”;对于宗教,流行的逻辑是“今天比永恒更值钱”。不尊重前人的死亡,后人也不会尊重我们的死亡。于是死亡的痕迹不断在历史中被抹去,在一座翻新改造的城市中,人们看不见过去的死亡,也就看不见历史。换言之,死过的人都白死了;将死的人也要如此。

这正是道德衰微、物质主义成为主流生活方式的原因之一。老实说,让13亿幸存者永远记得那些遇难者,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正如一位学者说的:

“让活着的人记住死者,对活着的人来说,是一种奢侈,面对无辜的死者,活着的人对生命总是亏欠的。我只有恳请无辜的死者记住我,因为,他们活着,永远活着,而我是将死的。我将属于他们,所以恳请他们记住我”。

一个缺乏历史感的社会,一定是一个记不住死者,死者也不会记住他们的社会。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倒了。发生过的事,最后就当没发生一样。

末世感

报载,86岁的乞讨者徐超,向灾区捐出了他积攒的105元。

108岁的景颇族老奶奶梅普格桑,将她为身后事积攒的502元7角3分,捐给灾区。

这在道德上当然是值得褒扬的个人抉择,但在我看来,这也是两个浸透了末世感的片段。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一件使历史的意义遭受重创的事。无数孩子在地震中成群结队地死去,不只带来一个对学校和建筑商如何调查追究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对于未来的盼望,被深深刺痛的一个象征。当死亡循序渐进的时候,我们对未来还有一种假想的秩序感,看见一个孩子呱呱落地,可以抚平三个老人离去的悲哀。我们以为世界就会一直这样,按着固定的程序运转。我们骄傲地以为,历史是源源不断的自来水,绝不会突然停止、转身甚至倾覆。我们把自己赚来的一切想得太重要了,想当然地以为,连天地和造物主都应该和必须尊重我们的财产权。其实我们的发展观和价值观,我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都是建立在这个沙土的根基上的。

但大地震最触目惊心的,是死亡的普遍与突然,刺破了这种科学主义的秩序感。30年多前,一个叫罗马俱乐部的团体,发表了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指出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能持续,这一类对世界性灾难的悲观论调,在西方文化中从来没有少过,一方面,这些观点被高歌猛进的社会当作乌鸦嘴;另一方面,却因着好莱坞的电影而充满了全世界的卧室。512那天,我从无数人那里,听见对地震场景的最多、最贴切的一个描述,就是“好像一部美国大片”。

一个缺乏敬畏感、原罪感和历史感的社会,对于未来,要么过于乐观,要么失去盼望。看过无数好莱坞的灾难片,我们从来都对美国人关于末日的描写嗤之以鼻,仅仅对灾难的场面大呼过瘾。因为中国文化中,从来缺乏一个对末世的启示、描述和警示的传统。我们的世界观是生生不息的一个循环,似乎是一个永远不会破口的鸡蛋。所以直到今天,末世都是一个令人恐慌的词,甚至被降低到社会学的意义上,成为与“盛世”对立的、一个叫人家不高兴的概念。

所以中国人无论经过什么灾难,依然是最缺乏末世感的一个族群。我不敢奢望这场大地震的余震,将永远回响在我们灵魂深处,从而有助于改变这一点。事实上,末世是一个充满张力和盼望的概念,正如哲学家齐克果所说,“绝望是生命得救的良药”。对今生的一个彻底的绝望,在永恒的背景下,反而带来对今生的一个积极的拥抱。就像对集体的深刻的绝望,回到个体性的救赎道路上,反而会带来对集体的一个重新的爱的接纳。

一个最具有末世感的例子,就是当初马丁路德的一句话,“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也要走出门去,怀着永恒的盼望,亲手栽下一棵小树苗”。

已死去的孩子,或在天堂歌唱。或许他们很想差一个回来,告诉我们,如何面对历史,如何真实地记录和讲述这一切,才不会到那一天悔恨莫及。但生死有命,人鬼殊途。不是我们无法挽回他们,是他们已无法劝说我们。我们只能祈祷,愿死者永远记得我们,记得5.12之后这个国家做了和没做的一切,所发生的全部改变和死不悔改;记得我们的愧疚,忧伤和敬畏,记得我们从此之后的生活方式,和各人或长或短的一生。

让活着的人被死者记住,让我们值得被他们记住。这是我在默哀中的誓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