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甲午战前,日本当局对清廷内部军事、政治及民情等状况的调查,已相当细致,对其战力有相当客观的评估。清廷对日军战力的了解,则可谓一塌糊涂,充满了“日吓尿”、“清必赢”的盲目自信。

细致的《征讨清国策案》

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管西局)小川又次,1879年曾被派往中国大陆,从事谍报侦查。明治二十年(1887),小川又次向当局提交了《征讨清国策案》。该《策案》对清国内部弊端和具体实力,有很准确的判断。

《策案》开篇谓,“敦厚信义、避免干戈”这类见解很荒谬,现今世界乃“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时”,希望日本当局能够“自本年开始,以五年为期进行准备,时机到来,则(对清国)加以攻击。”

对清廷的陆军实力,《策案》的评估是:

“八旗兵大约三十万人;绿营兵大约四十七万人。此两者之内,练军约十万人。蒙古兵大约十万人。勇兵大约三十万人。合计大约一百一十七万人。”

其中,防勇、练军四十万人,战斗力较强,但也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部队“由各省总督、巡抚分而辖之”,“教育之法各不相同”,虽然多聘请外国教练,但“并非举而全然委任于外国教师,而是采用半洋、半清式之战术”,这种非驴非马的训练模式,徒增混乱。将领方面的素质也不乐观,“将校为文官,虽有武官,但也一概不知兵学为何物,皆是惟有利己之谋。”

再如,部队分布于各省,而清廷交通建设非常落后,“以此四十万之兵员,布于我十倍之土地面积,特别是道路粗糙恶劣,交通甚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事,也难以直接调遣邻省之兵。”

余下的七十七万军队——朝廷之八旗,地方镇台之绿营,在小川又次看来,皆是“携带家眷之兵”,薪饷本极有限,“长发贼大乱以来,……又减少官兵俸禄钱粮”,已到了“不从事贱业,则不足以糊口”的程度,“今查清国军备金额,大约七千五百余万圆”,数额虽大,“但用于八旗、绿营者,恰如救助贫民”,仅算勉强养活,至于军备训练,完全无从谈起,“实乃有名无实之兵员”。

小川又次还提到,中法战争后,因见地方勇兵坐大,清廷为维护其满人统治,曾命地方“减少防勇人数,每年节省二三十万两,以充作训练八旗兵之费用”。小 川认为,这种以弱易强的做法,反使清廷的军事实力“又有几分退步”。

图:小川又次《征讨清国策案》原文(部分)

对清廷的海军实力,《策案》的评估是:

近年虽有进步,且时常“唤起世人瞩目”,但“就其真正实力而论”,不过“虚势眩惑”。

这个结论,是对比了中、日两国海军的硬件与软件之后作出的。

关于硬件,小川又次的总结是:

“清国海军数十只军舰中,能够用于海战者,不过只有北洋之五只,南洋之四只。以此九只军舰之威力,与本邦军舰威力相比,虽然北洋之五只军舰与我浪速、高千穗、筑紫、扶桑、金刚五舰;南洋之四只军舰与我比睿、海门、天城、盘程四舰相同。”

他认为中、日两国海军的实力差距,主要存在于软件层面。

比如,清廷海军始终未能培养出自己的人才:

“清国之海军,从舰长至士官人员,概为乏于学术”,故仰赖洋人甚多。

再如,清廷海军分属不同利益集团,号令不一,关键时刻也无法一致对外:

“清国水师所辖不同,经常相互不能应援,(法国)炮击福州之际,有其他水师救助者乎?后来再三督责,也仅从南洋出动五只军舰,且在途中空为踌躇,最终招致石浦之耻。”

对清廷的整体军事实力,《策案》的总结是:

“近来虽然虚张声势,频繁谋求扩张军备。但尚未达到杜绝百弊之源、布设铁路、采用义务兵役之日,决不能称作真正之强国。”

换言之,清廷的军事力量,在硬件(布设铁路)与软件(义务兵役)两个层面,皆尚未能实现近代化。

《策案》还注意到,这种“未近代化”的弊病,遍布清廷的方方面面。比如财政,“清国岁入总计一亿二千五百万圆有余。……拥有本邦十倍面积、人口之大国,其岁入不足本邦一倍,其财政困难可想而知。”

当然,最要命的是清廷缺乏近代国家必备的立国精神。《策案》称:“国之基本,不只兵器精良和国内富饶。最为必要者,在于忠君爱国之热情如何。”“忠君”一节,乃是日人“天皇”体制下的自诩之辞,与近代化并无关系,小川又次对此也明白:“清国若为纯然之共和政治,即便缺乏忠君精神,但有富于爱国精神之义勇,在一朝有事之际,人心亦可以奋然于此”,可惜的是,“今日清国之人民,……乃无智愚昧之人民”,“不知爱国为何物”。

上述评估,并非小川又次的泛泛而谈,是基于相当细致的调查。《策案》所提供的清廷防勇、练军的具体兵力数据表,显示其调查具体到了清廷的每一省份,最终总计得出431400人的兵力总数。这是一份清廷自己也未曾掌握的军力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征讨清国策案》,不过是日军发动甲午战争前诸多调查报告与建策方案中,较突出的一份而已。这份《策案》出炉于甲午战争之前七年,却仍能与甲午年清廷的状况大体契合,亦可见清廷的止步不前。

图:《征讨清国策案》作者小川又次,曾亲身参与甲午之战

当日清廷最高决策层,可大致分为三个梯次:最顶端者,乃垂帘已久的慈禧太后与亲政日浅的光绪皇帝;其次者,乃帝党、清流魁首翁同龢与北洋领袖李鸿章;再次者,则是举足轻重的地方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

上述诸人中,对日本情状了解最深者,莫过于李鸿章。

早在1864年任江苏巡抚时,李鸿章即注意到了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曾致信恭亲王等人:日本正派遣宗室、大臣子弟出洋考察西学,已渐见成效,该国“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②

李还曾一度主张联络日本,共拒西方列强。1870年,他以“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为理由,建议清廷与日本订立平等通商条约,不可以传统天朝观念待之,正是出于这种考量。③但李的建议,既在清廷内部遭到批评,也不合日人心意——1870年日本派人来华要求订约通商,旨在按西方列强与中国所订之不平等条约模式,求取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及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权利——李鸿章所主张的“平等待之”,在日人看来却是一种耻辱。

此番风波后,李即密切留意日本的动态。但他并无可靠的情报来源,只得过度依赖驻日官员的观察汇报。这些人缺乏情报搜集能力,往往误导视听,其子李经方也不例外。

1891年,李经方担任驻日公使。同年,北洋舰队访日。在给总理衙门的反馈中,李经方写道:中国水师“兵威之盛,雄视东方”,故日人“特有意修好”,“同洲之国情谊可恃”。④而事实是:日本政府深受刺激,随后出台了一系列专门针对北洋舰队的军备扩张措施。

总体而言,李鸿章对日本军事实力的认知,尚算客观。甲午前夕,其奏折称:

“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

这些描述,大致是符合事实的。

不过,李鸿章在甲午年迟迟不愿对日言战,就现有材料观之,非在于其对日军战力有多少了解,而在于其对北洋海军的实情洞悉极深,如其末年自我总结: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 。”⑤

相较李鸿章,清廷其余高层之人,对日本的了解,就只剩下“日吓尿”、“清必赢”的盲目自信了。

比如,身为帝师及清流领袖的翁同龢,对日本素无研究,他身边的清流人物余联沅,曾上奏献策,认为日本军力薄弱,建议清廷派遣海军直取东京。

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在奏折里声称:

“倭人所恃铁甲战舰,仅有大小二艘”。

翰林院编修曾广钧的信心更足:

“彼国只有铁甲一艘,名曰扶桑,……(速度)并不算快。此舰尚不足畏,其余各舰悉系同治年间所造木质旧船,更不足数,……若以交战大洋,直同儿戏。”

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也认为日本只有一些破木船,完全不是大清铁甲的对手:

“日本倾国兵数不当中国之一,又弱不经战,虽有甲船,而能与吾定远、镇远较坚厚,仅有名速力者一艘差可强颜耳,诸下者或不及向时船政之木船。”⑥

及至开战,以上种种关于日本军事实力的描述,均被证明是胡说八道。

清流阵营如此。素有老成谋国之誉的疆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身为湘军领袖,刘坤一初时将甲午之战视作李鸿章淮军之事,袖手旁观,且认为日本绝非中国对手,故身为两江总督,却对江苏沿海一带的防务却迟迟未作规划。

张之洞则素来认为,日本乃海权国家,中国乃陆权国家,彼此不存在利害冲突,不妨结盟共同对付俄国。战事爆发后,张也极为乐观,认为只要中国闭关绝市,就可使以迫使日本屈服。他对日军的战略和战力,可谓毫无了解。⑦

刘、张二人尚且如此,其余疆臣可想而知。

至于光绪与慈禧,前者见识浅陋,唯深受翁同龢影响,亟欲借对日战争巩固自身地位;后者秉政虽久,但对国际局势知之甚少,正汲汲于操办自己的六十大寿,且认为兵凶不详,既不愿帝党因战事胜利而崛起,也不愿因战事波及个人寿典,故立场始终模棱两可。

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清廷甲午之败,不亦宜乎。

图:西方国家报刊所绘制之“慈禧与光绪”

注释

①小川又次:《征讨清国策案》,米庆余/译,收录于《日藏甲午战争秘录》,(澳门)中华出版社2007。该《策案》是小川又次在两次秘密赴华侦查及听取诸多谍报人员汇报后,于1887年2月完成。其“攻击策案”分“彼我形势”、“作战计划”、“善后处理”三大部分。有学者评价称:甲午战争“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战略方案进行的”。②李鸿章:《代李伯相上总署论制造火器书》。③李鸿章:《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④李经方:《偕丁禹廷提督进谒日君情形》。⑤吴永:《庚子西狩纪实》。⑥戚其章主编:《中国史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一册,中华书局1996,P26、94、99。⑦(台)李国祈:《清末国人对中日甲午战争及日本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