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谈,对于大学四年级时候的我,其实是家常便饭。最近岳昕同学的遭遇,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六年前的大学时光。对比北大,长安大学的策略显得高明多了。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下,以表示对岳昕和其他被约谈同学的支持!

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同学和老师眼里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2012年2月19日,我和郑楚然等志愿者在广州发起占领男厕所行为艺术。一下子,我们的行为艺术出现在了各大媒体和新闻客户端上。朋友买了羊城晚报的报纸,并且买了一份给我留作纪念。新华社邀请我回北京接受采访,陕西的华商报为了联系上我,给我已经欠费停机的手机充了10元电话费,就是为了采访我。那时候,我在学校手持一个特别破的诺基亚应接不暇的接受各种采访。我的辅导员在媒体上看到了我的事迹,内心深深的为我感到骄傲,他做辅导员以来,我可能是最令他骄傲的学生了。后来,我出国留学需要他帮忙,他还在对我表达,有机会回学校看看,我是他的骄傲。我深感惭愧,因为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好学生。

2012年2月26日,北京占领男厕所,遭到了警方的维稳。我人生第一次在德胜门附近的一个餐厅和警察吃了饭喝了茶。警察还问我是不是党员,我说否。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辅导员特别敬佩我。我是文科生,我们班31个人,30个党员(除了我)。因为是马克思主义学院,我们的入党名额最多,全班入党不是梦。所以,当党支部书记短信问我要不要入党的时候,我直接回复了一个字:否。他肯定是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辅导员,因此,辅导员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女孩子。

一番喝茶调查之后,警方开始监控我的手机。知道我又要在3月8日,妇女节搞事情之后,电话直接打到我们学校校长办公室。

据辅导员说,当时打电话的人直接说,我找你们校长。

校长助理说,你有事儿可以跟我说。

对方说,我找你们校长!!!

校长当时在北京开会,不得已在党委书记的主持之下,召开了针对我这个“学生”的会议。学校也配合有关部门查阅了我的档案,我估计调查的结果是发现我这个“失足“学生还“有救”。因为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写了入党申请书,言辞恳切,我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在查阅我的档案的时候,发现我父母都是农民,所以档案非常干净,不涉及什么“走资派“的背景。不料到了大四,我就变了。毕竟,我只是一个学生嘛,所以学生只是too young,too naïve. 为了“拯救”自己的学生,辅导员和副院长(女)专程打飞机来到了北京。3月7日晚上五点,我接到了辅导员的电话,他要请我吃饭,我说我们吃羊蝎子吧!餐桌上,辅导员和副院长对我的态度非常好!一边说,以后有什么工作的打算啊,我说我要去非政府组织工作。副院长问我,你要不要参军啊,我可以帮助你啊!我吓得连连说,不要不要!!!辅导员说,你想不想勤工俭学啊,每个月还有钱拿。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有钱啊,于是就答应了。其实,老师的目的很简单,把我留在学校,方便监控。

于是,我就这样,在当晚,学校领导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搞到了四张软卧,那时候车票非常紧俏,而且已经开始实名制了。我拿着一张不是写着我的名字的软卧车票,回到了西安火车站,并且在老师的专车护送之下,回到了学校。

于是,我就开始了“勤工俭学”的学生生涯。后来发现,勤工俭学每个月才120元,好少啊。我心想,我每月给你250元,你还我自由好不好?!不过我的勤工俭学和其他人不太一样,我只需要在办公室坐着,看女权主义和社会学的书籍。

三个月后,我写完了毕业论文,准备毕业。在办理毕业手续的时候,辅导员满面红光的看着我,对我说,李婷婷啊,终于要毕业了。老师很高兴!不知道老师的这种高兴里面是不是也包含了一种安心。

约谈对比:长安大学VS北京大学

我的老师的做法无疑是聪明的。长安大学原本是三个理工科学校合并组建的学校,人文气息是比较缺乏的,但是在对待学生的态度上,比北京大学要好得多。第一,我们学校老师的策略,看管好自己的学生,让她顺利毕业。虽然,我被很大程度的监控,但是我的来去还是非常自由的。室友虽然被要求汇报行踪,但是室友也不会暗地里打小报告。然而,北京大学的领导们的傲慢无礼令人咋舌。半夜约谈,请家长,以毕业证相威胁,这都说明了北京大学的领导们自傲的认为已经找准了学生的命门——毕业。以为通过威胁就能够达到目的,这就是极端自傲下的一种借由权力关系的控制。然而岳昕虽然在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和家庭压力的情况下,依旧选择发声,让北京大学在这场自编自导自演的戏中彻底的失败。短期内,北京大学的领导再也不敢轻易的约谈学生,这是好事儿。大学作为公权力的延伸,其官僚做派早已为学生皆知。岳昕是勇敢的,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请家长这样的套路同样被用在秋白身上。秋白是起诉教育部的主角。作为学生,学校体制里面最低级的成员,竟然挑战了教育部这个老大哥。中山大学的领导气的跳脚了,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为老大哥效忠是他做小弟应尽的义务,岂能容忍自己手底下的学生这么肆无忌惮的挑衅老大哥?于是,秋白被请家长,被出柜,被迫回老家,也遭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她的经历对于大学时代的普通学生来说,是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的。

没有限制的权力导致大学领导的傲慢

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恰恰是因为大学体制没有有效的来自于学生的力量去制衡学校,才导致了大学领导们的傲慢和愚蠢。正常的逻辑,从保护学生的角度出发,让秋白和岳昕顺利毕业,无疑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岳昕正值大四,不日即将毕业,顺水推舟,让她顺利毕业后。她便不在学校的管理范围内,学校将会一劳永逸。任何为难一个大四应届毕业生的领导都是愚蠢的。

奈何北京大学选择了一种他们认为最好的,但是实际上却是力量的博弈充满了风险的手段去压制学生。没有严丝合缝的权力控制,总有游走在权力关系边缘的力量试图去打破这司空见惯的控制。显而易见的,这种权力关系一旦被打破,强有力的形成了一股制衡大学领导的力量,让人为之一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