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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小林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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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1929年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但他更喜欢称自己的祖国为一个中欧更古老的名字——波希米亚。

波希米亚是神圣罗马帝国中的一个王国,在历史文献中,包括了捷克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在内的整个捷克地区,随后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省。

米兰·昆德拉生长在捷克一个艺术世家,父亲路德维克·昆德拉是位钢琴家和雅纳切克音乐学院的院长,与他父亲同名的堂兄是一位出名的先锋艺术家,昆德拉儿时就受到良好的音乐和艺术的熏陶,博览群书,会作曲、写诗、画画、创作剧本,可谓多才多艺。

1948年,昆德拉从布尔诺一所名牌中学校毕业,考入布拉格查理大学艺术学院,继续学习文学和美学,这位才华横溢顺风顺水的年轻人,却在布拉格遇到了重大挫折,他在大学加入了捷克共产党,又在1950年被开除了党籍。

昆德拉在《笑忘录》的开篇中写道:

一九四八年二月,共产党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站在布拉格一座巴洛克式宫殿的阳台上,向聚集在老城广场上的数十万公民发表演说。这是波希米亚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千年难得一遇的那种决定命运的时刻。

哥特瓦尔德的同志们簇拥在他的周围,紧靠在他身边站着的是克莱门蒂斯。正下着雪,天气很冷,而哥特瓦尔德头上什么也没戴。克莱门蒂斯关怀备至地摘下自己的皮帽,把它戴在哥特瓦尔德头上。

宣传部门复制了成千上万份哥特瓦尔德站阳台上向人民发表演说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戴着皮帽,周围是他的同志们,共产主义波希米亚的历史就是从这座阳台上开始的。每个孩子都知道这张照片,因为到处可以看到,在宣传画上,在课本中,或在博物馆里。

四年以后,克莱门蒂斯因叛国罪被判处绞刑。宣传部门立刻让他从历史上消失,并且自然也从所有的照片上消失了。从此以后,哥特瓦尔德就一个人站在阳台上。

从前站着克莱门蒂斯的地方,现在只剩下宫殿的一堵空墙。与克莱门蒂斯有关的,只剩下哥特瓦尔德头上的那一顶皮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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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说共产主义波希米亚的历史就是从1948年布拉格那座巴洛克风格建筑的阳台开始的,但是其实早在1921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就为捷克送来了共产党。

1921年,捷克共产党成立,它当时只是捷克斯诺伐克境内20多个纷繁杂乱的政党之一,而且从未进入政府。

随着欧洲纳粹德国的崛起,列强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1938年9月,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为了避免战争的爆发,在德国的慕尼黑签署了“慕尼黑协定”,未出场的捷克斯诺伐克竟然成了绥靖政策的牺牲品,被要求割让苏台德地区。

绥靖政策并没有阻止希特勒对外扩张的步伐,他于1939年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捷克成为了纳粹德国的保护国,斯诺伐克则成为了纳粹德国的傀儡政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艰苦绝伦,最终反法西斯同盟国获得了胜利,1945年2月,美国、英国、苏联的三国领袖在苏联克里米亚雅尔塔举行了一次秘密的首脑会议,制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方针。

这次会议对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影响深远,此后形成的世界新秩序被誉为“雅尔塔体系”。

雅尔塔会议中的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斯大林爸爸)

同样的,捷克人民或者当时已经恢复的捷克斯诺伐克政府代表也不在雅尔塔会议现场,但是捷克人民此后几十年的命运在这场会议中确定下来了:

虽然会议承诺所有被解放之欧洲国家都要进行民主选举,但苏联获得了它梦寐以求的“东欧缓冲区”,它对东欧国家的政治格局影响巨大。

0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共产党领袖纷纷逃往苏联,苏联贯彻了它输出革命的思想,对捷克领袖进行了理论培训和财政支持,并扶植他们在1948年掌握了捷克斯诺伐克的政权,于是捷共便根据苏联的模式建立了党组织和章程。

这个便是昆德拉在1948年的布拉格广场看到哥特瓦尔德演讲背后的真相。

但是19岁的昆德拉不会在意这些,当时左是代表历史进步,代表世界潮流,代表先锋主义。

即便在拉长到一千年的波希米亚历史中,他也认为共产主义波希米亚是一个伟大的转折,代表它从那些被凌辱、被侵略、被缺席割让领土的屈辱史中解放出来,青春热血的他很快便加入了共产党。

凡认为中欧共产主义制度是专门制造罪人的,那他们至少没有看清一个根本性的事实:罪恶的制度并非由罪人建立,而恰恰由那些确信已经找到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的积极分子所建。

他们大无畏地捍卫这条道路,并因此夺去许多人的生命。但若干时间后,事情变得清晰无比,原来天堂并不存在,因此那些积极分子也就成了杀人凶手。

于是人们纷纷指责共产党人:你们要为祖国的灾难负责(如今她贫穷、破败),要为祖国丧失独立负责(她已被俄国人所控制),要为那些以合法的名义杀人负责!

而被控的人这样回答:都不知道啊!都被欺骗了!当时都以为是呢!其实在心灵深处,都是无辜的!

于是争论归结到了一个问题:他们当初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现在他们装出一副当初一无所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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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引用的文字,节选自昆德拉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讨论,发生在1967年的捷克斯诺伐克。

捷共领袖哥特瓦尔德在1948年成为捷克总统,但随后他就与另一位捷共高层就捷克斯诺伐克应该在什么程度上遵循苏联模式发生了矛盾。

1951年,哥特瓦尔德把这些反对他的政治对手全部以“谋反叛国”的罪名逮捕,并在1952年判处他们死刑。

这就是昆德拉在《笑忘录》上提到的事件:

四年以后,克莱门蒂斯因叛国罪被判处绞刑。宣传部门立刻让他从历史上消失,并且自然也从所有的照片上消失了。从此以后,哥特瓦尔德就一个人站在阳台上。

从前站着克莱门蒂斯的地方,现在只剩下宫殿的一堵空墙。与克莱门蒂斯有关的,只剩下哥特瓦尔德头上的那一顶皮帽。

因为强行复制苏联模式,捷克斯诺伐克的经济慢慢失去了活力,并在1960年代走向了贫穷、破败,捷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本国的道路应该如何走下去。

昆德拉1948年加入共产党,1950年被开除党籍,理由是从事反党活动,但这位执着追求信仰,认定自己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唯一道路的积极分子”不屈不挠,积极改造,1956年又重新加入了共产党。

1967年,昆德拉发表了小说《玩笑》对共产党的教条主义提出了批判,同年,在第四次捷克斯诺伐克作家协会大会上,他与伊凡·克里玛、瓦茨拉夫·哈维尔(就是77宪章发起人,后来成为捷克总统的哈维尔)一道,要求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要求人性和真实的生活,反对教条主义。

这次作家协会上关于真实人性的讨论,被誉为是“布拉格之春”的序幕。

一个较有尊严的民族命运唯一可能的起点,便是人性本身,人性的当务之急是为更为人道的生活创造条件,人的改变是民族形象改革任务的开端。——哈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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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月5日,改革派领导人杜布切克成为捷克斯诺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他决心抛弃苏联模式,走一条带人性面孔的“新型社会主义道路”。

杜布切克

他首先废止了新闻出版物的事先审查制度,然后在4月的中央会议上通过一份行动纲领:

修正共产党的权力集中

为大清洗中的牺牲者恢复名誉

以联邦制为原则解决“斯诺伐克问题”

强调企业自身责任,引进市场机制,进行经济改革

言论和艺术活动的自由化

外交政策上,在强调与苏联的同盟关系的同时,也通过引进科学技术加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

这份行动纲领一颁布,确实使整个捷克斯诺伐克热血沸腾,大家都似乎看到了走向正常国家的希望,为此热烈地讨论着,激动地计划着,这场改革行动也被誉为“布拉格之春”。

哈维尔发表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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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苏联模式是不会那么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自从杜布切克成为第一书记开始,苏联就密切地注视着捷克斯诺伐克的政局变化。

苏共领导人对捷克提出的“新型社会主义道路”感到不安,他们认为这是对苏联的背叛,因为捷克不是对制度进行小修小补,而是对苏联模式进行颠覆性的变革。

自捷克改革之初,苏共领导人就频频到访,指手划脚,1968年5月4日,杜布切克到莫斯科开会,会谈中,勃列日涅夫激烈地批评了杜布切克,其他苏共领导人也对他发泄了自己的不满。

勃列日涅夫与杜布切克

因为受到了苏联的压力,杜布切克在5月末召开的中央大会上,强调了右派修正主义的危险性,表明了坚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态度。

6月27日,由瓦楚里克起草的《二千字宣言》在主要报纸上刊登,但对苏共领导人来看,这些都意义不大,捷克所要进行的改革,就是背叛了苏联模式,就是“反革命”。

1968年8月20日深夜,当捷克共产党领导层还在准备着9月9日召开的党员大会资料,希望树立国家改革开放形象的时候,苏联率领着50万华约成员国的军队和5000辆坦克一夜之间占领了主权国家捷克斯诺伐克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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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的时候,昆德拉对共产党的信仰仍未动摇,他是经历过二战的人,目睹过纳粹德国的侵略,对解放他们的苏联红军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因此他并不认为苏联军队的到来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反而呼吁人们保持冷静,在苏联的干预下,他们仍然有机会实现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的高品质的民主制度。

哈维尔的思想早已超越时代,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不能够为某一种意识形态所限,他通过自由捷克电台,把苏联入侵捷克的一切广泛报道出来,因此昆德拉和哈维尔在此间还有一场著名的笔战。

随着苏联的武力干预,杜布切克接受了一份屈辱的协议,布拉格之春横断,十二万捷克人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昆德拉自己虽然没有被迫离开,但是他的作品被禁、下放劳动,并被再次开除党籍,这一切都使这位热血的共产党人冷静下来,重新思考。

捷克的国家政要,被俄国军队像罪犯一样一个个带走,谁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大家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忧,对俄国人的仇恨像酒精一样,让人昏了头脑。

那简直是仇恨的狂欢节,波希米亚的各城镇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字报,有讽刺的,有挖苦的,还有诗歌和漫画,矛头直指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军队,嘲笑他们像是一群没有文化的马戏团小丑,但是天下没有永远不散的节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就在这些日子里,俄国人强迫那帮被劫持的捷克政要妥协,在莫斯科签了协议。杜布切克带着这份妥协的协议,回到了布拉格,并在电台发表了讲话。

六天的监禁竟然把他折磨得不成人形,连话都讲不出,结结巴巴,不停地喘气,连一个句子都讲不完整,一停就差不多半分钟。

这一妥协,倒是使国家免遭厄运,没有造成大批的人被枪决,被流放西伯利亚——这种命运,谁不怕呢?但是,有一件事是再清楚不过了:波希米亚不得不在征服者面前下跪。

这个国家将永远像杜布切克那样,结结巴巴,忍气吞声,仰人鼻息。狂欢节结束了,屈辱从此成了家常便饭。——《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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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之春”在苏联的武力镇压下失败,是昆德拉那一代捷克知识分子内心最深的伤痕。苏联是希望他们不再发声,但是忘记历史意味着对人民的背叛,为了对抗极权,他们只好流亡外国。

1968年之后,大批知识分子离开了捷克斯诺伐克,历史上将这称之为波希米亚第四次移民潮,这次出走的有著名导演米洛什福曼,他后来入籍美国,拍出了影史留名的《飞越疯人院》,得了两次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著名建筑师扬卡普利茨基去了伦敦;米兰·昆德拉后来去了法国。

顶着“东欧最著名流亡作家”称号的米兰昆德拉不能忘记自己国家正常化进程被摧折的伤痕,于是他开始写作。

1979年,他发表了对布拉格之春思考的《笑忘录》,1984年,发表了他一生最有影响力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小说以编年史的风格描述了捷克人在“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中和被苏军占领期间适应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种种困境,夹杂了作者的很多思考:

大多数时间里,历史事件总是干巴巴地互相模仿,但在我看来,波希米亚的历史演绎了前所未有的一种情形,它们不是一个阶级站起来反对另一个阶级,而是整整一代男女挺身反抗自己的青春。(昆德拉指的是他们这批年轻时信仰过共产主义的人站起来反抗自己的青春——小林)

他们企图抓获并驯服自己的事业,几乎就要成功的时候……为整个地球谱写伟大赋格曲的俄国,不能容忍音符四散开来。1968年8月21日,它向波希米亚派出了一支五十万的军队。

不久,大约有十二万捷克人离开这个国家,留下来的人中,五十万左右的人被迫放弃了他们的工作,到偏僻的山区车间,到遥远的工厂,开起了卡车,也就是说,去到了一些不再有人能听到他们声音的地方。

为了使这不快的回忆阴影不再干扰国家的田园牧歌,应该让布拉格之春和俄国坦克进入布拉格这些历史的污点一一抹去,化为乌有。

为此,今天,在波希米亚,人们对八月二十一日的周年日噤若寒蝉,而那些站起来反抗自己的青春时代的人们的名字,也被仔细从国家的记忆中抹去,像小学生擦去作业里的错处一样。——《笑忘录》

沙俄帝国过去所犯下的罪行,都隐藏在秘密的阴影中,五十万立陶宛人被放逐,成千上万的波兰人被杀戮,对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屠杀,所有这一切只留在记忆里,却没有留下任何图片作为证据,就像一件无法论证的事情,迟早会被说成骗人的谎言。

但是,1968年,对捷克斯诺伐克的侵略,却被拍成了照片,摄成了录像,被保存在世界各国的档案馆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现在是1971年,米雷克说: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笑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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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正常化的道路阻且漫长!

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它最终也是要走向正常。

捷克最终在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中,再次走上正常化道路,并在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促使苏军最终撤离捷克斯诺伐克全境。

捷克斯诺伐克的国家命运最终掌握在捷克斯诺伐克人民的手里。

四十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哪里听到同一个主题: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哈维尔,1990年新年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