阑夕 |  一切试图寻求制度性改良的行为都被断绝

上海学校砍杀的事情,没有太多可谈论的余地,以前时评媒体有种说法叫作「姿势疲劳」,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写某些方向的材料写多了,就会发现越来越难以找到新意,每次新的事情发生,直接把旧的文章拿过来把名词替换一下,竟然完全可以再用一次,没有任何超出写作框架的内容。

我看王志安每次都很费力的科普,说你们不关心犯罪动机只想快判快杀没有问题,但媒体有这个义务去做报道和追溯,社会学理论也需要素材来完成迭代,但是依然收获的是大片大片的文字阅读障碍者怒怼:「狡辩什么,你们就是想吃人血馒头为自己蹭流量,不许替犯罪者说话!」

市场化媒体存活艰难,左边是日渐逼仄的监管钳制,右边是快餐化读者的需求变型,于是物竞天择,求仁得仁,最后满心不悦的喊着正直的媒体都去哪儿了为什么都在各种花式蹭流量的,也还是同一批人。

我一直不能理解,凶嫌的罪恶、残酷以及反社会性,和他本身的背景遭遇为什么会成为非此即彼的关系,也就是关心后面的故事,会被理解为是对前者的「洗白」。

这个荒唐的逻辑一旦建立,就会断绝一切试图寻求制度性改良的行为合理性,因为只要你这么做了,你就是在煽动公众同情加害者,

而这样施压的结果就是,每一起事故都只能孤立化,它不被允许和任何体制性的因素挂钩,必须是突如其来的、命中注定的、随机爆发的邪恶,潜台词其实就是没办法防范,每次都是应激、恐惧、愤怒、焦虑、遗忘的循环。

报复社会这个概念,当它是网上一句玩笑话的时候显得轻趣诙谐,到了真的有人付诸于行动的时候,则把所有人都置于到了幸存者的角色上心有余悸,「幸好受害的不是我。」

不过,是不是这样就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