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来的留学生邀我去长野迎接北京奥运圣火。她说,旅费都是中国大使馆招待。我笑说,九六年飞弹事件曾带队去中国领事馆示威,贵政府不会招待我的。她说,您可以戴罪立功。

怎么戴罪立功呢?她说大使馆还给每个人发了两支铅笔随身带着。迎接圣火干嘛带两支铅笔呢?

“大使馆的官儿说:要是遇到有反中分子闹场,咱们就噗斯!的扎他娘。”

 

二○○八年,我在日本拓殖大学客座。班上有个北京来的留学生,坦承她活到二十岁,“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六四天安门事件”。可“为什么日本学生都知道?连老师您也知道?这事情透着玄乎。”

带两支铅笔迎接圣火

四月二十六日奥运圣火接力抵达长野市前夕,她邀我一起去迎接圣火。她说,火车票、旅馆钱、零用金都是中国大使馆招待。留学生们的任务,无非到时候摇摇五星旗,把场子弄热即可。我笑说,有这便宜啊?只可惜老师一九九六年飞弹事件,曾带队去大阪中国领事馆示威抗议,贵政府不会招待我的。她说那也未必,您可以戴罪立功。怎么戴罪立功呢?她说大使馆还给每个人发了两支铅笔随身带着。迎接圣火干嘛带两支铅笔呢?

“大使馆的官儿说:要是遇到有反中分子闹场,咱们就噗斯!的扎他娘。”

我毕竟没有拿铅笔“噗斯!的扎他娘”的党国癖好,所以二○○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依旧待在东京。没想到当天的长野市,果真出现“反中分子”“闹场”。台湾国籍的图博(藏)人札西慈仁,从人群中冲进圣火行列,才高喊一声“Free Tibet”,就被一大群日本警察扑倒在地。根据当天日本媒体的报导,除了首当其冲的福原爱(就是她不必怀疑)受到惊吓之外,不曾听说札西被利器“噗斯!”嗯,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两年前,这位札西慈仁兄和台湾一群社运朋友──包括区区在下──共同组成了“西藏台湾人权连线”,拜会了达兰沙拉的西藏临时政府,也得到达赖尊者的祝福。至于这个连线成立的宗旨目的嘛,反正明人不做暗事,总之被爱党少年“噗斯!的扎他娘”的缘分偏高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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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联会诉求只是诉诸独裁者善意

今年六四的前两、三天,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六四平反组织支联会,一如往例发表声明,也询问台湾的NGO连署意愿。问来问去问到了藏台连线。支联会“民主爱国”的尴尬悲情立场众所周知,也值得同情。所以过去台湾的社运团体或声援或连署,并无大碍;不过这几年藏人自焚者激增,而且还有这么多雨伞革命的香港年轻人遭到政治迫害,因此我坚决反对连署,反对跟你他妈民主爱国了。

香港大学、中文大学新生代的学生们,都明确表态“推动中国民主发展,未必是香港人的责任”了。支联会至今还把六四当成单一、突发的悲剧来悼念,根本是抬举中共。况且“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的五大纲领,纯粹诉诸独裁者的善意,毫无公民自主性。搞得彷佛邓小平是擦枪走火,是为了民族命脉亿兆生灵,万分不舍/下不为例地挥泪斩学生。

这种“以爱国发展民主”的纲领,在一九八九年还可以说隔阂百余年,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九七之后“随地吐痰的人,统治不随地吐痰的人”(李怡说的)都二十年了,英美法系(Common Law)的招牌也快砸光了,支联会还装什么清纯?忍什么辱负什么重?

我在课堂上,经常跟法律系的孩子们说,启蒙主义以来的近代刑法体系,绝对不能忍受“你生孩子没屁眼”的株连无辜诅咒,也绝对不能接受“你下辈子投胎会堕入畜生道”的轮回报应思想。恶有恶报,就得现世报、报在加害人自己身上。然而,另一方面,我也深切而悲哀地瞭解,被国共两个党国统治过的可怜人,实在鲜少有机会表现得这么启蒙、这么康德。

六四发生至今快三十年了,中共官方态度始终一贯:喏,大家再努力“浑若无事”个十年,天安门妈妈们就死净死绝了。喏,大家再努力,“装疯卖傻”个十年,就没人记得世界最年幼的人质──小班禅活佛是谁绑架的了。中国共产党似乎极其痛恨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名言“你骗得了人一时,骗不了人一世”。所以他们不但要骗人一时,更要骗人一世;骗不了的,就关起来,就“反分裂法”。

不间断的苦难,使得这个国家显出饱经风霜的深沉,但也让苦难只能被忘却,不容记忆。为了清除记忆,政府无耻没有下限,目击者的可怜委屈,也随之没有下限。在这种统治之下,除了诅咒大老爷“生孩子没屁眼”之外,哪敢妄图启蒙?这完全是中国自然法了。

爱哪个国应该各自表述

香港医师兼史学家徐承恩讲得最痛快:

“民主运动”就是“民主运动”,不是“爱国民主运动”。爱不爱国、爱哪个国,本应各自表述。悼念六四惨案,就老老实实地纪念为自由民主牺牲的义人,不要炫耀自己的大中华情怀。

无论是不是中国人,纪念六四只有一个正确方法,就是打倒中国共产党。不可一再受辱,得让六四天安门的凶手党遭受现世报。“右眉冷对港独崽,左腿甘跪爱国贼”的左统伎俩,不嫌低俗过时吗?

*风传媒注:作者为辅大教授,本文原刋《新新闻》“白目豆沙包”1631期,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