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于前几日沦陷,

满目疮痍的家园里并没有幸存下来的猪坚强,

成千山万的人无家可归,

很多年的辛劳一夜尽毁,

没有人关注这些沉默的大多数,

这批叫做农民的家伙,

这批为国背锅继而被国所抛弃的子民,

只期待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在埋葬了动物与植物的尸体之后,

用自己的手与脚去血拼那不可知的未来。

九八抗洪那一年,我是十五岁的乡村少年,看到大城市武汉保住了,但沿岸的乡村汪洋一片。为了城市,一群叫做“沉默的大多数”的农民被牺牲。这件事,成了我此后努力学习的重要动力。我想通过高考离开农村前往城市,我不想成为被牺牲者。

20年过去了,愿望实现了。我来到了城市。我的很多初中同学多数留在了乡村。

2018年8月20日,故乡在洪水中沦陷,成千上万的父老乡亲一夜之间无家可归。努力抗洪救灾的,就是在镇上担任副镇长的我的初中同学。这几天,一向沉寂的初中高中同学群空前活跃起来,35岁前后的他们,是这次抗洪自救的中流砥柱。然而天灾人祸面前,人力终究有限。我那山东的老少爷们损失惨重。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次严重的灾害,由于受灾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他们没有话语权,新闻鲜有报道。(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这时候,有初中同学想起了我这个读文学的博士。他们当然希望我用文字来呼吁城市的人们在关注这群沉默的大多数,进而提供救援物资。

初中的同学们实在太高看了我,百无一用是书生,我怎么可能办到。更何况,当下,城市的人们都在关注房租上涨的问题,这是更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啊。我只能安慰我的那些同学们,因为上万间蔬菜大棚被淹,蔬菜必然疯涨,只有等城市里的人们发现蔬菜涨价进而寻找原因的时候,他们才会知晓寿光严重受灾的消息吧。如今,我的预言实现了,但我却无比忧伤。如果说正义的原则是在同等条件下,资源应该向弱势一方倾斜,那么我那活在农村的父老乡亲就连关注的目光都没有。北京受灾,新闻铺天盖地,农民受灾,此地好像没有新闻发生。人与人最大的不平等,是出生地的不平等。此处,唯一的幸运是,寿光是北京的菜篮子,当北京市民的菜篮子涨价之时,他们或许会把少许的目光聚集在寿光这个小城吧。

或许,一起读初中或者高中的兄弟们还在怨我吧。怨我从农村出走之后,就忘记了他们,就忘记了那些一起踢足球一起打篮球的美好时光,忘记了一起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嗜读金庸的岁月。我能说我从来没有忘却吗?更何况,虽然我离开了,但是我的父母,依然还在那里啊。洪灾最严重的那一天,我能说我每隔一两个小时就跟家里的父母打电话吗?

乡村的兄弟们,在读大学之后的分道扬镳的岁月里,我研究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念,我沉迷于吴景超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直在思考如何加速农村的城市化问题;我迷恋董时进的农业思想,一直在收集资料为他做传;我研究胡适,研究百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思考制度转型问题,我能说我所做的这些,都源于我十八年的乡村经历吗?

兄弟们,我是讨厌“祖国”这样的大词,我是警惕“家国情怀”这样的大词,在我看来,穆旦、老舍等人都被夏志清所说的“Obsession with China”所吸引,最后成为极权主义的受难者。家国情怀,往前一步,就会演变成家国梦魇。不过,即便如此,但请相信,在故乡灾难面前,我从未是置身事外袖手旁观的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