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13日,在诗人海子卧轨自杀前两个月,他写下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如果海子活到现在,他会发现自己只能关心蔬菜和粮食,毕竟它们都要开始涨价了,而一所面朝大海的房子,大概只有周立波的军军才能拥有。

我身边有不少朋友也包括我自己,曾经立下誓言,租房生活,坚决不买房,后来发现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比较幼稚的,很多人都在后悔,假若当年买了一套房,光财富上的回报就有五六倍,爱情上的回报也可能是五六个对象亦或者是一个胖娃娃。不过,这疯狂的房价是扭曲的、嗜血的,它背后的东西更加可怕,在它的挤压下很多正常的东西也都变成了畸形,包括心灵。疯狂的房价、幕后的黑手、扭曲的心灵、迷失的大众,成了这个社会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房不仅仅是用来住的,它在中国代表了很多含义,对象选择、结婚生子、孩子入学、财务管理、社会身份……,酒店的大床房再愉悦,始终也不如自己房子里的单人床稳当。人到少年开不起房,生理压力很大,人到中年买不起房,心理压力很大。买不起房,可以在租的房子里怪自己怪父母怪房产商怪政府监管,而租不起房,则只能流落在街头,与众人高呼:诺大一个中华,竟容不下一张大床。床上面承载了很多东西,除了男女、男女女、男男女女,它还承载着生育权,行使生育权,还要注意隐私权,这就是为什么光有大床不够,还要有房,大床房才是完整的。而目前的现状是,一方面人们买不起房租不起房,一方面却要鼓励人们生育甚至可能施压生育。

野合万事兴是歌里唱的,繁衍生息这事还是要进房的。有一句话以前挺流行的,不要以为你不买房光靠租房就可以过一辈子,如果不赶紧买房,以后连租房都租不起。从最近几个大城市租房价格的涨幅来看,的确有这个趋势。面对这一难题,很多人给出了解决方案,在我看来,大多是纸上谈兵,他们懂知识,但不懂逻辑,他们懂逻辑,但不懂中国。中国的很多问题,其实最终都是社会学问题,比如房价上涨,房租上涨,已经不是经济学问题了,而是属于社会学范畴。你不用告诉我租金是一种价格机制,也不需要告诉我租金反映的是租赁市场的供求关系,你告诉我的这些丝毫解决不了我的实际问题和心理疑惑,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一些房产中介不惜自己提价从房主手里大量收房,成区域成批量的收,然后涨价在自己的平台挂出去?一个裁判员不仅当了运动员,还开起了赌博公司。

中国的社会问题不是难在理解,我觉得很容易理解,也不是难在提出解决方案,有效方案有很多,而是难在实施,你看到了问题,清楚了问题所在,知道了如何解决,但就是不能执行不敢执行,日积月累,就到了今天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给危房刷油漆的地步。很多专家的解决方案,也仅仅局限于理论层面,他们号召用市场手段解决,主张放权形成竞争,他们认为这样就自然而然会好起来,听上去挺符合知识点的,但完全没有考虑国情,也没有实施的基础,就拿房价来说,看上去房企很多,竞争也激烈,但为什么房价没有回归健康,因为这些都是假象,什么样的人能拿地,什么样的人能从银行获取资金支持,背后还是要有权力的支撑,不是市场调节无用,而是主管部门给市场的那个支点压根儿就是假的。我们可以回味一下,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在一个不存在的或者虚假的基础之上,进行解决的,解决的人不可谓不努力,解决的方案不可谓不专业,但结果往往就是很扯蛋。

买房或许不是民生问题,但租房一定是关乎民生的问题,特别是在人民币贬值、货币超发、物价上涨但收入并无提升的情况下,租房者不需要听你说租金上涨过快是因为税费增加、管理成本增加、个别资本无良投机……,我们养活的官员,不是想听他告诉我问题的原因何在,而是需要他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贪官污吏是抓了不少,但那些只会溜须拍马毫无胆识能力的庸官,也该清理了。

前面说,不要以为你不买房光靠租房就可以住一辈子,我还想说一句,不要以为你买了房就可以住一辈子。不知道你听说过国家经租房没?经租房就是指1958年前后,让一些城市里的房主,把一些私有房产拿出来,“由政府房管部门负责经租房的经营,并把租金的百分之二十到四十发给经租房的业主。这种做法延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不再发钱给经租房主。”经租房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方式,虽然1954年宪法有“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的明文规定,但毕竟国家还不富裕,毕竟要以大局为重,毕竟房子太多就是剥削劳动人民所得……,所以1956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中提出“对城市私人房屋通过采用国家经租、公私合营等方式,对城市房屋占有者用类似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固定的租金,来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的意见。

跟现在很多人的想法和方法一样,1949年以前的人,也习惯通过购置房产来理财,那时候没有养老保险,很多人到了晚年至少可以通过出租房子来维持生计,俗称“吃瓦片”。在1949年之后的意识形态里,城里人出租房屋获利和乡下的地主出租土地获利一样,都属于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再加上不断扩充的政府各个部门的干部需要住房安置,于是帮助城市房产所有者“从剥削者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就顺利成章的摆到了政府的议事日程上。

那时候的城里人,已经见识了“三反五反”,又刚刚经过“反右”,在诸多政治运动的洗礼下,别说房产,所有的财产和人口,早就不是自己的了,而是人民的,所以他们当然不会反对经租房,不仅不会反对,而且需要表现的欢欣雀跃,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荣幸地被列为改造对象,意味着在旧社会压榨劳动人民血汗的他们还值得挽救,意味着人民政府清算你在旧社会“剥削所得”的同时,给了你脱胎换骨重归人民怀抱的机会。

时至今日,很多经租房的主人已经去世,更不用说那些文革中就已经被迫害致死的房主,他们的后人想拿回拥有继承权的房产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虽然1982年《宪法》也明确表述,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继承权……,但跟1954年宪法一样,它并没有能支持公民。现在依然还有很多人在为祖上的房产奔走,不过最高法院也并不打算支持他们,“凡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祖上的房事,引以为鉴。

让我们烦心的房事不仅在此,还有房中之事。8月16日,有两个中国特色的学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文章。他们提出了一个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家庭生育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才能取出。8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说,必须鼓励生育,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同一天,学者易富贤建议,对男女实行差异化教育,推广网络教育,让妇女平均初育年龄控制在25岁以内,多数妇女有条件在30岁前生三个孩子。

看完这些我有些恍惚,超生罚款、强制堕胎、扒房牵牛、产妇惨死等等新闻仿佛就在昨天,今天就又开始鼓励生育了,看上去也不是鼓励,而是强制。强制生个孩子也没什么,我们什么没见过,国外政府用福利诱导人民生孩子,我觉得这太下流了,生育这么纯洁伟大的事情,必须严肃立法,怎么能跟金钱扯上关系,总有人讽刺我们的孩子,说什么少年强则国家强,少年娘则国家娘,我想问问你们这些睁眼说瞎话的,从小冒着劣质疫苗、劣质奶粉的风险,成功通过了幼儿园的毒打、校园里的性侵害、校外的地沟油和雾霾等等风险考验的少年,想不强大也难。

我的朋友目黑大哥说,“我之前还在想,计划生育你可以强制堕胎,生孩子你总没有办法强制了吧,看来我还是幼稚了一点,没想到来这么一手,以后两个生不满就罚款。”其实那些专家学者的意见也非常幼稚,直接学习齐奥塞斯库老师治下的罗马尼亚就行了,组建一支月经警察部队。当年齐奥塞斯库老师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

当年罗马尼亚还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节育避孕商品一夜间从罗马尼亚各大商店消失,女性每个月都要强制前往医院向妇科医生报到。安全部门的便衣在各大医院驻守以防有人堕胎。任何怀孕的个体都会被记录在案和定期跟进。

这些注定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笑话,但我们现在却笑不出来。唯一的安慰就是,等我们垂垂老矣,回首往事以及走过的人生道路,它是多么丰富多彩波澜壮阔以及跌宕起伏,感谢荒诞不经感谢荒谬绝伦。

我们的房事,买不起房,租不起房,开不起房。
我们的房事,无人做爱,无房做爱,为国做爱。
野合万事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