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许章润教授2016年12月在清华大学明理楼与《经济观察报》记者刘玉海、朱天元和陈丽萍的对话,据现场记录稿增订。全文共分“那年月的‘翻墙’”、“基于启蒙的文化热与迁责弑父情结”、“新儒家、宋明理学与所谓‘大分流’”、“现代国家建构:文明论”、“现代国家建构:政体论”和“法律的本土化与现代化”等六节,FT中文网分四部分刊登。下面仅节选“现代国家建构:文明论”、“现代国家建构:政体论”两节,欲读全文,请登录FT 中文网。

四、现代国家建构:文明论

问:这便说到现代国家建构问题,包括“现代中国”的诞生,而牵扯上与“古今之变”同时发生的“中西之变”。很多时候,对于“中国”的认识,常常把“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但现在我们面临的初始条件是民族国家或者主权国家,而像藏族和维族,拥具西藏新疆,其实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自觉。另一方面,在北京看西藏、新疆,一些人常常仿佛也有一种看待边疆、看待异族的文化上的优越感。在您看来,在现代制度的意义上,应该如何安顿彼此间的民族关系,形成真正的民族平等?

答:兹事体大,关乎国族能否兜得住底,事涉全体居民群居生活的基本可能性,难能一言以蔽之。晚近以来,各国各族,都曾遭遇过这一难题。除开幸运儿,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否则几乎无一幸免。可世上并无应允之地,也就几乎没有这样的幸运儿。就拿中国过去一个半世纪来说,历经“1911”和“1949”,“老中国”奋力蜕转为“新中国”,意味着帝制朝代国家为民族国家所取替,两段共和,前后接续,均一心一意建构中华民族这一新型国族,力争把大家笼络在一个新型政治框架内过日子,则民族、族群与种族问题必然凸显。进程既开,任务至巨,翻天覆地,是非必多,牺牲遂巨矣。其间一大焦点就是,如同政治的本质在于如何建构亿万公民政治上和平共处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枢机在于如何确保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向心力凝聚力,而不至于四分五裂的现代民族国家,进而,恰成一大国族,而非只是族群或者民族的简单拼盘。“外争主权,内建民权”,道尽其旨。而民权为内政之主权,主权乃国家间政治中的族权。实际上,所谓“中华民族”这一建构性概念本身即已昭示,其为政治国族,集文明属性与政治属性于一体,而非仅只民族共同体。

这便触及近代中国的核心问题——立国问题,而必然伸展至“何种立国之道”的政体论。换言之,通常所谓“历史大转型”,所谓“三千年唯有之大变”,就在于这是一个古今之别意义上的建构中华文明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建国进程。在此,西方近代历史不无借鉴意义,不妨先予简单梳理,再接引上述脉络。希腊罗马时代之后,所谓的西方其实靠两脉维系。一是从帝国晚期皇帝皈依基督后而逐渐形成的统一文化共同体。其以基督教精神为底,并以共同继承罗马政治和希腊哲学为心性修身之学,集约政治皈依,概括而成文化共同体。二是靠九世纪前后起始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政统维系。其以罗马帝国政制传人自居,努力伸展出一个帝国政治共同体大架子,铺天拢地,假模假式。九、十世纪以还,罗斯民族基辅成型,一路坐大扩张,追求的是整个地中海文明的承认,演绎出自家的“东西文化”冲突,到后来干脆自诩“第三罗马”,同样以罗马这一脉作为文化衣钵,而于标榜正统之际伸展帝国身躯。换言之,此间文明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殊途分列,存在极大紧张,需要调和统一。时运在此,两相交集,这一任务便由后来的民族国家来承继完成了。至于欧盟作为一个洲际邦联之雏形初展,一路逶迤,危乎殆哉,同为基此历史脉络而来。其缘由,其心志,也只有在此脉络中才能获得剀切理解。

回首一望,俟至1648年,“三十年战争”既毕,歪打正着,打出了欧洲诸国的民族意识,乃至于国家意识,也就是一种基于地缘意识的民族—文明情结。此前并无民族意识,神人之辩、人兽之别与敌我两清外,只有种族意识。比如,除开白人,尚有北非的黑人、奥斯曼的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等等。欧洲内部没有民族意识,只有地域与族群意识,当然还有永恒的敌我意识,大家不过分居不同地域的多种族群,但却同属一个种族。三十年战争好歹完了,列强疲惫,坐下来讨价还价的最主要成就,就是确立了领土国家的概念,并进而发展出主权国家意识。背后隐隐已有民族意识和族群分治的现代地缘政治意思在内了。主权概念以相对确定而力争固定的边界取代无远弗届的帝国边疆,慢慢成为新的政治共同体的坐标。置此情形下,边界之内称为领土,才有了 territory 的概念;同时,如何将土地、人民和政府统合一体,现实促迫,也是“主权”概念的生发契机。循沿此辙,一路下来,这个叫做近代民族国家的巨灵,正是以领土国家和主权国家为铺垫,而合体合题的产物也。

所以,从帝国文化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到分享信仰但处于不同边界之内的领土国家,这是欧洲立国史上的一大飞跃。而这个飞跃来得太晚,相较华夏秦汉之际立国形式早熟,欧洲诸邦近代立国确乎晚矣。

如所周知,中国打从周天下崩溃,秦汉立国开始,早早便确立了世俗化的国家形态,历经修葺,蔚为一种成熟的国家体制。亿万小自耕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宗法伦理与帝制一统相为表里,郡县间架与文官体制互为犄角,而由儒学意识形态与宗法伦理连接上下,拱立支撑,烘托起一个庞大帝国,却是一种切切实实的国族形态。其生聚,其作息,经磨历劫,老到圆融。分分复合合,行行重行行,终究一统,便以一统为常态,分立为变态,影响至深而渐为一般国民心理,说明中国之立国形制既备,摇撼不得。利弊一来俱来,其之疲惫萎靡,直要近代外力打上门来,这一波现代文明骎骎乎席卷天下,这才被迫奋力转型。当然,中国文明内部是否具有自我超越与变革的动能,假如顺汤顺水会否发展出这个叫做“现代”的形貌来,类如江南地区的工商发展导向现代的趋势,在近世中西进取路向比较意义上,是否值得对勘,凡此种种,又当别论。但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不能依假设而推论,并以推论来立论,必须依赖材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就此而言,在晚近列国争胜的世界体系中,中国如何将这个朝代国家,或者说这个文化共同体与族群共同体,排比铺展,有机整合,转变为民族国家形态而奋起强力应对,却是新鲜课题。而面对西方这一波新文明强势挤压,责令华夏古邦重整蜕身为工商立国的民族国家形态,恢复其战斗力,进而,在双元革命的意义上进境于民主国家,实现文明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之双元一体,文明立国与自由立国之珠联璧合,那就更非一时半会儿的事了,直要至少两百年的长时段呢。

只是一个文明共同体而非政治共同体,是没有战斗力的,其为蛮族所欺,甚至所灭,全球范围内,史不鲜见嘛。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梁漱溟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在梁先生看来,近代西方文明把国家变成一个大公司,如公司一般组织运作,因而获秉组织性、凝聚力与战斗力,一种列国体系中基于国家间政治的“虎狼属性”,而中国面临的恰恰就是这一问题,遂悯然反省,不得不然矣。最近翻书,还真就看到一本书,是 Weidenfield & Nicolson 出版社1972年刊行的 The State as Entrepreneur,编者是 Stuart Holland。

回到刚才的问题:中国如何从一个文明共同体,一个文明帝国,一种天下体系,蜕变演化成近代民族国家体制,作为世界列国体系中的一员,进入这个条约体系、霸权体系和天下体系杂糅的全球秩序,建构“世界之中国”与“中国之世界”?大哉问,而据以回答的一个基本线索是也只能是,其起始作业与最后归宿均不外如何自我界定,从而,知所进退,有所作为,首先是摆脱积弱积贫、挨打受辱的不平等境况。因而,如何理解东亚、面对东亚,首先建构一种“东亚之中国”与“中国之东亚”,伴随着内政改良,首当其冲而不可回避,并最终落实为国家政治建设。就位处东亚大陆的中国而言,历来多种族多民族混融杂居,后来通过人为建构和理论作业,也是顺应现代世界地缘政治潮流,遂将多种族多民族浓缩、化约和转圜为中华民族这一国族概念,以此修辞指代括约满蒙回汉藏,以及后来的所谓“五十六个民族”。就此而言,“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对于这方水土历世生聚的族群统合共和状态的呈现,也是一个建构性概念,用国族框架整合旧日王朝政治笼统规制下的浩瀚族群生聚。

不过,尽管历经如此作业和转圜,有些问题还是有待厘清,不可回避。例如,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区别,即为一例。比方说白族,概为文化民族,历史上虽有政治建制,亦有相当区域,但自中原唐宋以来,似乎不再孜孜于政治建国,因而,不以国家拥立,更多地是作为“中心—边缘”意义上的族群存立,坚守文化品性,而恰为一种文化民族。与此相反,类如满蒙藏维,概为政治民族,曾有长期立国历史,无法抹煞。尤其是维族,其为突厥的遗族,跨界民族,从中国的西部一直到土耳其,中经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纵横捭阖,占地浩瀚。置此情形下,其于汉族既不同文,亦非同种,自有清一代正式将维藏纳入中国版图,便龃龉不断。放眼历史长河,其为中国成员,为时不长,还是新成员。以中国文明中心考论,则其“文化”不久,有待混融,出现离心倾向尚算常态。若自维藏立论,则又另出机枢,自有脉络。互不相让,怎么办?难道只有一个打字诀吗?置此情形下,政治登场,所谓“宪法爱国主义”一类范式取替民族主义近年进入讨论域。可能,据此顺藤摸瓜,才有望斗而不破,大家各有回旋余地,而终究和平共处,亦未可知也。

在此,不妨举一个例子,以为对勘的样本。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地域广袤,曾是“德克萨斯共和国”,至美西战争结束,方才加入合众国,旋又独立,又再加入,反复数次。曾经的六面旗,即旨在志念曾有的六次独立运动,早成这方水土人民的有机历史。直到现在,无论是在休斯敦还是达拉斯,德州境内都有独立建国运动,规模虽小,但每年举办游行示威,鼓噪重新独立公投,纷纷扬扬,仿佛变成了一种公民运动。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德克萨斯握有35张选举人票,基本上不太支持特朗普,所以现在又有许多人乘势起事,鼓噪独立建国,“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实际上,所有的多种族多族群国家,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解决好民族国家的整合问题。——美国、加拿大不用说,就连法国、比利时也有同样问题,西班牙更是闹到几乎内战的份上。只有单一民族比较好办,比方日本、南北韩,因为除开主体民族,并无其他足以抗衡的族群,也就无法产生离心倾向。

法国南方的普罗旺斯地区,本为一独立文化政治单元,为路易十四所征服,自兹并入法国版图,但也一度有离心倾向。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闹独立,是众所周知的老问题了,早晚要见分晓,关键只是以和平方式还是战争手段而已。通览纵观,可以看出,族群离心分立倾向是伴随着民族国家建构而来的问题,是这一地缘政治结构固有的悖论。而分分合合,实为世道常态,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中国此刻遭遇的西北边疆治理问题并非独此一家,不当懈怠,亦无需惶恐。问题在于,并且仅仅在于,倘若笼统在一起过日子是可欲的,而且,面对离心倾向,主体族群不想放手,也不可能放手,那么,靠什么建构向心力,依恃何种体制和信念达成政治上的和平共处,令大家看见并相信:大家一起过日子,这种和平生活,不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否则,只能徒叹奈何!——说到底,往事越千年,还是那句话,分合是常态嘛!

须要做到这种程度,方始有和平,而政治的本旨就在于建构和平。反之,政治失败,便要打仗,只好打仗。那时节,基本秩序不存,还奢谈什么过日子不过日子的。

说到“宪法爱国主义”,当年哈贝马斯运用这一概念,出自苦心孤诣,而多所转圜。其基本背景是欧洲的种族、民族和族群拼盘难题,缘此而来,有以然哉。欧洲能否兜得住底,在保持开放这一现代欧洲文明赖以自豪的特性之际,维续所谓的“欧洲性”,进而,有望成为一个洲际国家,一个后现代的罗马,实现这个绵绵欧洲梦,既是左派的时代焦虑,也是右派的现实担忧。问题意识有别,但用这一概念分析今日中国现状,同样具有现实意义。若果种族、民族、族群的文化传统有别,使得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分享性削弱,那么,怎样实现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兵来将挡,只能坚持一条:政治与文化上的可分享性,尤其是政治上的可分享性。

在此,政治上的可分享性意味着民族自治恰恰自为一格,分而合之。倘若做不到,则假自治惹人反感,激起逆反心理,不如干脆取效自治。还有,所谓“民族自治”本身究所何指?是什么意义上的民族自治?难道等于某一族群在地域、政治和文化上的独占性吗?当年苏式民族区域自治模式,一种基于光荣政治的帝国式虚幻政制,已然不适应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形了。

说到苏式民族区域自治体制,不能不说,源自当年苏联加盟共和国模式的这种民族区域建制,面对第四波全球化格局下的国家建构,其功效,其德性,不仅当时名存实亡,而且一败如灰。前苏联的帝国型统驭,一旦帝国中枢权势萎顿,边缘即刻崩解。“1991”以及随后爆发的主体民族针对离心民族的多场残酷战争,早已证明其无效无力。其中教训之一,就是为了维护多族群的统一国家建制,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以落实到宪法爱国主义为枢机,而以自由立国的民主国家版本来为民族国家兜底。否则,强力不再,顷刻土崩瓦解。可能你马上会说,以此担纲,“白左”那一套,岂非会将国家玩完。此为肤浅之见。君不见,民族主义是自由主义的隐蔽命题,宪法爱国主义的隐蔽内涵,也是它与迄今最具典范性而堪比较的美国宪法的一致之处,就在于这个政治共同体之内任何脱离政治共同体的单方面行为,均为违宪,因而既不具有可欲性,也不具有合法性。因为它不仅违背了当初建立这个国家时的相互性承诺,亦未启动宪政程序,而成一种单方面毁约行径。为什么德克萨斯州独立运动一直不成功?去年去世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斯卡利亚大法官,前几年曾来清华讲座,涉及这件事。在卡老看来——实际上早在2006年,卡老就曾说过——“如果有什么宪法是由美国内战决定的话,那就是——各州没有任何脱离的权力。” 而且,在合众国之内,任何一州要脱离合众国的话,最高法院将启动程序,以审议其合宪性;倘若诉诸武装斗争,首先就违背了合众国人民政治上和平共处的宪法原则,不仅非法,而且联邦有权调用军队镇压。

另一方面,回到中国话题,就处理族群关系而言,汉族一方同样需要修炼,或者,更须修炼。整个汉民族如何因应族群政治与身份认同时代的挑战,在现代性意义上获秉理性化和现代化,这一进程其实尚在进行之中,并未完结。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以宗教的现代转圜为例。基督教经过新教改革,完成了自己的理性化,经过了现代的炼狱,一种现代化洗礼,算是挺过来了。其为一神中心主义,却标榜宽容,可谓与时俱进,实在早已吸纳了其曾视为对头而竭力压制的启蒙价值,从而幸存于这个启蒙价值缔造的现代社会。相较而言,似乎伊斯兰教一直没有完成自家的现代进程,以至于一些教徒固守原教旨,与现代生活颇多窒碍。——连女人开车都不允许,还咋个整嘛!比较之下,可得言说者,汉民族于此早有历史资源可供汲取,同时有待继续接受现代洗礼,强化现代意识。——现代意识不仅讲种族平等、民族宽容与族群和睦,而且讲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之内,各个族群作为共和国的共同缔约人这种平等多元与相互承认,基此练就维持统一国族的圆融老到的政治成熟,最终落实在宪政肉身,而此刻华夏政治匮乏的,恰恰莫此为甚矣。

问:您认为美国的“政治正确”对我们有没有借鉴?

答:欧美的“政治正确”,是一种高调伦理,也是这一波西式现代文明烂熟后的晚期景观。究其伦理本质,没有错嘛,朋友。衣食温饱之余,乃有修文。为了把日子过得更好,逐渐增设文化与伦理界限,尤其旨在防范强势一方有意无意伤害弱势群体,说明内在道德紧张终究有望转换为外在的制度建设。比如说华人在北美,若有人以“支那蛮”(chink,chinaman)相称,便为歧视,构成政治不正确,蔚为禁忌,这便多少有助于将恶意伤害挡在牙缝后面,烂在心里,避免社会分裂。想想吧,孩子上学,若有恶少恶语相向,则幼小心灵该有多么受伤。1996年,我在澳洲混日子,正好赶上民粹议员鲍琳•汉森女士,一个文盲,鼓动排外。街边独行,突然便有白人青年刹车挥臂,恶语相向。回骂还是扮装鸵鸟,耳聋无语?大打出手、拼个你死我活,还是循依弱势一方惯常行为方式,充耳不闻,溜之乎也?回家叹气,有什么用?这一切,考验着弱势一方的体力、智力与道义力量。就加害方而言,究其实,还不就是绝不认同“政治正确”所表征的价值理念,而终于等到口子一松,便汹涌咆哮了!

好端端一个东西,这“政治正确”此刻却被特朗普们搅动一池春水,仿佛成了负面的赘疣、“白左们”没事找事的产物,正说明特朗普们白人中心主义发酵,终于等到时机,剑锋所向,才会作此反弹。白人、男人和权势者身份认同与自我边界出现焦虑,说明世道人心变了,而他们赶不上趟,遂恼羞成怒矣!——一些汉语学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居然膜拜特朗普,实在匪夷所思,但必有心理机制在焉,将来也许是个比较政治学意义上的极佳文化政治心理研究样本。

这次美国大选投票有个重要情况,就是东北部——原来的东北十三州,包括马萨诸塞州、纽约州等等,清一色投给民主党,南方发达地区和整个西海岸,从西雅图到旧金山、洛杉矶,也都投给民主党。真正支持共和党的是中南部地区,所谓“铁锈地带”,这些地区才是传统白人聚居地,构成“腹地美国”,所谓“真美国”。当地居民指认,这几十年来的“政治正确”让少数族群占尽了便宜。实际上,少数族群由此得免不再遭受公开欺负的几率上升,如此而已。至于哈佛学府之内,政治正确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搞得神神鬼鬼,黑人学生但所申言,便俨然碰不得,又是另一码事。反过来讲,内中一个原因,那就是过去通过公开的政治不正确,白人不仅占尽经济优势,而且,享尽了种族之间的高高在上之感。那感觉当然舒坦。——君若不信,你看一些白人孩子或者华洋混血的孩子,纵便今日,在我华夏,用不了多久,其优越感之高,大家自觉不自觉地、近乎时尚般地宠着她或者他,进而他们自己也宠着自己,那架势,就知道此间三味,而人是靠感觉活着的感性动物,哪能不上瘾也。话题回到美国,晚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分享经济成果的广泛性增加,许多白人的这种感觉早没了,于是抑郁了,憋气了。此时此刻,特朗普来放气,来打气,言所未言,行所欲行,恰逢其机,彼此一拍即合嘛!

以此为鉴,中国此刻处理族群关系,包括汉族与其他族群的互动,中心地带与边疆地带的对接,少数族群彼此之间的文化共存与政治共处,于当事双方而言,还是讲政治正确好。当然,与此同时,不能因为顾忌政治正确,而妨碍建立统一的多族群现代民族国家所当恪守的宪法爱国主义及其派生的普遍法律程序。否则,一旦有事,便公婆掐架,上演全武行,没法收拾。

五、现代国家建构:政体论

问:您提出了“优良政体”这一概念,在您看来,其当如何落地?在国内外政治和政制上应有哪些体现?

答:如何将现代政治理念落地为一国之内的政治体制,令政治肉身化为政制建制,并获秉行动势能,同时,养育官民相喻共守的政治文明,进而让政体秉具政治正当性,古今中外,难乎其难,一言难尽!就刻下的中国而言,既涉中西之异,亦关古今之别。

优良政体,或曰“良政”,性质上与“恶政”相对,层次上区别于“善治”,所指涉的是政治正当性这一根本,也是政治之所以生发的缘由。就此而言,在古今之别的意义上,其之更多地属于现代政治概念,不言自明。它们不是别的,就是什么样的政体最有利于造就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而之所以需要和平共处,就在于生存世间,怅惘前后,生死总是根本,则无和平,生死难保,遑论其他。再者,既然群居是人类生活的不得不然,则如何群居、怎样才能群居、如何达成合意的群居,遂成关乎人类能否存续的根本问题。群居以和平为条件,并以达成和平为目的。换言之,这就是政治,而为人类的最高智慧。就当下中国而言,如何建构全体公民信守而又秉具行动力的良政,有利于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实为正处大转型收尾时段,政体问题愈发凸显,而为这一波改革开放收束时段之最后一役,亟需审时度势,强毅力行,必须踢出临门一脚也。

置身一个半世纪的近代中国大转型格局,重塑政体、在立国实践中提炼优良政体这一荦荦大端,尚未完成,依旧有待努力,此其所谓盛世当前,而繁荣脆弱,仍需提醒国人者也。

那么,何谓良政?一个非常中国化的讲法是“有德有方”。“有德”表明政体内在秉具意识形态的先进性,遵循普世伦理,持守政治德性,同时具有程序合法性。——至少,要兑现公民每隔几年投票选举的权利吧!“有方”则意味着政体将自己现实化为政制,形成依法施政的统贯的官僚体系,从而有力量,有办法,有行动力,所谓治理有方,拿得出实效。其间含义,两相合一,应和与体现的正为“政基于德,治本乎法”这一古典政治理念。

问:到底华夏古典正当性或者合法性包含哪些项目呢?

答:具体分梳,可以看出,古人所言,不外下述三点。

一是天命合法性与民本合法性。上天落地,意味着政治的正当性在于秉受天命,循守天道,以民命为本,以民生为怀。昊天生民,惟此为大。政体存立中间,贯通撑持,为其打工也。天命者,借用大家日常所言,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顺应时代潮流也。以民为本,将国民福祉奉为国策核心,就是天命所系,也就是政体展现以德配天的良知良能的底线所在。而民心所向,天命从之,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虽流脉纷呈,概莫如此。

二是贤人理政。其与“主权在民,治权在贤”的现代政治理念,在善治而非良政层面恰相吻合。如果说天命民本合法性旨在造就良政,则贤人理政重在保证善治。毕竟,现代职业官僚集团是有效施政的建制化本身,也是建制化的结果。就是说,经由政制安排,包括具体的文官体系和政制选拔程序,责令有德有方的专业人才,或脱颖而出,或循序渐进,建构起理性化的官僚科层架构。有本事、品德好的人,有志于此,而担当治理之责,不仅标举政制的品格,而且,彰显了政体的德性。进而言之,现代政治为怀揣理想的人从政敞开一条道,而为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人投身日常政制打理另开一条道,可谓至善,更是将贤人政治多所升华,老故事,新版本也。古人喟言,“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自贤”,实为有感于此而发。

执教清华的贝淡宁先生倡说“贤人政治”,大致心意一本于此,更潜含着对于现代民主政体烂熟之际流于民粹操弄的一脉西式忧思在内。就“老中国人”——借用梁漱溟先生习用的一个表述——的心意来看,科举体制可谓一种自由而公开的选拔制度,有识之士循沿此辙,而于皇权道上竞逐,甚至可能脱颖而出。自汉以降的“举孝廉”和“门阀”体制,到后来成熟的科举考试,再到现代文官体制,所谓的“公务员制度”,实际逻辑基本一致,差别惟在兜底的主权者换位了。主权者变了,一切皆变。近代政体大变革,翻天覆地,搅扰至今,滔天巨浪,拍岸不止,因由在此。

三是施政绩效与权力交接程序。足能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包括安全、秩序和法制,以及——最为重要的——公正。秩序兜底,法制保障,公正大致不差,凡此公共产品基本齐备,这体制才是或者才可能是一个合意的政治体制,甚至是所谓强有力的合意政体。而依据何种政制及其提供秩序、安全与公众,实现谁之公正、什么样的公正,凡此种种,拷问的是政体的德性,而决定其合意与否。主权者是帝王还是人民,天下为主君为客抑或恰恰相反,决定了对于绩效的品评标准与程序的流程设定。就后者而言,从宫闱政治走向广场政治,自秘密政治而至公开政治,蔚为枢机。

上述三项,汇合加总,说明何为“有德有方”。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讲,不外就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与绩效合法性。天命民本,神俗两界,内涵其中。就“合意”一词而言,软硬两手,它们缺一不可。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否则,合意个鬼呀!

世间难有十全十美,政制与政治亦然。就此而言,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迄而至今,立宪民主政体于德能两面,综合比较,可谓已达极致。中国的文化历史大转型,这一招必须学到手,这一关必定要过,否则,所谓长治久安,不啻一枕黄粱。

问:是啊,人同此心。那么,你所说的“优良政体”在此具于何种地位呢?中国在此是个什么情形?既有政体是否已然致臻善境,还需“突破”吗?

答:也正是在此,请允许重申一句:比譬当下中国,置身政治建国的大转型时代,吾人客观审视可以看出,从立国到立宪,尚需完成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建构优良政体。其之上接天命民本,下接绩效功能,可谓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说到底,在此立国立宪总体语境下,所谓“优良政体”,就是现有政治安排是否足能最大限度提供公共产品,包括秩序、安全、法治和公正这一时代之问,将贤人理政统贯连接于主权者的最终评判,而实现“主权在民,治权在贤”这一现代国体。

我个人体认,晚近这一波现代文明的最大成就,一个横跨三、四个世纪的地球事件,就在于提炼出了一种政体模式,而达成了既能维护民族国家的疆域统一,又能在此疆域内实现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这一建构现代立国的双重效果。这一模式不是别的,就是“立宪民主,人民共和”。就此而言,现代中国——不管是第一共和还是第二共和——均以“共和国”自我定位,可谓紧扣时代脉搏,关键只在名副其实,落地生根。

其间缘由,在于它满足了一个优良政体必需具备的三大基本条件。

第一,必须回应神权和皇权崩塌之后,谁是主权者这一大是大非,而自解决权威与服从关系入手,为国家底定基础。谁是主权者?何为权威?权威因何而生?以及主权者如何表达自身?有关于此,“人民共和”首先将“人民”抬出来,于取代上帝和皇权之际,用这一世俗化的神圣本体,为政体兜底。毕竟,政治的第一要义不是区分敌我,而是建构主权,为了建构主权,包括国家政治中的“人民主权”与国家间政治中的“国家主权”,这才派生出区分敌我、厘清公私的必要。至于“秩序”,例为治安与行政之责,而非政治宗旨。政治另有宗旨,就是和平,一种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状态。相较而言,其他非共和政体同样能够维持秩序,但却无法提供和平。——至于何为秩序与何种秩序,又另当别论。

第二,“人民”之为主权者,并不等于人民作为政治博弈者在国家治理层面一切直接包办,也无法包办。毋宁,需要一个作为中间环节的代理机制,而人民享有甄选、监督与罢免的真实机制,实现主权者与代理人之间的直接贯通。其实,不独立宪民主政体,就是针对其缺陷而起、希望有所匡救的共产苏俄政体也曾在此多所尝试,大胆设计,可惜因为未能解决“人民如何出场”的问题,就是说,缺了“立宪民主”这一程序环节,以至于走向自己的反面,适成强力压制。环顾全球,迄而至今,只有“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解决了代理机制问题。也就因此,“人民出场”申说的是通过让人民进入选举管道,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选举,经由秉持选民这一法政身份,使分散的个体的国民和公民变成政治学意义上的人民,让所谓的百姓变成人民。否则,如果是“人民群众”的话,那就是滚滚洪流;如果是“百姓”“老百姓”的话,就是一盘散沙。“人民共和”意味着造就了一个从“自为”到“自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和主权者,从而解决了人民的出场问题,使得主权者与主权者所挑选的代理人之间直接贯通。这不仅是西方共和主义的传统,也是“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与“天下为主君为客”这一思路中的华夏古典政论的理路。中国古典政治追问怎样选择统治者,而另有答案而已。

第三,既然是立宪民主,那就意味着立宪是一个全体公民经由横向联合而赴约的立约进程,意味着人民也好,人民选出来的代理人也好,主体地位于一体化中实现法政平等,坐实守法者就是立法者、立法者就是守法者的统一。同时,也意味着人民本身有一个被驯化的过程——我这样说大家可能不高兴,但立宪民主政治恰恰要求人民也需要一个被驯化的过程。就是说,亿万个体必得获秉满足公民与选民身份所赋予而要求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从而得被立宪民主体制纳入其中。此为发挥主权者权能的普遍身心条件,也是个体作为公民而兑现自家主权者位格的一体化进程。如此这般,至少,消极而言,有助于避免民粹和极端政治右翼现象。民粹若是左翼,意味着必然存在政治右翼,而可能同为民粹,指向和取向不同,其为民主的败坏与反动则一般无二。

远观近视今天美国的民主运作,一些人啧有烦言,指认特朗普的上台意味着民主政治的失败,或者,民主体制出了问题。我不这样看,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次美国大选表明美国民主体制深层发力,实为一种纠偏行为,出现了回归民主本义的趋向,也就是将代理人与主权者直接贯通。论者以“代表性”譬议,同为一解。至于花落谁家,是言不由衷、满嘴谎言却煞有介事的希拉里,还是同样满嘴冒泡的国际流氓特朗普,并非要害所在。她或他算什么呢,不过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发声装置而已,是这个叫做代理人进而叫做总统的制度的扮演者而已,而声音所表达的背后政治理念才是问题所在。故而,去年美国大选投票前一周,在下曾以天则所研讨会发言记录稿为基础撰作一文,题为“疲惫帝国的政治回归”,申说的正为这一主题。

无他,所处时段不同,国情有别,各家过日子便有各家的难处,因而必须拿出各家的看家本领,所谓“各村有各村的招”。救急救难,对症下药,辨证施治,端看症状为何,病根是什么。

拿美国来说,三十多年的全球化造就了一个跨国资本阶级,使得立宪民主的“代议性”或者“代表性”大大下降,选举产生的政党及其代言人以追逐权力本身为目的,违背竞选承诺遂成家常便饭,无情嘲弄着亿万选民的民主忠诚、政治托付和民生憧憬。古典共和主义的淳朴与敦厚,特别是它在公共生活领域的敦品励行意义,颓败如灰。——一旦政治德性退出政治场域,不再作为政治本身的内在品性,则政治的溃败同样不可避免。对此言行不一,恭前而倨后,大家见惯不怪,仿佛多所理解原宥,而实则无可奈何。这便不正常,很不正常。因为经典的民主立约体制要求必须兑现承诺,以此构成一种代议关系,蔚为“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枢机所在。无此托付与承受的契约及其兑现,一切美好制度设计免谈。以美国来说,此前多少年,无论是右翼共和党还是左翼民主党,简直无视竞选承诺,令立约形同儿戏,实在是民主窳败之象。奥巴马以黑主而进驻白宫,几经努力,部分兑现,可谓拨乱反正,而过犹不及。置此情形下,特朗普以反奥巴马与反民主党的政治正确起家,锋芒所向,还真的就具有纠偏之效。但是,知易行难,可以断言者,特朗普也根本无法真切完全兑现全部承诺,表明政党政治极化之际,民主体制衰败,其政治腐朽的恶果仍延续。特朗普崛起,可以看作是深蕴于美国民主体制深层的力量发功,在对既有民主体制的腐朽和衰败进行拨乱反正,却又力不从心,使得自己也有可能身陷其中,而重蹈覆辙,再次说明普天之下,没有十全十美的政体也。

但是,不管怎么讲,此番波折和博弈,说明这个民主体制仍在发挥作用,于合众国发挥着兜底之效。左翼与右翼的政治对立恰恰是一个互相映照、补偏救弊的进程,不仅未能说明民主制度正在走向终结——如我赤县神州某些“观察家”之兴高采烈,如果不说是幸灾乐祸的话,相反,说明民主制度本身正处在一个依然有待完善、从而需要在不同国家(包括中国)进行本土化实践这一迫切历史时刻,而任重道远者也。

在此,中国今天到了大转型收束时段,就差“临门一脚”的时刻。之所以如此陈言,就在于大家都有一个相喻共守的历史意识和政治共识,那就是,如果不是故意装聋作哑,或者,以鸵鸟身姿得过且过,那么,谁也不会认为既有体制是一个终极型体制。毋宁,不过一个过渡型体制。在此,只要大家都这样认为,包括执政党也这样认为,并作此宣言:“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破釜沉舟,将改革进行到底”,就说明在他们心中,此非终极体制,还有待努力,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争取到那个“中国问题”语境中所憧憬的优良政体。比较而言,就经济形态及其成长来看,可能有的国家国有企业多一点,有的国家私人经济多一点,并不一定说明什么问题。就民族国家建构来看,诸如族群问题,中国此刻遭遇到了,美国未能妥善解决解决,西班牙、英国、法国都也还未能找到、也不可能找到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可谓正常之至。但是,还是在“中国问题”意义上,相较而言,这些国家早已解决了政体问题,剩下的只是政府层面的善治与公共政策问题,而中国面临的则是建设优良政体、如何将立国和立宪肉身化的良政问题。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此刻人在途中,有待“临门一脚”,于跋涉中最终完成现代立国大业。毕竟,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成长至此时段,启动民主政治实践,此其时也。

另一方面,如旧作“过渡政体下的临时宪法”所言,现在的“八二宪法”可谓“临时宪法”。此话怎讲?比如,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建国意义上,《美国宪法》是一部终极宪法,不可能想象会有新宪法取而代之。在可见的历史中,美国再制定一部新宪法是不可思议的。毋宁,可能继续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拾遗补缺,打补丁,与时俱进。反之,中国现在的这部《宪法》,伴随着大转型之愈益逼近,将来肯定是要被推翻重来的,就在于其所承担、载述与表彰的是一种过渡政体,而宿命性地只能成为“临时宪法”。扪心自问,除非睁眼说瞎话,如“重庆模式”那帮人与左派文人之一贯所为,否则,将来中国政体究竟走向何方,哪个时段将会发生何种变化,谁也不敢打包票。这不是预期,而是现实的危机所引发的恐惧,如同这个政体之为国民所痛恨一般之千真万确。

也许,有的人会说,必以“立宪民主,人民共和”为终点;有的人断言,既有政体就是终极政体,千秋万代;还有的人可能会说,中国既有政体早已超越所谓欧美立宪民主,较其秉具更高德性和效能。——见仁见智,人言言殊,但是,在下还是要说,大声说,单就“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破釜沉舟,将改革进行到底”这一句为凭,就可以断言,这不是一个终极性的体制,因而,承载这一体制的这部宪法,只能是“临时宪法”。就此而言,重申立国立宪进程中优良政体建设之“临门一脚”,对应的是既有政体的历史感觉与政治担当,是我们全都置身其中的这个伟大国族政治成熟的核心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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