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 自由式民主为何屡屡遭遇“乌克兰困境”

|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博士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7期,原标题为《当代自由式民主的危机与韧性——从民主浪漫主义到民主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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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自由式民主制的发展走向了一个奇特的悖论:一方面,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民众对民主政府的信心出现了大规模、持续的下降;另一方面,各种观念调查显示,世界各国民众对民主价值的认同又普遍上升,并且民主制度的韧性在增强而不是削弱。我们可以将这一悖论称为“乌克兰困境”,其特征是政体在民主化和民主崩溃之间反复摇摆——处于威权状态时,民众因认同民主而不断推动民主化;处于民主政体时,民众又因预期幻灭而不断推翻其民选政府。摆脱这一困境的答案之一是校正对自由式民主的理解,即从民主浪漫主义走向民主现实主义,也就是以一种节制性的民主话语取代一种不断膨胀的民主话语。只有把民主从一个不断扩大和加速的“承诺漩涡”中解放出来,它与政治现实之间的裂缝才可能缩小,或者说,更有限的民主构成更可信的民主。

自由式民主的危机

自由民主制的话语与实践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危机。危机发生于三个层面。

当代自由式民主的第一重危机,是在发达民主国家内部。欧美的民粹主义和政治两极化,常被视为西方民主危机的体现。但这只是危机的表层。如果一个体系具有自我纠错能力,一定的社会问题未必意味着系统性危机。西方的民主危机主要并不在于上述问题本身,而在于人们对这个政治系统的纠错能力正在丧失信心。更糟的是,信心影响预期,预期影响行为,信心的丧失本身常常构成自我实现的预期。

这一点在美国尤其明显。根据皮尤中心的调查,1958年相信联邦政府“总是或者大多数时候能够做对的事情”的美国人比例是73%,而2015年是19%;1964年认为“政府是为所有人工作的”比例为64%,而2015年是19%;1985年的时候,美国仍有67%的人对国会持有“正面印象”,但是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27%;甚至公众对自身的判断力也失去了自信,1997年,尚有64%的人口对“美国人民在政治决策方面的智慧”抱有信心,到了2015年,这一比例下降为34%。如果说对权力机构缺乏信心尚可被解释为对“背叛民主的政客”的不满,直接质疑“公众智慧”则挑战了民主的合法性本身。

美国并非这一趋势的孤例,政治信任的流失广泛发生于发达民主国家。根据一项欧洲的跨国调查,2013年表示“信任议会”和“信任政府”的人口比例,在英国分别为24%和23%,在法国也分别是24%和23%,不到人口的1/4;而在受到欧债危机冲击较为严重的南欧,情况则更糟,希腊分别为10%和10%,意大利分别为12%和11%,西班牙则仅有7%和8%。除了几个北欧国家达到50%左右,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对本国的政治体系表达了明显的不信任。事实上,近年的一项研究显示,OECD国家的政治信任明显低于金砖四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

这是一个反讽的局面。横向而言,相较于其他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一目了然,世界各国人民移民的方向即是这一繁荣稳定的体现。纵向而言,根据OECD的统计数据,美国的人均购买力平价GDP从1970年的23305美元上升至2015年的51450美元,人均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73岁上升至2015年的81岁,同一时期婴儿死亡率从26‰下降至6‰,基础教育的入学率从1971年的88%升至2013年的99%,而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大同小异,似乎没有理由认为政治信任的大幅下降是由于治理绩效的大幅下降所致。至于基本政治和公民权利,正如Pinker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所记录,在西方发达国家,二战之后普遍发生了一场“权利革命”,大幅提高了女性、有色人种、同性恋、儿童甚至动物的权利。因此,也没有理由认为,政治信任大幅下降的缘由在于基本人权的普遍下降。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加剧被认为是政治信任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有研究显示,尽管美国的贫富分化加剧,美国人幸福感的“贫富悬殊”实际上在下降。而且,即使在瑞典、荷兰、法国、东欧等经济相对平等的国家,民粹主义等“反体制”的政治势力同样崛起,说明经济不平等对于理解政治信任的流失解释力有限。

在某种意义上,自由民主制正在成为自身成功的受害者。深入人心的民主话语与持续的繁荣带来不断上升的心理期待,而不断上升的期待一旦超过政治经济进步本身的速度,就可能强化普遍的“相对剥夺感”,从而造成繁荣与幻灭同步发生的反讽景象。此外,自由滋生“批判性公民”,深化的自由培育自身的敌人——这是自由制度独特的重负。在当代,这一重负体现为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反启蒙运动,当这一运动超过自由制度本身的承载力时,自由制度就可能从内部自我瓦解。

也就是说,西方内部的民主危机主要不来自于某些具体的公共政策问题,而来自于“民主承诺下的相对剥夺感”以及“自由主义的自我解构潜质”。如果说公共政策问题可能通过政策改良来缓解甚至突围——正如罗斯福时代或者约翰逊时代所发生的那样,这种“相对剥夺感”和“自由自我解构”不断强化的趋势则可能很难逆转——如果人们不能及时更新对自由民主制本身的理解的话。

当代自由式民主的第二重危机,来自于非西方政治体制的挑战。与冷战时期不同,冷战后的东方诸国,主要不是通过军事竞争挑战西方,而更多的是通过治理绩效来提供“政治的另一种可能”。“新加坡模式”“俄罗斯模式”“中国模式”等都构成了对西式民主的挑战。毋庸置疑,中国的成功是最耀眼的。连续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这一成就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变化,在现实中,它意味着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水平、医疗保障、贫困救助等方面的极大改善,从而也构成人道主义的成就。而这些成就,是在中国没有实行西式民主的条件下发生的。与之前亚洲四小龙在非西方体制下经济起飞的经验相连接,可以说构成一种“发展模式”意义上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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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经验已经在消解西方政治模式的光芒。从实践上而言,中国显著的经济成就,加上美国外交战略所激发的全球性不满,已大大逆转两种发展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而中国式投资和购买力的进入,更是改变了西方国家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牵制力。就理论而言,在很多人眼中,中国模式已经从制度意义上挑战西方,确立了一种竞争性的可替代方案。在其影响巨大的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福山发现,从欧美到印度,从拉美到非洲,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的问题都是“民主过剩而国家能力不足”,而就国家能力的表现而言,中国几乎是“一枝独秀”。贝淡宁在其《中国模式》一书中号召西方应当向中国人才遴选机制学习,他认为中国式“民主的选优机制”(democratic meritocracy)优于西方“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史天健则根据对抽样观念调查的分析,提出中国人的民主观主要并非“”,而是“监护式民主”,从这个角度而言,在中国人眼中,中国政治体系已经实现了高度民主。

当代自由式民主制度的第三重危机,来自于新兴民主国家。简单而言,许多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表现不如人意,很多人因此对自由式民主的“可移植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人们或许可以认为西方当下的民主危机是暂时的,将成为其自我演化的动力,也可以以长线的历史眼光来看待东西模式的竞争,从而认为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但新兴民主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却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正在展开的现实性。无论是“被民主化”之后战火纷飞的伊拉克、阿富汗,还是始终难以克服贫富悬殊的拉美地区,或是民主常常被族群冲突绑架的非洲,似乎都没有“从此以后过上了幸福生活”。

没有哪个地带比阿拉伯地区更能展示这种危机。2011年初开始的“阿拉伯之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诸多阿拉伯国家,两年之内,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的威权政体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塌,叙利亚的政权摇摇欲坠,甚至沙特、阿尔及利亚等国似乎也开始威权松动。然而,“阿拉伯之春”很快变成了“阿拉伯之冬”。几年的骚乱、暴动甚至战争之后,埃及重新回到了威权政体,其高压程度甚至超过2011年之前的穆巴拉克政权;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处于全国性或地区性内战状态;再加上之前确立的伊拉克民主政体始终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阿拉伯之春”的成果可以说寥寥无几。即使是“硕果仅存”的突尼斯,受整个地区恐怖主义组织兴起的影响,其安全局势令人担忧,而经济状况不但没有显著改善,失业率甚至比“解放前”还高,民主稳固的前景不容乐观。

即使是中东欧地区,即民主转型相对成功的地区,幻灭感也很普遍。一个表现就是中东欧的选民明显比西欧选民更加频繁地将在任政府选下台来。据统计,1990—2014年间,11个中东欧国家总共换过144个内阁,也就是说,1990年以来,大约每两个中东欧国家中就有一个每年都在更替政府。“欧洲价值调查”的一个数据显示,在10个中东欧国家,对民主的表现满意的人口比例仅仅约30%~40%,而对政治机构保持信心的人口比例大约只有20%。

从阿拉伯地区到中东欧,从泰国到肯尼亚,从海地到阿根廷,新兴民主都面临着重大挑战。《经济学人》的一篇社论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民主悲观主义”:“赶跑一个独裁者比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民主政府要容易得多。新政权开始动摇,经济开始挣扎,整个国家发现自己至少和之前一样糟糕。这是阿拉伯之春中很多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也是十年前乌克兰橙色革命所发生的事情……民主正在经历一个艰难时世。在那些独裁者被赶跑的地方,反对派大多没能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政府。即使在那些民主得以建立的地方,系统的缺陷令人担忧地显现,对政治的幻灭也随处可见。但就在几年前,民主看上去似乎将统领世界。”

政治态度和观念作为一个“社会事实”,形塑着现实的走向。普遍的民主悲观主义不仅反映对现实的不满,也加剧现实的问题,因为持续加深的悲观主义常常降低人们的政治参与程度,削弱政治规则意识,滋生“反体制”倾向,成为政治激进主义乃至暴力的土壤。它还可能带来对威权政治强人的期待,为威权主义卷土重来开辟道路。事实上,新兴民主国家出现的大量威权回潮现象——无论是俄罗斯、匈牙利、土耳其、委内瑞拉或是埃及,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民主感到幻灭之后重新寄望于政治强人的复杂心态。世界观念调查2010—2014年的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一个强大的领袖,但不一定要诉诸国会和选举,是好事吗”,选择“非常好”和“比较好”最高的十个国家和地区,几乎全都是新兴民主国家和地区——埃及93.7%,吉尔吉斯斯坦82.7%,乌克兰71.3%,印度70.4%,罗马尼亚69.7%,俄罗斯67%,巴西64.8%,哈萨克斯坦64.4%,中国台湾61.5%,菲律宾59.1%。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被调查者在回答另外一些问题时,又往往显示出高度的民主认同(下文还会讲到),这种自相矛盾很大程度上折射着民众对本地民主表现的高度受挫感。

自由式民主的韧性

当代自由式民主所面临的三重危机,似乎“诅咒”了民主的未来。然而,一个奇特的现象是,一方面,人们似乎对民主的现实表现越来越灰心失望;另一方面,人们对民主——无论是作为一种价值还是作为一种制度——的忠诚却又十分坚韧。就观念而言,世界观念调查的最新一轮(2010—2014年)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对你来说,生活在一个民主治理的国家中有多么重要”,答案从1到10(1为根本不重要,10为至关重要)。结果显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大多数人的回答都分布在靠近10的位置。以前述十个最认同“强有力的领袖”的国家和地区为例,答案分布在6到10之间的人数比例分别为:埃及96.7%,吉尔吉斯斯坦87.2%,乌克兰83.2%,印度62.8%,罗马尼亚88.9%,俄罗斯77%,巴西77.3%,哈萨克斯坦92.7%,中国台湾92.8%,菲律宾81.1%。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绝大多数人一方面渴望“强有力的领袖”,另一方面则高度认同民主的价值。事实上,在这些最认同“强有力的领袖”的国家和地区中,除了印度,认同民主价值观念的人的比例高于认同“强有力的领袖”的比例。

或许有人会说,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认同民主价值,但是他们所理解的民主未必是西式“程序民主”,而更可能是体现治理绩效的“绩效民主”——他们可能只是用“民主”一词来指代“民生表现”而已。但这并非事实。在世界观念调查2010—2014年的问卷中,有一组问题的设计恰恰用来检测人们对民主的理解。这个问题是“你认为什么是民主的根本特征?请给下列选项打分”,其中一个选项是“人们在自由的选举中选择领导人”,指向对民主的程序性理解,而另外两个选项是“人们在失业时得到国家救助”“政府使人们的收入平等”,则指向对民主的绩效性理解。表1列举了上述国家和地区中,分别对这三个选项打了6~10分的人口比例。如表所示,尽管上述国家和地区民众对民主的“程序性理解”和“绩效性理解”都高度认可,但“程序性理解”的比例仍然高于“绩效性理解”。也就是说,即使在这些最认可“强有力领袖”的国家和地区,人们对民主的程序性理解依然高于绩效性理解。

这一发现与Norris更早期的研究结论相互印证。通过整理世界观念调查2005—2007年的结果,她把对民主的理解分为“程序性理解”(通过人们在男女平等、自由选举、公民自由和公投修改法律等问题上的看法来测量)和“工具性理解”(通过人们对经济发展、严惩犯罪、失业救助和调剂贫富差距的看法来测量)。同样,她发现,无论是经历过长期、短期或有限民主体制的国家,民众总体而言对民主的程序性理解要超过工具性理解。当然,发达国家和有过长期民主经历的国家的民众略微更倾向于对民主进行程序性理解。

或许还有人会说,泛泛地询问人们对民主的态度,未必能够探测到他们对民主原则的真实态度,浸透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观念原则更能反映其真实想法。比如,一个不相信男女平等观念的人也不太可能尊重政治权利的平等,一个极度仇视同性恋的人也不大可能拥有民主所需要的政治宽容。政治文化学者Welzel发现,对于支撑民主的出现与运行而言,由“自主性、选择、平等和表达”四个维度组合起来的“观念集合”具有民主驱动器的意义。他将这个观念集合称为“解放的价值”,并以一系列从政治到生活的调查问题去衡量它。尽管用这种方法来衡量民主观念,可能会导致其“真实支持率”大大下降,但他仍然发现,就变化趋势而言,世界上所有的地区——从基督教文化圈到伊斯兰文化圈,从东方到西方——普遍发生了“解放价值”的上升,区别只在于起点的不同和上升距离的不同。换言之,不管这个意义上的民主观念绝对水平如何,在21世纪初,它的历史相对水位确实空前高涨。

离开观念的层面,就自由式民主的制度而言,它在当代也表现出相当的韧性。这种韧性表现在民主政体数量的扩展、民主政体可持续性的增强以及民主崩溃后的“民主反弹力”等几个方面。

首先,过去40多年民主政体在数量上的扩展可以用“大跃进”来形容。1974年地球上的代议民主国家数量是40个左右,2010年,这个数字变成115个,也就是全球3/5左右的国家。鉴于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不同形式的威权政体中,当代政治这一海啸式的变化可以说构成一个政治史上的奇迹,也构成了当下一切严肃政治思考的前提。

即使是以民主化进程相对落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例,民主转型也成为该地区缓慢但清晰的潮流。研究显示,具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越来越成为该地区的常态。1960—1989年,非洲地区平均每年不到一次选举,而1990—2012年,该地区平均每年有七次选举。尽管这些选举的质量和真实性常常可疑,但从数量上而言,“选举式民主”国家的确从1990年代早期屈指可数的几个上升为2016年的25个左右(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共49个国家)。该地区对民主制度的认同,可以从近年民主程序被破坏时该地区民众的反应看出。当2015年刚果共和国总统Sassou-Nguesso通过操控公投修宪以实现连任时,他遭遇了该国199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抗议。当布基纳法索的前总统Blaise Compaore当了27年总统仍然试图延长自己的任期时,2014年民众发起大规模抗议,引发骚乱,迫使Compaore逃亡国外。布隆迪总统Pierre Nkurunziza试图违宪连任的企图同样遭遇了巨大抗议,尽管他最后仍然通过政治压制实现了连任,但是此前持续数月的抗议也显示出维系专制的高昂成本。人们或许不清楚民主到底应该是什么,但显然已经深知专制的意涵并对其深感厌倦。

其次,当代民主制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可持续性。之所以说“不同寻常”,是因为历史上发生在第三世界的民主转型往往是还没站稳脚跟旋即被倾覆,但第三波民主化以来,新兴民主国家开始出现“民主沉淀”现象。固然,“阿拉伯之春”迅速倒退为“阿拉伯之冬”,但总体而言,在所有新兴民主国家或地区,阿拉伯地带的表现更像是一个特例而非常态。与历史比较,过去40年左右的新兴民主政体表现得相当有韧性。

在这一点上,拉美地区是典型案例。第三波民主化之前,拉美地区的民主体制极其脆弱——由于频繁的政变,各国政体反复在民主和威权之间震荡。但197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的民主却开始出现“扎根”迹象。到1991年,拉美20个国家中的18个(除了古巴和海地)都进入了竞争性政体,此后的政体震荡非常罕见。根据Mainwaring的研究,竞争性政体的崩溃率已经从1945—1977年的9.3%下降到1978—2005年的0.8%,也就是说,1970年代中期之前的民主崩溃率是之后的十倍以上。如阿根廷,1930年代到1970年代曾发生过七次政变,平均每七年左右就发生一次政变;而1983年最近一次民主化以来,尽管阿根廷政治危机重重,但是过去30多年再也没有发生政变。

拉美的情况并非特例。中东欧以及苏联等国自1989年走向民主化以来,至今已经超过1/4个世纪,除了数个中亚国家很快回归威权政体以及少数几个东欧国家徘徊在民主与威权政体之间以外,大多中东欧国家都维系了民主政体。其中某些甚至表现不凡,比如,根据“自由之家”2016年的新闻自由排名,捷克、斯洛文尼亚、立陶宛、爱莎尼亚、葡萄牙、斯洛伐克等国的新闻自由程度甚至超过了老牌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同样如此。虽然有泰国这样的“困难户”,但无论是东亚的韩国或中国台湾地区,或是东南亚的印尼或者菲律宾,1980年代后期开始民主转型后,尽管危机不断,民主的“成色”也颇受质疑,但迄今尚未出现过民主崩溃。以韩国为例,1987年最近一次民主转型之前,韩国政治过山车一般大起大落。从1948年确立第一共和国,到1960—1961年第二共和国时期短暂而动荡的民主实验,到朴正熙时期越来越稳固的独裁统治(第三、第四共和国),再到全斗焕和卢泰愚时期逐渐失控的局势(第五共和国),韩国战后的40年左右,无论是民主体制还是威权体制,似乎都难以持久地维系政治稳定。然而,从1987年的民主转型开始至今30多年,韩国“反常”地维持了相对的稳定和发展,民主政体本身也尚未遭遇系统性挑战。

当代民主政体韧性的第三个表现,恰恰发生在某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崩溃之后。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新兴民主国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经历了民主崩溃。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新兴民主政体崩溃之后很快重新民主化,回归民主政体形态——这种“跌倒了立刻爬起来”的“民主反弹力”,同样可以间接说明新兴民主政体的韧性。

以拉美为例,21世纪以来,该地区发生的最著名的两次政变是2002年委内瑞拉政变和2009年的洪都拉斯政变。2002年的委内瑞拉政变不到两天就结束了,几乎是一个闹剧——“夺权”的反对派错误估计了查韦斯的民意基础,发动了政变,但是面对风起云涌的抗议,很快心理防线崩溃,将权力重新交还给查韦斯。2009年6月,洪都拉斯总统泽拉亚则因为拒绝执行最高法院的判决而被强制剥夺权力,这次政变立刻遭到了全世界的谴责。尽管临时政府和军方并没有恢复泽拉亚的总统职权,但于同年11月份重新组织了大选,并且新大选基本公正透明,所以严格来说,这次民主崩溃只持续了半年左右。这种民主崩溃然后迅速反弹的情况,与早先拉美独裁者一旦夺取权力就能够久抓不放的情形形成对比——皮诺切特1973年夺取权力,直到1989年才放弃权力;巴西1964年发生政变,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逐步回归民主化;阿根廷1976年政变后建立的军人政权,也是维系了7年之后才开始解冻。哪怕是在非洲这个民主政体仍然被频繁推翻的地区,民主较快反弹的情形也开始频繁出现。比如2012年马里总统Toure被哗变士兵推翻,该政变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很多国际组织纷纷撤回对该国的援助,法国则在马里临时政府的邀请下出兵干预。2013年马里在国际组织的监督下重新组织总统大选,回到民主的轨道。

民主崩溃后不断反弹回归,并且回归的速度越来越快,显示出民主制度合法性的上升。对很多国家来说,相较于其他选项,民主政体已成为一种“默认设置”。即使是暴力夺权的政变者,也往往要借助于“拯救民主”的话语,并且在政变之后重新组织选举,哪怕是伪选举。当年福山以“历史的终结”来形容冷战后世界政治走向时,遭受很多批评。但如果不把“历史的终结”理解为“制度竞争”的终结,而理解为“合法性话语竞争”的终结,这一说法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管今天的人们对于民主的表现如何失望,作为一种合法性话语,它已经逐渐失去了同样强大的竞争对手,产生了一种漩涡状的向心力。某种意义上,民主话语的崛起或许并非历史的终结,却可能是这一终结的开始。

走向民主现实主义

以上论述显示,各国民众似乎处于一个巨大的心理分裂当中。一方面,当代民主政体危机四伏,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主政府的表现灰心失望;另一方面,当代民主制度又似乎韧性增强,人们对民主观念的信奉有增无减。这种信念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政治学家Norris所说的“民主赤字”——当人们对民主的期望超过民主的表现,就出现了“民主赤字”。熊彼特曾在批评“古典的民主理论”时指出:“民主革命意味着自由与体面的到来,民主教义意味着理性与进步的福音。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优势注定会失去,民主的观念与实践之间的裂痕注定会被发现,但是,黎明的曙光会消逝得很缓慢。”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赤字”正在不断扩大的时代,一个“黎明的曙光”缓慢消逝的时代。

“期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未必是坏事。它可能成为改进现实的动力,迫使政治家不断进行“政策创新”,最小化公共服务成本的同时最大化公共服务的产出。正如梅斯奎塔在《独裁者手册》中所说,“民主是好想法的军备竞赛”。但另一方面,如果期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它就不再是改革的动力,而可能成为革命的动力。当失望变成普遍的绝望,反体制的力量将成为主流,社会动荡将势不可挡。这种动荡的温和表现形式是各种街头抗议,而激烈的表现形式则是民主的崩溃。于是,出于对民主观念的信奉,人们不断推动政体走向民主化;同时,又出于对民主表现的失望,不断推翻新生的民主政体。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国家表现出这种特征,比如乌克兰、海地、泰国、巴基斯坦、尼日尔等。如果“民主赤字”进一步扩大,这可能成为更多国家甚至包括发达国家的政治常态。

笔者将这种不断推动民主转型又不断陷入民主倒退或崩溃的政治状态命名为“乌克兰困境”。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乌克兰过去30年左右的政治状态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困境。1989年苏东剧变曾经给乌克兰民众带来希望,然而,对民主表现的幻灭导致了2004年的橙色革命。虽然尤先科最后赢得了选举,但是他被政治对手毁容的故事,整个世界还记忆犹新。而橙色革命并没有成为故事的拐点,民众很快对尤先科也感到了幻灭——2010年尤先科下台之际,其支持率只有9%,他在2010年大选中只得到了5.5%的选票,甚至没能进入复选。反讽的是,2010年人们重新把2004年赶跑的亚努科维奇选上台去。但是,这同样不是故事的拐点。民众很快再次幻灭——众所周知,2014年亚努科维奇又被新的街头运动赶跑,这次运动被很多人视为“第二次橙色革命”。革命不但赶跑了亚努科维奇,而且也直接导致了乌克兰内战。然而,“二次革命”是否就实现了人们对民主的预期?事实上“第二次橙色革命”之后上台的波罗申科的支持率又从最初的47%不断下跌,到2018年初跌至10%以下。总之,走向民主转型以来,乌克兰民众始终在希望以及迅速的幻灭中徘徊,而幻灭不是促进了政治改良,只是带来新的政治动荡。

 

那么,是否可能避免“民主赤字”的进一步扩大化,避免越来越多的国家陷入“乌克兰困境”?理论上而言,一个可能的出口是放弃自由式民主制本身。既然自由式民主滋生预期和现实之间不断加深的矛盾,那么何不推动放弃这一制度?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民主观念与实践深入人心的程度。如前所述,世界观念调查的数据显示,几乎所有国家——哪怕那些观念上也同时“拥抱强人”的国家,都有八九成左右的人口表示生活在民主制度下对他们“比较重要”或者“很重要”,并且这一看法相当程度上展示的是对民主的“程序性”而非“工具性”理解。这是启蒙运动展开300多年的结果,其中伴随着无数血雨腥风的斗争——从法国大革命到黑人民权运动,从美国制宪会议到埃及街头运动,都是这场斗争的轨迹。要抹去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事实,恐怕需要另外数百年的血雨腥风。这一观点在当下不切实际的程度,几乎相当于把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塞回母亲的子宫里去。当我们谈论“政治现实主义”时,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事实”。

既然在可见的未来普遍推翻自由式民主政体并不现实,缓解“民主赤字”的方式只有两个,一是改变民主的表现,二是调整对民主的预期。毫无疑问,民主表现的改善空间巨大,尤其是在新兴民主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反腐败、政治秩序、公共服务质量方面,许多国家的治理绩效乏善可陈。因此,改善治理绩效是缓解“民主赤字”的最根本机制。但是,如前所述,即使是治理绩效明显优越的发达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主要的治理绩效指数都在提升的情况下,政治信任仍然显著大幅下降。更重要的是,如何改善民主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民主——合理的理解带来合理的政策,不切实际的理解带来有害的政策。因此,有必要关注缓解“民主赤字”的第二个方向:调整对民主的预期。笔者将这种调整称为“从民主浪漫主义走向民主现实主义”。这种调整并非指向对民主本身的否定,而是指向对民主更现实的理解,更确切地说,民主现实主义试图在一个更有限但也更坚固的基础上建构对民主的理解。

什么是“”?根本上而言,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民主的承诺。对民主过于浪漫的理解带来持续的幻灭感,而对次优的幻灭常常是通向更糟而不是最优的入口。在较低的层面上,对民主浪漫化的理解往往带来有害的公共政策,恶化民主绩效,从而进一步恶化民主赤字。在更高的层面上,对民主的幻灭滋生威权复辟的动力,而在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威权反弹很难成为政治冲突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反而成为新的政治冲突的土壤。正如很多人对民主存在浪漫化想象,同样有很多人对威权主义也存在浪漫化想象。巨大的治理绩效方差内置于威权主义的逻辑,而威权主义并不内在地提供自我纠错的机制。

笔者认为,一种更节制的民主话语是拯救当今民主危机的一个根本基点——它减少民主的承诺,但是提高承诺的可信性。具体而言,民主现实主义包含五个层面的认识。其一涉及如何认识民主化的历史过程。民主现实主义——通过对早发民主国家历史的观察——接受民主转型进程的曲折与艰巨,而不是预设一种“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的转型图景。其二涉及如何理解民主的边界。与民主浪漫主义的“无边权利观”相对应,民主现实主义认为应当区分“权利”与“利益”,在“有限政治”的理念下限制民主的利益承诺。其三涉及如何认识民主之“主”。民主现实主义认为“政治权利的平等”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影响力的平等”,一定程度的精英主义在代议民主制中不但是必然的,而且可能是必要的。其四涉及如何看待“公众的智慧”。与“庸众暴民”的本质主义的公众观不同,民主现实主义接受一种演进式的公众理性观,而这种演进理性以政治自由与多元为前提。其五涉及民主稳固的社会条件论。与民主浪漫主义的“唯意志论”不同,民主现实主义认为民主的稳固需要一定的条件——尽管哪些条件组合对于支撑民主运行具有关键作用,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历史阶段的答案可能不同,但是,或许存在“偶然的民主化”,却不存在“偶然的民主稳固”。

(一)民主化的历史过程

浪漫主义民主观假定建立民主的过程应当一帆风顺,而现实主义民主观认清建立民主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一点看似一目了然,但是当人们对新兴民主的是非成败做出判断时,却常常忽视这一点。因为新兴民主中的动荡而认定“自由式民主政体在非西方国家总是走向失败”,这种观点的轻率在于它严重低估了西方国家自身在建立民主制度过程中的血雨腥风程度。

正如Berman所揭示的,就历史而言,欧美国家的民主化历程充满了血腥、动荡和阶段性崩溃,而这并没有妨碍西方国家最终走向民主稳固。比如,法国革命过程中,1793年路易十六被砍头、共和国诞生、男子普选权被确立,当时整个欧洲的进步人士都欣喜万分。结果,“民主化的喜悦”很快被1793—1794年的恐怖政治所取代,历史学家估计大约20~40万人因冲突死亡,最后是政治强人的回归与帝制的复辟。相比这一过程中的战火与动荡,今天埃及、乌克兰等地所发生的冲突显得温和很多。更恰当的历史教训或许是,当专制的遗产积重难返,政治的每一点进步都可能代价惨重。

事实上,从法国的例子我们会发现,专制往往并非地震式坍塌,而是一层一层被“剥离”。1789年的法国革命虽然引发了极权恐怖,但是大革命之后,革命之前的绝对王权一去不返。即使是王权于1814年复辟,但路易十八的宪法规定了议会两院制、有产者的选举权、新闻出版自由以及法律面前的平等原则。当波旁王朝的查理十世越来越诉诸于宗教保守主义和政治压迫,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导致查理十世退位和路易·菲利普的上台。这次革命的成果则是一部分中产阶级被赋予选举权。之后,路易·菲利普半心半意的改革以及1847年经济危机最终又引发了1848年革命,这次又赶跑了路易·菲利普,推动了法国第二共和国的诞生,并推动了法国历史上第一场民主的总统选举。但是,当议会拒绝修宪给予第二届任期,路易·波拿巴又于1851年推翻了共和体制。有趣的是,他是通过一场“公投”来获得恢复帝制的合法性,这种威权-民粹主义的思路与21世纪查韦斯等人的做法何其相似!普法战争的失败和路易·波拿巴的倒台触发了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尽管巴黎公社失败了,但是之后确立了法国第三共和国,自此政治自由得以扩大,工人权利得以增加,改革得以加速。改革也加速了社会的分裂,造成法国民主体制的极端脆弱,而一战和二战的灾难则使这种脆弱性一览无余。直到二战之后,法国的民主体制才逐渐走向稳固。

法国的民主化历程显示,其民主转型和稳固并非一步到位形成,1789年革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1年革命,每一次革命“剥去”一层专制制度,引发巨大冲突乃至战争,而且历史往往进两步退一步,最后还要佐以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漫长的文化变迁,才最终使得民主稳固尘埃落定,而这时距离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了150多年。

法国的故事并非特例,检视欧美各国历史,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转型一帆风顺。即使是英国相对和平的“光荣革命”,如果没有之前的英国内战、克伦威尔独裁和复辟带来的势力均衡,恐怕也难以实现。摩尔在其经典著作《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将第一章命名为“英国与暴力对渐进主义的贡献”,正是试图说明这个道理。英国内战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近20万人死亡,从当时的人口比例来说非常惊人。然而,正是这种血腥暴力,奠定了光荣革命所需要的权力均势基础。因此,当今天无数人为新兴民主受挫而惊愕时,或许更令人惊奇的,不是当代新兴民主国家转型如此艰难,而是竟然有很多人认为它不应如此艰难。

当然,今天的世界不同于18、19世纪。由于国际体系的不同(所谓“自由霸权”的确立)以及知识观念体系的全球化(制度学习的成本降低),人们理应期待新兴民主国家转型成本更低,未必需要穿越一两百年的“转型峡谷”才能脱离“险滩”。但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包袱”需要克服。更重要的是,所谓第三波民主化始于1970年代中期,至今不过40多年,其中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转型起点始于1989年左右,距今不过30年。站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个时间长度对于判断制度成败与走向仍然过于短暂。

(二)民主的承诺边界

民主现实主义的第二个方面针对民主的边界。与浪漫主义民主观不断延伸政治的边界相反,现实主义民主观认为应当区分“权利”与“利益”,在“有限政治”的理念下限制民主的利益承诺。现代政治一个巨大的危险,在于推动公共领域全方位接管私人领域,不断消解个体责任意识。这种危险体现到威权制度,可能会产生极权主义的“无边权力观”;而体现到民主制度,则可能呈现为一种“无边权利观”:一种不断扩大的、缺乏“义务”对应物的“权利”观念。权利从最初的“政治权利”转变为“经济社会权利”,而“经济社会权利”又逐渐从“贫困和失业救济”扩散到“教育和医疗保障”,再扩散到不断提高的“住房、就业、环境、退休金”要求等,又进一步扩散为“文化权利”。“权利”的边界变得如此弥散,以至于它和“利益”或者“偏好”失去了界限,被混为一谈。政府不再仅仅被要求为个体建构良好生活提供机会与规则,而且被要求提供“良好生活”本身;不但被要求提供“良好生活”本身,而且被要求即刻地、无条件地产出;不但被要求即刻地、无条件地产出,而且被要求平等地产出。如果说这种承诺在发达国家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那么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新兴民主国家,当政治被赋予如此重担,它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当一场考试的及格线过高时,不及格将成为常态。民主现实主义则意味着,民主政治的功能不在于推卸个体责任,而恰恰在于激发它。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到底理应向民众承诺什么?现实主义的民主观认为,民主政治并不承诺良好生活本身,它只能承诺公正的游戏规则,以此为每个人创造自己的良好生活创造条件。它只能承诺权利,而作为普遍主义价值的权利,与局部的、派系的利益之间应当有所区隔。误解这一点,往往导致民主的神话,而神话是通向幻灭的捷径。简单而言,民主制最终是向每个人承诺它自身,向每个社会承诺它自身,更多的救助是一种善,但不是一种权利。

承诺的漩涡伤害民主的表现。即使它可能短期增加民众满意度,长期而言往往伤害经济效率,加剧社会矛盾,并最终危及民主稳固。当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发动土改把白人的土地抢过来,黑人的确获得了他们的“土地权”,但是接下来发生的并不是津巴布韦经济的腾飞,而是巨大的经济失败和它引发的政治危机。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发动“经济战争”去打击商人的囤积居奇,捍卫民众的“经济权利”,带来的不是委内瑞拉的经济平等,而是持续不断的街头抗议。过度承诺之所以伤害民主表现,是因为缺乏资源支撑的承诺难以兑现,最终造成民众的“被欺骗感”,从而加剧政治矛盾。从这个角度来说,民粹政府的失败恰恰孕育于它的成功之中。更糟的是,承诺一旦作出就覆水难收,只能加码,很难减码——既然民众的需求统统被表述为“权利”,收回或缩减当然会引发愤怒。

对民主承诺的理解,归根结底有两个方向:一种是“分配式理解”,即把民主理解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分配机制;另一种则是“自治式理解”,即将民主理解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自治机制。对民主的“分配式理解”及其泛滥,导致政治家和政党脱离义务允诺权利,脱离资源允诺利益,脱离社会允诺政治,其本质是一种“政治万能论”。正如极左思潮是一种政治万能论,无限承诺的民主浪漫主义是政治万能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对民主的自治式理解,则意味着“能力最大化”而不是“福利最大化”应该是民主政府的目标。固然,能力的提升依赖于一定的资源,因此政府在其财力范围内以及可持续的前景下应当为弱势群体提供一定的援助,此之谓“公共善”。但是,“能力培养”除了基础性资源,还需要或更需要个体的进取心和努力、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以及一种鼓励个人责任感的文化。一个画家要成为优秀的画家,固然需要钱购买纸笔颜料,但更重要的是其创造力和想象力;一个球员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球员,固然需要一定的场地和设备,但是乔丹之所以成为乔丹更因为他的极度勤奋自律和天赋;一个学者成为优秀的学者,有受教育机会至关重要,但是要在无数受过教育的人们中脱颖而出,还是要靠个体的勤奋与智识;一个企业家能成功,原始资本非常重要,但是他在激烈竞争中把握市场需求的判断力和执行力,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具有意义。将能力问题简化为资源禀赋问题,是对真实世界中个体如何实现卓越机制的极大误解。如果说在绝对贫困的状态下,资源基础可能是能力培养的最关键变量,随着人们逐渐走出绝对贫困,个人努力、激励机制、竞争环境和观念意识等因素的重要性很可能边际递增。

(三)民主的主体

与浪漫主义民主观自诩能够充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相对,现实主义民主观承认代议民主制中不可避免的精英主义成分,同时在伦理上并不认定一定程度的精英主义必然是坏事。理论上而言,“政治平等”是民主的题中之义。但是,何为政治平等?这是一个具有巨大诠释弹性的问题。现实主义民主观主张“政权权利”的平等,而非“政治影响力”的平等,即人人有平等地参与政治的权利,但是平等的参与权并不必然保障政治影响力平等。

何以政治权利的平等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影响力平等,代议民主制并不必然导致“人民当家做主”?究其根本,在于“代议”二字。与直接民主不同,现代国家的规模和现代政治的复杂程度决定了政治代议的必然性。然而,理应作为民意传声筒的政治代表,却往往不仅受制于其选民。除了选民,其他政治主体——游说集团、街头政治、智库、股市、国内外投资者、非直接民选机构、媒体……乃至代议者本人的个人智识与偏好都将影响代议者。在各种力量相互角逐影响代议者的博弈当中,那些拥有资源、组织乃至智识优势的群体很可能获得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简单而言,比尔·盖茨的政治影响力肯定远大于一个路人甲,工会的影响力肯定大于分散的工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政治影响力肯定也大于一个普通读者。

经济社会不平等转化为政治不平等,是代议民主制最被诟病的问题之一。这种转化有些明显缺乏道义基础因而应尽可能杜绝——比如腐败。有些处于道义上的模糊地带所以应当规范——比如,压力集团(教师协会、枪支协会等)具有影响政策的组织优势从而造成政治影响力不平等。除非取缔结社自由,否则只能规范而不是禁止压力集团的存在。有些则在道义上可能被论证,比如,相对于一个完全没有参政意愿、在公共议题上不进行任何自我教育、在公共领域不采取任何行动的人,一个积极自我教育和主动行动的人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未必违反正义原则。具体哪种政策影响力的不平等应被杜绝、哪种应被规范以及哪种道义上可被接受,并非本文的研究主题,但是,政治权利的平等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平等,既不必然,也不必需。

除了经济社会的不平等,技术上而言,代议者也很难完全忠实地代表民意。这是因为,首先,要了解在每一个具体政策上主流民意到底是什么并不容易。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并没有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即使有了民意调查,不同的政治派别调查的结果也常常不同。同一个议题,纽约时报和Fox News的调查结果可能相差很大。

其次,民意不断流动变化,比如,美国介入越战刚开始时民意支持度比较高,但是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支持度变得越来越低。那么,当我们说决策应当合乎民意时,指的是哪个时刻的民意?

再次,民意有不同的范围。比如美国参议员都是某个州选民选举产生,而某个州的主流民意未必和全国的主流民意吻合。汽车工业州可能赞成贸易保护,而其他多数州都反对,那么,对于来自那个州的议员来说,他到底应该因为“家乡人民”选举了他而听从家乡人民,还是应该因自己是“全国人民”的议员听从全国人民?当我们说决策应该符合民意时,指的是符合哪个范围的民意?由此可见,即使一个政治代表对民意忠心耿耿,很多时候他仍然不知道应该如何决策:忠实于谁的民意?什么时间的民意?什么范围的民意?他往往不得不依靠主观判断去选择决策方向。这是精英主义内置于代议民主制的另一个原因。

无论是由于社会经济资源的不平等,还是由于技术上的障碍,民主的现实即它含有大量的精英主义成分。这也是为什么达尔试图以“多元政体”概念取代民主政体概念的原因。在他看来,“现实中的民主”既不同于那种“人民当家做主”的直接民主,也不同于一元化的威权政体,其特征是“多个少数统治”(rule byminorities),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精英政治,只不过这个精英群体又是多元化的。尽管“多元政体”这一概念比“民主”更准确,也更能将自由式民主从不必要的道义负担中解脱出来,但“民主”概念的流通性如此巨大,似乎在可见的未来很难被替代。

(四)民主中的公众理性

现实主义民主观的第四个方面,涉及民主中的公众理性。尽管现实的民主含有大量精英主义元素,但无可否认的是,民意是“多元政体”中的重要一元——甚至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元。然民主制下主流民众对于公共政策具有重大甚至根本性的影响,那么民众是否具有理性能力,就成为关涉民主合法性的一个重大问题。

与民主浪漫主义对“人民”这一概念的神话式美化或机械精英主义者对“人民”的智识贬低不同,现实主义的民主观以演进主义而非本质主义视角来看待公共理性。换言之,民主并不意味着公众在每一个时间点上都做出正确的判断(当公共决策有对错可言时),而意味着——由于民主要求博弈的可重复性——公众的调适性学习拥有制度化渠道。如果寄希望于公众或其多数在所有时刻、所有公共事务上都作出(特定意识形态下的)“正确判断”,否则就感到“幻灭”,这是另一种政治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的一个表现,是一旦民主制下选出一个不合乎自己偏好的政治家,或推出一个不合乎自己偏好的政策,便因此否定民主的合法性本身。

对民主的一个常见质疑,是对大众之平庸的指控。《乌合之众》从群体性的角度论证了公共理性的缺失,而Caplan的《理性选民的神话》则更加学术地论证了这一看法。针对大众理性能力的指控存在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笔者上文已经阐释——当代代议民主制并非直接的大众民主,而是通过代议这一机制融入了大量的精英主义成分,大众选民只是影响决策的多元主体之一。因此,声称“大众过于平庸,因而民主并不可行”,就像声称“第三个菜太难吃,因而这顿饭无法下咽”一样,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当代代议民主制的真实运行机制。

第二个误区则是误解了自由状态下公众理性的性质。正如没有什么机制能保证威权统治者一定是“明君”,就某一个历史特定时刻而言,也没有什么机制能够保证其“多数民众”的意见一定是对的。即使是“专家治国”(或许在Caplan看来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如果没有一定的民主约束机制,拥有理性的能力也未必意味着运用理性的意愿。未来的开放性决定了新现象和新信息的不断涌现,由此形成知识的演进和分散特征,因此,公众在不断吸收新的信息,形成新的认知。民主的价值并不在于民众比政治家或专家更加智慧,而在于它通过保持博弈的可重复性,使得这一演进得以保持开放性。自由式民主制中的周期性选举、政党轮替、政府的重组、领导人更迭,使得公共政策的转向和调适得以和平进行。很大程度上,这是民主韧性的来源。

固然,威权体制也常常调整政策甚至价值取向,因而也可能存在“威权韧性”,而这一韧性也是其生命力所在。但是,其纠错机制并非制度化的,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历史上而言,强人统治者的政策和价值转向常常要通过灾难性事件、战争或领袖去世才能实现——比如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才开始了政策温和化。更多时候,威权统治者缺乏变通与调适能力,常常等到与其政权同归于尽也没能推动真正的改革,比如苏哈托独揽大权30多年,最后靠一场金融风暴将其扫出了历史舞台。相比之下,自由式民主制度的纠错机制是制度化的,即当统治者出现天然的自我僵化倾向时,公民社会、反对党、新闻媒体、司法部门以及选举提供制度化渠道迫使政府调整政策。

因此,很难从一个制度治理绩效的某个“横切面”去理解和比较不同的制度形态,而必须加入时间维度。唯有加入时间维度,我们才能“计算”一个制度运行的“总成本”与“总收益”。如果一个制度某个“历史横切面”的辉煌是以过去的与未来的惨痛代价实现的,那么其可欲性或许就大打折扣;同样,如果某个制度在某一“横切面”上遭遇危机,但它能够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自我纠偏,那么它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换言之,制度是一种时间维度上的立体存在,民主所内置的分权机制既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

当然,民主制度下公众的学习能力并非必然,往往需要相当的社会条件。正如《公众的智慧》所指出的,由于“系统性偏见”的存在,“三个臭皮匠”并不是总能够抵上“一个诸葛亮”,群体的智慧依赖于一系列的条件,其中“信息的多元化”和“判断的独立性”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不能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思考(借此形成多元信息),如果人们的判断力过于受到他人的影响(认同政治过于发达),那么,合成的奇迹就很难发生。而要保障信息的多元化和判断的独立性,政治自由与认同政治的淡化就成为关键。

拉美在过去20年左右的两次政治转向,或许是公众学习能力的一个说明。第一次政治转向发生在21世纪初,这场转向被许多人视为拉美的“粉红色革命”。在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厄瓜多尔、阿根廷、巴西等多国,左翼政党纷纷取得胜利。这种胜利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新自由主义”改革1990年代在拉美的普遍失败,而不是“庸众”不可救药的民粹主义倾向。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拉美国家在2003—2012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除了金融危机严重的2009年),也就是左翼政党不断赢得选举的这些年里,大多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并且增长速度高于“新自由主义”的1990年代。但是,随着“粉红色革命”的推进,其弊端日渐呈现。在整个拉美,左转的国家开始出现赤字、通货膨胀、公共部门膨胀、外债攀升和犯罪率上升问题。如果说世界初级产品市场的繁荣曾经掩盖拉美国家常见的“经济民粹病”,当这一繁荣随着世界金融危机以及金砖国家经济放缓而消退时,诸多拉美国家的经济开始漏洞百出。

面对这些严重的问题,拉美国家开始出现第二次转向。在委内瑞拉,连续执政16年的社会主义党在2015年底的议会大选中遭遇惨败,反对派不但赢得了议会大选,而且赢得了史无前例的2/3多数席位。在阿根廷,从2003年开始连续执政的民粹主义政党(Kirchner夫妇领导的正义党)在2015年的总统大选中失败,中右翼政治家Marci被推上总统职位。在玻利维亚,当已经执政十年的左翼政治家Morales2016年引入公投,试图让民众批准他第三次连任总统时,民众投了否决票。在巴西,中左的工人党政府也同样因为经济和腐败问题而遭遇严重的政治危机,罗塞夫总统被弹劾罢免只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的一个注脚。看上去,曾经席卷整个拉美的粉红色革命正在全面刹车。

拉美的民众转向轨迹显示,当自由化经济改革无法满足民众的平等诉求甚至一定程度上加大金融危机风险时,民众开始推动政策“左转”;而当左翼经济政策日益激进化带来通货膨胀与生产效率下降时,人们又开始推动政策“右转”。在此,民主作为一场无尽的实验,其试错与演进特征得以显现。Fiorina曾经用“回顾性投票”来解释民主制度下人们的理性来源。的确,很多普通人政治知识甚少,对某些专业性政策领域可能一无所知,但是,民众的投票行为很大程度上并非“前瞻性的”,而是“回顾性的”——他们或许不知道某个能源或者教育政策的具体后果,他们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所在选区的议员名字是什么,但是他们能够分析自己“过去这些年”生活水平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工作更好找了还是更难找了、物价飞涨还是相对平稳……这些貌似技术含量很低的生活信息里包含着巨量的专业与政治信息,指南针一样指引着公众理性的演化。

真正危险的是实验本身的关闭,即博弈的可重复性被取消,从而堵死纠错的制度化渠道。虽然“庸众”常常被指责为“多数暴政”中的“暴民”,然而观察历史会发现,“庸众”成为“暴民”的制度桥梁,往往不是民主,而是专制。如果没有专制者的动员以及对批评的压制,“庸众”能够兴风作浪的程度往往十分有限。如果没有慈禧的保护伞,义和拳民也难以展开大规模的烧杀劫掠;而卢旺达大屠杀之所以成为大屠杀,很大程度上是胡图族政府和军队组织了屠杀;同样,达尔富尔大屠杀的实施者似乎是一个“民兵组织”,但各种证据显示苏丹政府是其后台;最典型的则是纳粹德国,希特勒通过选举上台固然是民主的悲剧,但如果不是关闭了自由式民主实验本身,他的政策将遭遇各种“路障”。“乌合之众”往往需要借助于专制政府的组织能力、资源支撑和强制威胁,才能如虎添翼。

(五)民主稳固的条件

民主现实主义的第五个方面涉及民主稳固的社会条件。基于一种近乎“唯意志论”的信念,浪漫主义民主观往往忽略民主运行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认为“扔到水里自然就会游泳”。这种浪漫主义更隐蔽的版本则是一种颇具市场的认识:“如果民主没搞好,一定是一小撮腐败、自私的政治家在破坏。”尽管某些政治家的腐败的确是许多国家民主绩效不足的重要原因,这种好莱坞式的单一归咎机制同样隐藏着对民主运行的社会条件的误解。

与此相对,现实主义的民主观则认为“政治在社会中”。所谓“政治在社会中”,即承认民主的良性运行需要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经济等条件。不同的国家,民主的运转所依赖的条件或许不同——某些更依赖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某些更依赖于人口的同质性;在一些国家政治文化是关键因素,在另一些国家则是国际或地区环境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无论具体的“条件”组合是哪些,一定的环境因素往往是民主稳固的基础。缺乏这些条件,民主难以走向稳固或者治理绩效不如人意。当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彻底两极化,并且任何一极的民众都不打算向对方做任何妥协时,单靠政治家的“德性”与“智慧”,难以带来和平与秩序。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极其有限,单靠政治家的“技艺”与“策略”,也难以魔术般变出民众的免费医疗保障和贫困保障。把政治置于社会条件之外,似乎民主的成败只是“他们”之事,而非“你我他”之事,是将复杂事物简单化的浪漫主义。

或许阿拉伯之春的命运对此做出说明。阿拉伯之春的失败是政治的失败,但同时也是社会的失败。当埃及在2012年底由于制宪冲突而陷于政治危机时,不能做出关键妥协的不仅仅是穆西总统,同时也是世俗派领袖及其身后数百万的街头群众。在利比亚,当街头“民兵”以极其残忍的私刑处死卡扎菲,后来的利比亚内战似乎是这种丛林法则的放大版演出而已。而在也门,随着转型爆发的内战与其说是不同派系政客之间的权力斗争,不如说是2004年左右就已经开始的什叶派al-houthi叛乱的延续,而这一叛乱又是也门(乃至整个中东)什叶派和逊尼派教派冲突的产物。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固然主要是因为阿萨德拒绝放弃权力,但是这一战争的久拖不决也是因为——除了各种国际势力的干预——整个叙利亚社会四分五裂,反对派力量无法拧成一股绳。换言之,是政治家的无能或自私,但同时也是缺乏宽容与节制精神的政治文化、长期的宗教派系分裂、暴力冲突的历史与习性等社会性因素决定了阿拉伯诸国转型的失败。即使这些国家转型时期的政治家廉洁能干,面对被这些社会因素所限定的有限政治空间,大多恐怕也很难力挽狂澜。

总结与结论

当代自由式民主面临着一个根本的悖论:一方面,由于不断上升的权利预期或民主绩效的不足,许多民主国家的公众对民主政府产生了严重的信心危机;另一方面,无论是从观念还是从制度而言,民主又表现出相当的韧性。公众这种一边热切地拥抱民主、一边又不断对其产生幻灭的状态,笔者称其为“乌克兰困境”。“乌克兰困境”构成当代自由式民主的一个根本困境。如果这一困境继续深化和蔓延,那么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民主的未来将会呈现为持续的动荡,其政体将在民主和威权政体之间反复摇摆——处于威权状态时,民众将因对民主观念的认同而不断推动民主化;处于民主政体时,民众又将因对民主的幻灭而不断推翻其民选政府。各种迹象表明,在某些国家这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现实,而在另一些国家这一逻辑正在其展开过程中。

如何摆脱这一困境?笔者认为答案不在于回归威权主义,因为面对300年来启蒙运动所构筑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事实,面对内置于威权政体的方差极大的绩效表现,威权主义无论是道义还是实践上都难以对上述困境提供一个可持续的答案。答案也不仅仅在于提高各民主国家的治理绩效——尽管这一点非常重要。如前所述,如果民主的承诺无限上升,那么民主的现实表现无论如何也难以跟上预期持续的“通货膨胀”。正如西方国家过去半个世纪左右的经历所揭示,即使民主国家的治理绩效保持改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导致的“相对剥夺感”仍然可能持续推动政治信心的流失。

笔者认为,上述困境的一个重要出路是校正对民主的理解,即从民主浪漫主义走向民主现实主义,也就是以一种节制性的民主话语取代一种不断膨胀的民主话语。只有把民主从一个不断扩大和加速的“承诺漩涡”中解放出来,它与政治现实之间的裂缝才可能缩小。或者说,更有限的民主才能构成更可信的民主。在此基础上,自由民主制下的政治信任才不会无限流失,“乌克兰困境”也不至于成为吞噬自由民主制的最后深渊。

具体而言,民主现实主义意味着在五个维度上抵制民主浪漫主义的诱惑。就民主化过程而言,从早发民主国家的真实历史出发,认识到民主转型的漫长与艰巨;就民主的边界而言,澄清“权利”和“利益”的边界,抵制一切利益主张以权利的面目出现;就民主的主体而言,区分政治权利的平等和政治影响力的平等,而不仅以后者权衡民主的成败;就公众理性而言,以一种演进的而非本质主义的眼光去评判公众的理性能力;就民主稳固的机制而言,承认民主良性的运行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而不仅仅是依靠政治家的德性或者“技艺”。

总之,只有把民主理解为一种艰巨的、缓慢的、参差的、演进的和有条件的政治体系,而不是魔术师袖子里可以无限拉扯的“彩绸”,它才是可信的和可持续的,否则其成功只能孕育失败,并且越大的成功通向越大的失败。归根结底,民主之有限性在于政治之有限性,良好政治只是为个体追求卓越之路提供规则而已,政治结束之处,千千万万个体之努力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