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旭阳:我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今天早晨埋了

在被财富和房产多寡评判人生的年代,谁都难言轻松,即使你现在怀揣一大摞房产证,正坐在北龙湖豪宅里品茶。今天,我们将推送一个(前)郑漂的人生故事。2002年,他从南阳卫校毕业,来到郑州闯荡,开始了他的创业史,屡败屡战,负债累累。直到16年后,他被确诊肝癌晚期,躺了一个多月病床,告别人世。如果不是他的朋友写写他,他一定会很快湮灭在时代的洪流中。回忆和记录不能让人复活,却可以让生者,尤其是70后和80后的农家子弟,从他人生的片段中,窥到岁月的光斑,以及自己的影子。

今天早晨,39岁的孙东辉下葬了。棺材落在村子西边,一片坡地上。因为他尚未婚育,众人经商议,没有让他入祖坟,而是埋在了村里的公墓里。

幸亏,他的奶奶早在这里落户。黄泉下奶孙作伴,也不会太冷清。

东辉是昨天上午11点10分走的。前天晚上,在邓州市中心医院12楼的一张病床上,他先是吐血,继而昏迷。医生履行完抢救的程序后,于昨天上午,建议家属运他回去,准备后事。

车子载着他,还没走到张村街,他就断了气息。

这时,离他确诊肝癌晚期并肺部转移,只有一个半月。他死得很快,让人诧异,也让亲友们小有庆幸:他毕竟少受很多罪。

临终的日子里,他离不开病床。下体插着导尿管,腹部开着一个口子,也插上管子,方便每天排一次腹水。

最多的一天,他从腹部的口子排了五六斤水出来。这为他缓解了不少病痛。

几个月前,我村有一位癌症患者去世,也是肝腹水,没人送他去医院手术排水,他呆家里硬撑着,肚子比临产的孕妇还要大。

区别就在于,他六十多岁了,癌症晚期还坚持喝酒,耗尽了周围人们对他的同情。而东辉,刚刚虚岁四十。跟前者比,他更像一个失败者。

/ 永 别 /

10月3日,我在病房内见到东辉。这是八九年之后,我们再一次见面。每年春节,东辉都会尽量避免返乡,他认为自己没赚到钱,也没成家,回到村里太丢人。

忘了是去年还是前年,他在微信上找到我,说自己山穷水尽了,亟需要一万块救救急。我支吾了几句,没转给他。几天之后,我发现被他拉黑了。

我知道他不是嫌我小气,而是怀疑我看不起他,索性眼不见为净。他太敏感,又诸事不顺,两者又纠缠发酵,让他的朋友圈越来越狭窄。

这事儿,我又没法告诉我们共同的朋友,也没机会向他解释。我不会借钱给朋友拿去做生意的,任何朋友都不会。借钱与否,跟感情好坏没关系,更关乎信用。我不认为他的生意可以翻身,就不想因为这一万块债务,失去他这个朋友。

“你如果有一天没钱吃饭,来找我。”我曾经告诉另一位朋友,“不过你要是做生意,我五百块都不会借给你。”

我是9月25日,通过另一位初中同学,看到了东辉在滴水筹上的求助信息,辗转联系到他,让他把我从黑名单里放出来。我期望我们见面之后,我能有机会给他解释一下我当时的处境和想法。

我想,最好是他先开头提起此事。

他没有说,我也就闭嘴。几个亲友一直呆在病房里,他气若游丝,说半句话,都像是要耗尽全身的力气。我想了解一下他这十几年来的坎坷经历,他也只能断断续续,片言只语。

这可能与一个垂死的中年男人的尊严无关。谁都能看出,他是实在没有力气。当他开始从网上众筹救命钱,以前的骄傲、倔强和敏感,都像腹水一样,被抽到了病房楼的下水道了。

病床上,他赤裸着上身,穿一条厚短裤,腰间围着一条床单,脸色青黑,双目深陷在眼窝里,眼神迷离惊惧,又极其无力,像是被一双看不到的手强力掰开一样。他强撑着微微仰头,跟看望他的亲友打招呼,有一搭没一搭地提起往事——没人敢跟他谈未来。

他的身体原本很好,十八岁那年暑假,他就能在砖瓦窑厂拉水坯,那是窑厂最累的工种。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一直钢筋铁骨。现在,眼前的他体重连九十斤都不到,肩关节和膝关节突兀高耸,像是要挣脱松弛的皮肉。

我在病房里呆了一个多小时,跟他几乎一问一答。好多话来不及说,也无从开口。

我试图找借口安慰他几句,也憋不出什么。在见面前几天,我把他的诊断证明转给郑州一位资深的消化科医生,得到的回答是,“最多一两个月光景”。我在微信上把这话转给他,告诉他,“你得有心理准备”。

他还在求生,床脚放着一箱山西运城某民营医院发来的中药。我翻看了一下,劝他别吃这些没用的,胃肠要是有空隙,还不如吃点想吃的。

我又打开微信,查到他在滴水筹里已经募捐到了六万多元,就提议他尽快取出来。“要是你进了抢救室,别人再取这钱就不容易了……”

在病房外,我叮嘱东辉的父亲,按辈分我叫他叔:一旦东辉陷入深度昏迷,该抢救还要抢救,就是不能上呼吸机,也别插管子,让他再多受罪。

两天后,他从滴水筹里取出了善款。八天后,他在ICU里被放弃抢救。

/ 连续创业者 /

在邓州市中心医院的病历和滴水筹的文案里,孙东辉不叫孙东辉,叫“江海峰”。他读了三个初三,最后一次参加中考,他只能顶用别人的学籍卡。当年,老家这样的事情很多。

我是第二个初三认识的他。1996年冬天,为了迎接来年春天的体育加试,我们经常要跑步。一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学钻进操场旁边的男厕里偷懒,认识了刚刚转学到我们班里的他。

他当时绘声绘色讲的黄段子,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他很介意20年前为了一时方便,现在要顶着别人的姓名迎接死亡。“我越想越难受。”他躺着说,“你说要是我还是孙字姓,换个名字也好,现在姓别家的姓……”

他没有提及的是,更名改姓参加中招考试,并未改善他的命运。1998年,中国教育制度改革,中师中专文凭都不包分配了。他考入的南阳卫校,毕业生也是自主就业,各安天命。

但卫校四年,可能是他最感到荣耀的岁月。节假日见到我,他眉飞色舞地讲述卫校生多姿多彩的生活,他们谈恋爱有多疯狂,他在球场上如何像皮蓬一样人球分过,羞辱了一位老师,某男生见到人体骨骼标本,上去敬了一支烟……

“东辉念念不忘自己在学生会干过。”前几天,他的一位卫校同学告诉我,“他在学生会是个什么干事还是部长,听说十几年来,他一直和当年的学生会干部走得可近……”

这让我感到心酸,却也无从评论。拿我自己来说,此生最高兴的几件事儿,仍旧包括高考时超常发挥,我也多次告诉别人我高考作文58分,差两分就满分了。

我和他,都没有其他成功的可以励志的故事,原谅我们吧。

2002年,毕业如期而至,东辉奔来郑州。在老郑大文科区学宿9号楼后边,金水河公园里,我们坐在草坪上聊天。他说要在郑州闯个名堂,我劝他回老家做个村医,只要手好能治病,赚钱不见得比在郑州差。

他听说某糖尿病食品的代理商很赚钱,想找人家谈谈。在老郑大北门西边不远处的一个自动取款机上,我看到他银行卡上的余额,有一万六千多元。

“这都是家里借来的。”他笑了笑。

我们都不知道,借钱将是他此后16年创业史的常态。

那个糖尿病食品没有看上这么小微的客户,东辉只好蹭住在我们宿舍里。那个夏天,9号楼里闹臭虫,我们经常露宿在楼前的篮球场里。

他很快找到一家号称是香港企业的保健品公司,每天都在郑州打游击,面对老年人做活动卖包治百病的“药”。每天清晨,他起床出发,我总会问一句,“今天又要去哪里坑骗老年人了?”

他哈哈大笑。

到了秋风乍起,篮球场再也无法露宿,东辉才去旁边的兑周村租了一间十来平方、没有窗户的小黑屋。屋里有一个燃气灶、一个洗菜池。不太累的时候,他会自己做面吃,大便出去找公厕,小便就在洗菜池里解决。

卖保健品这份工作,东辉做得很卖力,就是赚不到钱,也可能是他嫌赚钱少。大概在2003年春节,他又回到南阳,跟一个同学合伙,做医药贩子,负责公关各个医院科室的医生。

我又劝他放弃,“咱没钱没人又没色,不可能打开局面”。在本世纪初,医药代理江湖已经告别了草莽时代,指望通过勤奋和热情打天下,只能是痴心妄想。

他却还要坚持。他住在南阳火车站不远的一个城中村里,每天作息不定,靠跑医院挣到的三核桃俩枣支付房租和炒面钱,每天还必买一两包烟,屋内乌烟瘴气。我住过两天,简直要窒息。

2003年冬天,他有一次突然打电话,交代我一定要去科技市场买到某款游戏,因为他认识的一个医生想玩,南阳却买不到。我在创新大厦里跑了半天,花了57块钱,买到了两张光盘。

过了一个星期,他又来问我,说这游戏必须在线上注册,得有美国的信用卡号,问我咋办,我说我也没办法。

他竭尽全力,想维护他跟医院和医生的关系,在大品牌和大资金的罅隙里,扒出一条生路。

显然,他必定会失败。

/ 每个人都会落幕 /

病房内,我问了两遍,东辉才告诉我,去年他彻底停掉在广东中山的制鞋生意,清盘分到了大概一万五千元。

他一边思索,像是在寻找合适的词汇,语气过于轻柔,以至于他的诉说更像是在哀怨。“经济不景气呀,外资大厂都在撤,机器和剩料拉到越南缅甸,开销比在东南亚本地进口都要贵,所以他们就乱甩卖,我们这些小厂想盘出去,也就更不值钱了。”

那是8月份。然后,他又跑到上海,滞留几个月也没找到像样的生计。今年春节,他又没回家。待到割麦那几天,他从上海回来,还召集老家的朋友们喝酒。

南阳有个熟人需要搭建电商平台,喊他一起做。这是他身上目前还算值点钱的技能。他很想通过这个机会东山再起,直到8月底,他发现自己胃口越来越差,胸腹部特别胀,走几步路就有气无力。

“出现纳差了。”他在微信上用医学术语告诉我。“纳”主要指胃部的容纳能力,“纳差”就是说胃里装不下食物了。

生于南阳盆地的农村,世世代代,我们的胃最担心的是填不饱,现在却塞不进东西了。时代不同了,不幸也大相径庭。

他一直检查了四天,才确信自己是肝癌晚期,并且已转移到肺部,肝腹水,还伴有糖尿病。

这基本就宣布,他不用再创业了。无论过去有多失败,他都要被这个世界清场。

他曾经是何等的要强,十几年扭着一股劲儿,誓要扬眉吐气。

十几年前,他向我抱怨一位朋友借钱不还,导致他回家过年,囊中空空,连带父母也抬不起头。

“我就是有钱给爹妈买一台大彩电放当堂里,别人问起来,爹妈也能说这是东辉挣来的。”他愤愤不平,“你说,我连个电视机都买不起,二三十的人了,还混什么混?”

那一年春节,他被钱逼到万般无奈,曾躲到没人的地方抱头痛哭。那时,我大学还没毕业,生活费还靠着父母,也帮不了他,只能听他诉苦。

然而,他还是没有跟那个失信的朋友绝交。又过了几年,他喊我去他们村喝酒,那位朋友也在,他们说着网络段子,互相逼酒,开心得不得了。

这次喝酒,他已经离开南阳,到上海谋生,业务跟医药完全没关系。他从南方的小鞋厂进货,在电商网站上卖A货名鞋,最多的就是UGG的雪地靴。

在此之前,我知道的最贵的鞋子就是阿迪和耐克。他说要给我媳妇寄两双,我坚决不要。他说质量肯定没问题,用料做工有时候比原本还好,我还是没要。

我想得很简单,他的鞋子越好就越值钱,一双鞋子,够他吃很多天饭了。

据说他在上海有两年,还赚了一点钱。他的网店,我从未浏览过。我忙着糊口,也没多少心思跟他聊他的A货。也不排除,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而尬聊是无疑的。

到2012年,他的生意已经很难做了。电商平台对制假售假打击力度越来越大,小网店A货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于是,他决定南下中山,深入介入制鞋环节,从一开始找代工,到后来自己支起个厂子。

一位在当地鞋厂做高级技师的朋友,苦劝他放弃。“东辉就是个门外汉,就知道犟,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位朋友说,东辉到去年基本已经破产。他拉了淅川县一个老乡一起办厂,在他离开中山之后,这位老乡卖了机器和物料,所有投资也基本血本无归。

这位淅川老乡目前联系不到,更多的细节我不得而知。至少可以确信,东辉是以一个连续创业失败者的身份,先回到上海,又回到故乡,最终又不为人世所容。

那位劝他收手的朋友,则保守谨慎得多,他一直安心在厂子里打工,至今已经在中山买下了两套房子,俩儿子都在中山上学。病床上,东辉还解释朋友这两套房,“一套是全款,一套是按揭”。

我听得出他语气里的感慨和羡慕。他折腾16年,家当都塞在病床旁边的一个拉杆箱内。滴水筹上的认证信息,盘点了他的资产:

他没有存款,没有房产,没有汽车,还没有医保。一位卫校同学在证明信息中补充,“他运气一直不好,至今无妻无子……”

今年春节,要不是答应为一个公号写篇返乡手记,我也不准备回老家的。我遇到我和东辉共同的一个朋友,他说也好久没有东辉的消息了,估计是没混出个名堂,不想跟大家联系。

我按捺不住不满,“东辉也太扯淡了,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干啥?没赚钱就没赚钱,还能把自己逼死了?就是这村里,谁真正在乎我们呀,我们又何必太把自己当回事?”

这段话,东辉是再也听不到了。重新加上他的微信,我的疑惑和不满,都随风而去。他的昵称是,“执念已去远方”。朋友圈最新的一条状态,发自2016年12月26日,照片是一张靴子,配的文字是,“做鞋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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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2日, 8:54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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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