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区 | 不如我们从头来过

这是新年的第一天,所有光彩夺目的可能性依然触手可及。
有一份报纸的新年献词说,历史并不常常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让一切发生改变,只是在我们的心里,习惯找一个开始。
朋友圈里的大多数人在迫不及待地标注一个新的开始,当遇到人力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我们通常将希望寄托于时间。
2018年是中国财富重新分配的一年。一刷社交媒体,每天都能发现各种没上车或上错车的人间悲喜剧。
过去四年,中国主动负债家庭的资产年均增长率为 9.9%。如果在 2014 年谷底买了房,等于比那些没上车的人多赚了十年工资。
一些钱被消费了,另一些钱灰飞烟灭了。
经历了这样一轮财富的跌宕起伏,再愚钝的人也会发现了一个规律:
一夜暴富的真正诀窍,就是借钱,加杠杆。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吃亏。曾经我们有诗和远方,但现在,我们只想买房。
没房的问要不要买,在哪儿买;有房的问,我要不要借钱投资,别人都财务自由了;财务自由的人问,要不要去国外买房,除了买房,能不能去做区块链炒币。
大到家国,小到个人,都活成了一个公司。
1
在《瓦尔登湖》里,隐居的梭罗劝人们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那颗北极星:
然后像水手和逃亡的奴隶一般坚定不移地追随它。
亮了四十年的北极星,终于逐渐暗淡。水手们四处逃散,寻找新的目的地。连领导都在新年贺词里说,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常说十年一个周期。10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20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那2018年对于中国来讲,很可能也是一个经济周期的结束。
一个周期结束,它有始有终。我们足够幸运,在有限的生命中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坐标。
人们将以不同的口吻向后来者描述这个经济周期,但从商业的角度,我认同吴晓波在年终的总结里所说:
过去的四十年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跟你智商高不高,跟你的资源丰富不丰富,都没有关系。只跟一个东西有关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来,你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
包邮区记录了太多这样的企业家:将房地产做成富士康和沃尔玛的杨国强、用800亿库存换千亿销售的王文学、填海造陆1.2万亩的许家印、公开放2000亿卫星的黄其森、为乐视损失了100亿的孙宏斌……
他们曾经是农民、厨子、钢铁厂工人、银行职员和计算机系统推销员,他们异于常人之处在于,从职业生涯早期开始,就打定主意:
要做的事情,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做成。
1999年,王文学做商业街项目,王石给他引荐了一个人,王文学当场表态:
我手头只有700万,项目做成,我把这700万全部给你。
那个项目最终给王文学挣了一个小目标。
许家印做恒大冰泉时,要求一年内完成十亿销售额。没有完成任务的总经理潘永卓马上被撤职,换刘永灼上。聪明的刘永灼在十个月的时间内打了十个亿的广告,终于完成了十亿的业绩。
许家印很满意。
这样的执念,就是西方所说的企业家精神,让他们的事业无人阻挡。但在过去的这一年,经验罕见地系统失灵。
碧桂园在成为了宇宙第一大房企之后,商业模式竟然遭遇到了全盘质疑;许家印的海花岛如往常一般轻松通过了所有审批,却倒在了环境督查面前;王文学押注产业新城黄其森高负债囤地,都被调控政策一夜打回原形。
王健林去了延安,许家印回老家,马云成了同志,企业家都如此,更何况普通人。
你包叔的好友兽爷说得好:
未来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充满不确定性。
2
雷曼兄弟破产前夕,一位员工环顾四周,看到全公司灯火通明:
员工通宵翻箱倒柜清理物品,甚至复印客户联络资料,为求职做准备,只是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这家公司经历过30年代的大萧条,那样艰难都生存下来,但最终也没能成为百年老店,灯火下楼台,为冒进买单。
今天我们脚下发生的很多事情,就是在为过去还债。
1998年中国已经禁止直销,但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不得不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开放直销市场。结果就是权健这类企业的壮大。直销公司横行13年后,因为一个四岁小女孩之死被推上风口浪尖。
几个月前,鸿茅药酒因为一个医生而成为众矢之的。这颗种子早在15年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它列入非处方药的时候,就已经埋下。
恒大、碧桂园、泰禾这些开发商的壮大,都有太多可以商榷的地方。人们为了住更大的房子,政府为了卖更多的地,容忍了这一切。
但积累的情绪,终归会有一个出口。
印度政府为了稳定国民的情绪,把中产阶级的标准定为“一天消费2美元到4美元”,这样一来,印度有6亿中产阶级,整个国家洋溢在一片和谐中。
在中国,中产的概念也曾让一些人有过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被D&G、加拿大鹅和戴森卷发棒等高档消费品不断强化。但在面对疫苗、权健卫生巾、鸿茅药酒,在收到碧桂园交付的房子时,心成了一片焦土。
人可以活成公司,但不能忘记,决定公司生死的,是负债。
3
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会说,罗斯福新政拯救了大萧条中的美国人民。我倒认为,拯救美国人民的,是他们自己,是千千万万的家庭主妇。
她们用面粉口袋做衣服,用廉价口红打扮自己,用黄油和全是淀粉的午餐肉喂饱家人。
新一代美国人很难理解那筚路蓝缕的十年。就像大多数年轻人也不知道,四十年走到今天,鬼知道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
写海南的千年大计,我才知道从楼市泡沫破灭至今,这座岛屿的基本发展方针换了8次,每换一次都是鲜血淋漓;
写天津的地方债务,我才知道,唐山地震后,津门有15万人在大街上睡了四年;
户籍制度改革,我才知道,20年前四川南部县的纺织女工宁愿投江自杀,也不愿意再回农村。
一位读者看完这篇文章,留言说:
我母亲也是自杀身亡,和她的郊区户口有一定的联系。我深深痛恨户籍制度。
我们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繁荣,不知道,眼前所有稀松平常的东西,都曾有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如果一帆风顺,那无论多么成功,后人都会说我们是躺赢。甚至有一天,我们也会无聊到如《搏击俱乐部》的那些年轻人一样,因为“没有经济大萧条可以恐慌,没有世界大战可以经历”,所以最大恐慌不过自己的生活,最大战争不过是内心之战。
心是生机之源。不管贫贱或富贵,疾病或健康,保持内心温润,方能感知幸福,免流离之苦。
莎士比亚在《辛白林》里说: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
时代如此,不如抛入洪流。就像木心说过,如果问问九十岁的人,什么是你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会说是三十年代:
因为我们甘苦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