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史家的悲剧

【编者注】作者微信原文已被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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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的忌日到了,已经连续八年了,每年到这个日子,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个逝去的朋友。高华的走,对我来说,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当初他从华东师大回到南京大学的时候,他向我求助,能不能把他调到人大来?我回答说,做不到了,连我都自身难保。那个时候,应该是在07年年初,我跟我们单位的领导,冲突日甚一日,已经到了快要爆发的地步。

如果我脾气不能那么的糟,跟领导关系没有搞得那么的僵,其实是可以帮忙把他调到北京的,毕竟,那时的政治空气还宽松,高华的名气又摆在那儿。我也知道,高华向我求助,一定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个忙没有帮,一辈子想起来我都过不去。

在那之前,实际上高华人已经去了华东师大,南京大学也只是碍于面子,没有马上放人而已,华师连高华妻子的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然而,风云突变,由于某些部门的干预,华师没法接受高华了,在南大一直待着不受待见的他,此时只能屈尊回到南大,这对自尊心极强的高华,是个莫大的打击。

在那之后,一直患有肝硬化的高华,就得了肝癌。

在那些日子里,我,还有高华,还有他的朋友们,一直幻想着那不是癌,仅仅是一个结节(有医生真的这样判断过)。然而,事实是严酷的,肝癌还是来了。在一个优秀史家最好的年华,夺去了他的生命。

高华并不是一个胆子特别大的人,但史家的责任心,却驱使他把天捅了个窟窿。从那以后,境遇不佳的他,一直神经都很紧张。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研究,一直在苦巴巴地做,没有一丝的懈怠。在得了癌症之后,他曾经跟我说过,当初要是选择做古代史就好了,不接触这些材料,心情不会那么糟。其实,他内心并没有后悔过,在病中,还是在做。临终前的案头,依旧有现代史的资料。高华研究的领域,我曾经也是插过一脚的。在我接触过的现代史学家中,现代史材料腹笥之宽,内容之庞杂,没有第二人。这样一肚子史料,一肚子见识的人,人在盛年就走了,留下无穷的遗憾,给了我们这些朋友,也给了史学界。尽管,现在的这个史学界,未必真的在意。

其实,高华没有干什么过分的事儿。他就是一个本份的学者,老实巴交地做了一点他认为该做的事儿。甚至,他都没有像我这样,写一些批评政府的文字,让某些人不愉快。然而,如此优秀的学者,生前评职称,还是因为杨振宁先生呼吁了一下,才得以解决。高华生前,日子过的紧巴,小小的一套房子,还是借了朋友的钱才买下来的,斗室里连走廊过道,都堆满了书和资料。应该说,除了极个别的大腕之外,现在还残存的留在这个领域的学者,大抵都差不多是这样的境遇,文章难发,甚至发不了,职称评不上,有的大学,在非升即走的压力下,甚至连饭碗都可能保不住。

有时候我想,中国真的需要学者吗?也许理工科的学者还是要的,至于人文和社科的学者,大概满嘴跑火车的,才配这个时代,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不合时宜。如果年轻人真的喜欢历史,那么,还是去做古代史吧,做古代社会生活史,吃喝拉撒,婚丧嫁娶,这个,应该没事。

2018年12月26日, 10:17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