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 | 交公粮

作者:净静清明

正月里在家有事要用到户口本,我问我妈在哪里,我妈说还在原来的抽屉肚子里。我就去翻找,放户口本的盒子里面还有好多一些老单子,我就一张张地翻看,其中还有一张模糊的公粮催收单。

公粮就是农业税,在还没取消农业税之前,每年要按农田承包面积的多少交公粮。当年我们那种地都是种双季水稻,冬季还套种一季旱作物。每年阳历7月初就得收割早稻,接下来种晚稻,每年的交公粮时间也在8月份左右。每年6月份稻子还没有收割时,村里就有专人把一个单子送到户上,上面有按田亩该交的稻谷数量。我清晰地记得我上三年级前,一亩地大概还是要交100斤左右稻谷,因为每年交公粮时我都会跟在父亲后面去粮站。因为相应的也会卖点粮食,这时候父亲会在街上买上一支棒冰或者给我一块钱,也是那个年代难得的热闹的时候。

7月份的时候刚放暑假,也是一年中最热、家里最忙最累的时候,我们称为双抢,因为要收割早稻,接下来耕种晚稻。那两年也是我最天真快乐的时候,因为是放暑假,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一般时候我醒时,太阳都老高,晒到我家场基上了,我家老屋是坐东朝西的。爸妈都吃过早饭,已经下田收割稻子,场基上爷爷在晒着前一天收割的稻谷,奶奶在厨房洗碗。我一般起来也不会洗脸刷牙,一起来就直接坐在大门口的门坎石上,半眯着眼,靠着大门框,看爷爷打理着场基上的稻子。汗水浸湿了他的后背,肩胛骨清晰地隆起着,爷爷戴着顶浸过水后发黑的草帽,时而停下手中的活,摘下帽子对着远方嘘嘘地吹两声。我就问爷爷你为什么老是对得远方嘘嘘地吹两声啊?爷爷说这是在引风来,我就不相信说这是骗人的,但马上带有青草味的风真的徐徐吹来了,我的起床气也被一下就吹散了。

爷爷也会问我起来不去吃早饭,老坐在门坎上作么啊?我说我没劲,其实是刚起床,天又热,全身软绵绵的,坐在冰凉的石头上很舒服,吹会儿过堂风,慢慢的人就会精神起来。过后我就会去碗橱装一碗饭,此时的饭都冷了,我弄点开水泡泡,就着菜汤能吃一碗。有时我还特意把饭冷冷用水泡着吃,因为这样我就吃得下去,要不然我就吃不下。那时本来食量也小,家里伙食也清贫,没有对光的菜,饭就吃得少,有时就不吃。

收割稻子时,爷爷就会不停地在场基上忙活,因为人工打稻机打下的稻谷中,夹杂了好多打断的稻草和稻芒,要用耙子把草耙干净,再用朗筛把稻草中夹杂的稻谷筛下来。一场基的稻谷往往要忙活一上午才能弄完,等弄完后,田里刚打的稻谷父亲又挑回来了。父亲那时刚三十出头,正得壮年,非常有力气,装稻谷还是用篾编的稻箩,一只稻箩按装一百斤的稻谷制作,父亲一趟就是两百斤。这对他来说还不算什么,那时他负重能达到两百多斤,两百斤配着他的专业打杵,可以挑一整天都没问题。打杵的主干是木制的,只是朝下的一头装着铁匠铺制作的铁疙瘩。因为田畈的路都是田间小路,高低不平,中途休息根本不能有水平放两只稻箩的地方,所以要休息时,就把后箩放在高一点的小土坎上,把打杵立着顶着扁担,前箩悬空,人微微弯下腰,移开肩膀,就可以休息会了。在挑担的途中也可以一头从另一个肩膀担着扁担,分担一个肩膀的重量。有时我也跟着到田里去,我就给他扛打杵,我扛打杵都吃力,一把打杵最少有十几斤重。

稻谷打理干净后,要在场基上晒上两三天,等干后还要用手摇风扇(风车)给全部过一遍,把灰尘和瘪稻谷扇出去。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扇风扇,风扇是全木头制作的,结构精致灵巧。手摇着带叶片的拐子,从另一头就会出去一股风。家里扇稻时,我往往就是摇风扇的人,爷爷告诉我不停地均匀地摇就可以了,他一个人把稻谷添到风扇斗里,还要忙活着去装扇好的稻谷。斗里的稻谷均匀地像流沙样往风扇肚子里落,带着沙沙的声音,在我的脚旁边,被扇干净的稻谷带着雨点声落到稻箩里,刚进稻箩时,稻谷打着竹箩哗哗地响,等满了底时就没有那声音了。稻草、稻芒、灰尘还有瘪稻谷被吹到远处,由轻到重,层次分明地积成一小堆。扇好的稻谷还要整整晒上一天后才能交给粮站,要是不干粮站会不收的。交粮食那天早上,家里会把稻谷分装在稻箩里,稻箩不够还要用蛇皮袋装。那时候蛇皮袋好像还是农村比较稀少的物什,都是用完化肥后洗干净,备下留着装其他比较重要的东西用(其实一般也就是芝麻绿豆类的),一般不装稻谷。

我家住在镇旁边,和粮站离得不算远,大概一里多路。那时还没通水泥路,到镇上要走一片田畈才能到马路上。记得那时我二伯家都是先人力盘到马路边,再用人力板车拉去粮站。那时候我家还没有板车,父亲直接一趟趟地挑到粮站,其实用板车也麻烦,要从家里把板车扛到马路上,稻谷还要用袋子装,稻箩装的拉不了。爸爸用大的稻箩挑,妈妈就用小一点的挑,我就跟在后面,去粮站照看着先前挑来的。我们那粮站坐落在街上大马路的一个岔路拐进去,是一个三面房子围成的院子,一边是院门。院子里靠近屋檐下有个长条桌子,前面坐着几个人,有女有男,旁边放着一台磅秤,磅秤上放着一摞大小不一的开了口子的铁饼子,我对那个铁饼子很感兴趣,上面还有字,我就盯着看上面的数字和后面加kg的阳文,当时不知那是秤砣和千克的意思,就认作拼音字母。觉得这个秤和我家的那个杆秤不一样,很好奇。其实我想把每一个铁饼都拿起来看看,但只能心里想着,不敢去动那些东西。交公粮时很多人,都是排着队,一家家地过磅。看着别人称稻谷时一袋袋地把稻谷摞上去,一个人往吊杆上加铁饼子,一只手拨着横着的刻度尺。随后报个数字给坐在桌子前的人,再一挥手对交粮的说:“好了,搬进去!”那说话的神情我至今记得,是那种带有高傲和藐视又不屑的神情。交粮的就扛着走进身后的大仓库,大仓库是一个四面用红砖砌筑的,墙每隔一段距离是一个突出的大柱子,这种建筑在我们那显得很唐突,我们那建筑都是粉墙黛瓦配马头墙的。大仓库里已经堆了好多稻谷了,像一个稻谷山样,靠着稻谷山有个跳板一直延伸到顶,人要走到跳板顶把稻谷倒下。

要是这样就顺利的交完,那还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基本上都没有这么顺利。挨到哪家上秤之前要检验的,要是用稻箩装的,就抓一把放在秤梁上,用铁饼一碾,嘴里说着你家这个不怎么干啊,要是相差不大,就说打个折,相差大了就要退下重新晒,所以那个粮站大院子里就铺着好多稻谷在晒。其实真正的干湿完全凭着那人的一张口,我估猜基本没有百分之百的,除非有关系的。因为爷爷和爸爸都是很老实的人,我家的稻谷都是晒得很干,比家里吃的还多晒一个太阳。好像记忆里我跟去的几次我家稻谷没有被退下重新晒过,但是都打过折扣。

那个称秤的手里还有件武器,就是一个带槽的尖头铁棒,那也是我感兴趣的东西,男孩子都喜欢舞刀弄枪的,那东西对我来说就像一把武器。那是遇到用袋子装稻谷时用的,狠狠往饱满的袋子里一捅,迅速抽出,那槽里就会带有一溜稻谷,被桶破的口子里也会喷出几粒稻谷,像电视剧里杀人后抽刀喷血样。有时一个袋子会捅两下,那是干湿问题上存在意见后的二次。我家也会有袋子装的,也难逃被捅的厄运,袋子虽算不上好东西,但在那时一年还不就结余下两三只,都是留着装要紧的东西用的,被捅破后装东西就不牢固了,往往女人们在场就会说道:“去祸了去祸了(是报废的意思)”。脸上带着一万个不开心,但是也无可奈何。那时交粮时另外也征收粮食,家里都是多运点来,交多的会卖点钱。那时我家田少,又是一些塝田,交完公粮和留下口粮后剩不了多少,顶多卖个四五百斤,那四五百斤粮食就是全年的种田收入,有时还拿不到现金,打白条。

交完粮后,父亲就收拾着东西回家,我跟在后面,因为回去要从街上过,父亲基本上会买上两个冰棒,一根我的,一根带回家给妹妹。小脚快速地跟着父亲的大脚,生怕落下了距离,感觉一个人走在人多的地方不安全。冰棒是那种最普通不过的,就是一块带味道的冰,但是那甜味还是沁入肺腑,吃时眼睛紧盯着冰棒,生怕化了的水滴跑了,有时看着快要滴下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地用舌头扫一下,那样子应该像极了青蛙捕食。走在街上,熟人打招呼首先会叫道父亲的小名,说:“小木啊!交公粮啊?”其实有时明知故问也是一种打招呼。我父亲会应声道是的,但能感觉父亲有种如释重负的不开心,也许是交了公粮完成了一件还债的事,也许是余下的被卖的粮食太少。当时我只想着吃我的冰棒,从没去想父亲当时的感觉和心情,但现在我也慢慢知道了那种感觉。父亲谈不上有那首二胡曲拉的欢快感,但也谈不上不开心,那种感觉很微妙,就在那一上一下中,很难用文字描述。

接下来几年的这时节,父亲脸上总是汗水裹着愁容了,大概从我三年级时。我读三年级时已从我们小村的学校转到中心小学。在我上二年级下学期时,妈妈生病了,是非常严重的病。屋漏偏逢连夜雨,那年的公粮里面好像加了一项叫做田亩税或者叫作人头税的,但是大家都说成人头税。记得那个税是要交现金的,没钱用粮食抵扣。那时我家大概五亩多田,本来要交五百多斤稻谷,加上人头税就要一千斤稻子,正好是本来可以余下来卖钱粮食的量。这样下来种田除了口粮赚不到一分钱,之前我家还种点其他作物,家里还养了头老母猪,那些地方还可有点现金来源,所以日子过得清贫,但还是过得过去,外面不欠人家钱。那年妈妈生病后,爸爸要照顾妈妈,还要做农活,又少了妈妈的帮手,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母猪也没养了,好像那年两头大猪不知怎么一夜之间也死了,爷爷也是大病初愈,家里彻底断了经济来源。

就是那年,我和妹妹天真快乐的童年也中断了,那年双抢就开始下田帮忙干活,我九岁,妹妹七岁。最可怜的是记得妹妹还没有打稻机高。我们给爸爸递稻铺子,底下要垫好高的稻草,我那时勉强可以递上去。那时我也不懂事,什么都要拼着妹妹,因为妹妹不下田我就也不下。爷爷和爸爸也心疼我们,我们只负责递稻铺子,割稻和插秧不让我们弄。也是从那年开始,我要去单独放牛,还要帮爷爷晒稻子。那年我们的学费好像也翻几番地涨了,从几十块一个人突然涨到三百多。为了凑足我们的学费,家里把仅有的一片林子里的杉木给卖了,这其中还差点被奸商欺骗了。那片林子在我家屋后面一个山涝里,也有几亩大的样子。那些杉木是前一年爸爸就斫回来了,一根根人力扛回来,一天弄不了两棵树,所以那片林子爸爸忙活了一个冬季。杉木一共有几十根,都是小水桶那么粗的,记得全部相互靠着,围成一圈,立在院子里,远处看就像一个锥形的塔样,中间还是一个小空间,像个小木屋,太阳晒不到里面。对这个小木屋我可喜欢了,那段时间我就天天在那里面玩。本来那些杉木放那干燥后家里准备在正屋旁边接盖一间房子的,当时地基都弄好了,就等着想办法筹钱买砖砌墙的。接着家里发生了变故,就暂停了,正好那时候镇上在盖农电站,需要木材,当时爸爸应该也是被钱逼得急了,之前也并没有做过这些木材买卖之类的事,更不知道行情,对方说了一个很低的价钱,他竟然就同意了,还自己一根根送上工地。后来是我堂哥的丈人看见我父亲在扛树,就问他情况,一听觉得这完全是欺负人和逮人,就说不能卖。我父亲又跑去和那包工头说不卖了。最后是加了点钱,差不多刚够我和妹妹那学期的学费。其实那年似乎对我们小孩子们影响还没什么,只是帮家里多做了点农活。

可怜在第二年一过完春节后就体现出来了,那时妈妈病控制住了在休养,医生说要调养三年,其中的条件接近于苛刻,三年不能做事,不能碰冷水,好多东西要忌口。家里缺少了劳力,所有的财力也被掏空了,还欠了外债。那学期我和妹妹的学费就开始拖欠,那时候学费是可以拖欠的,只要学期末之前补上就行。记得一学期快完时,学费还欠着,班主任几次在早读的时候交代我们欠学费的通知家里把钱补上。陆续就有欠学费的同学家里把钱给补齐了,最后就剩我一个人时,老师提时我真想找个地缝钻下去。回来就和父亲说,当时家里真的没有钱了,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但是当时我哪了解呢?有次早上我就对父亲说,你不把钱补上我就不去读书了,老师天天当着全班的人讨,我都丑死了。父亲叫我对老师说过几天会送过去,但是我就是不愿意,那天我早饭也没吃,妹妹都走了我还没走。在父亲的几声劝说下我还是没有去,父亲就火了,拿着小竹棍抽我,真的抽疼了,我单薄的裤子根本顶不住小竹捆,腿上被抽出一条条的血痕。我就背着书包往学校的路上走,但我就走走停停地哭,离家一段距离的地方又停在那哭,表示着我不屈服和抗议,记忆中那是父亲仅有的打我几次中的一次。爷爷心疼我,跑过来说,别哭了,我送你去。那时都是初夏的天了,早上下着蛮大的露水,学校所在的村庄上空飘着一层薄薄淡雾,像飞天仙女飘下的水袖样,恰到好处的不影响视线。我家方向的山上的雾还很重,从山腰盖过山顶连着天。田畈里除了灰色的土路和朝下的植物叶面没有露珠,其他的都沾着晶莹剔透的露珠,像我刚流的眼泪样,也再平常不过地沾湿了我的鞋和裤脚。特别是满田青翠色的稻棵叶上,斑斑块块不知道什么昆虫织成碗大的网上都挂着露珠,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沾着露珠的网下垂到了极致,好像要破了样,但还是没有一个是破的。本来满田都是翠绿色,远远望去像一块块抹茶蛋糕样,但是露珠给了本来透明状的网洁白的色,刺破了那一抹绿色。爷爷送我到学校时,已经上上午的第一节课了,正好是班主任的课,老师也没说什么,让我直接到位置上了。但过了大概十分钟后,离开的爷爷又站到了班级门口,手中还端着一碗饭。那饭是爷爷从姑奶奶家端来的,爷爷的小妹妹就嫁在学校旁边,爷爷看我早上没吃饭,正好都是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就给我端了一碗过来。那是一只大蓝边碗,满满的一碗饭上面堆着香菜(我们那特有的一种辣咸菜)炒香干。我就在走廊里狼吞虎咽给吃完了,那顿吃得特别香,香菜炒香干当时算上得台面的菜了。那时候爷爷的眼睛和腿已经都有点问题,走路要杵着拐杖了。那也是爷爷唯一一次送我去学校,也许也是他唯一一次去学校。爷爷端着一碗饭的画面一直那样清晰地印在我的脑中。那学期学费我不记得最后是什么时候补上的,过后记忆也不清晰了。

但是那年交公粮时,全家就陷入了绝境。因为前一年借了外债,连口粮都卖了一部分,青黄不接时是借粮食度过的。早稻一收上来,还了借的粮食后就不多了,所以那年只交了公粮,人头税先欠着。公粮也是逼不得已交的,自从早稻一收割完,就有一班人专门挨家挨户地催促着去粮站交粮,一班人有十几个,给各家都限制了期限。记得之前没这班人,自从加了人头税后才有的,因为突然之间加了一倍的负担,当年的农村根本没有外来收入,其中一部人肯定是抵触的。也许之前也有,但当时负担轻,都顺利地收上来了,没有这么经常下村,所以我没有印象。大家私下里都说他们是土匪,当时真的很吓人,一班人黑压压地围在堂屋,我们这些小孩子都缩到大门拐上站着。要是遇到那种坚决抵触的,一点都不交的,他们就自己动手装人家稻子,要是家里没稻子,会搬人家东西。听说街上一家当时开豆腐店的,把他家冰柜给拖走了。但终归农民是最好的最听话的,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会晚一点交,或者拖一段时间。

但是当过完暑假,学校报名时麻烦就来了。那年的学费肯定是欠的,还是全欠的,之前一学期还是交了点,只是欠了一部分。但是报名时老师说学费可以欠,人头税要先交齐,要带那交人头税的单子来学校,要不然过后是不会发书本的。当时不觉得什么,只是担心,想着回去要怎么先把人头税补上。现在想想真想骂人,当时这个不知是谁制定的,这个肯定怪不了老师,肯定是那制定者,竟然用祖国的未来绑架那仅有的微不足道的所谓税收,拿到现在说应该是犯罪。过后我那么小的年纪就对这人头税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几年只要那催粮单子一下来,我就会问父亲今年我家要交多少?

记得那次还真的没发书本,其实整个班级不光我一个人没发书本,还有其他的人。但是看着别人拿着带有墨香的书本,心中多么地渴望啊,真想去摸摸那板板正正反着光的新书,看着别人谈论新书里内容,自己只能默默地呆坐着。那时候根本没有其他书,可以说课本是仅有的能接触的带字的纸张。每次发新课本,是一学期最开心的时候,拿到新书会一本本地检视一遍,一本本地闻闻,回去用心弄旧报纸给包好书皮,每天都是全部课本背到学校,虽然背着吃力,哪怕是当天没有课程的书。下午放学看见发到书本的人书包鼓鼓的,书包带子是紧绷的,书包是下坠样的,自己的却是轻飘飘的,好像背上连书包都没有一样,心中的失落感是想哭又哭不出来的感觉,是怄人心肺的。看见发过书的同学都离着远远的,生怕人家问到我有没有发,而击溃我心里那仅有的一点点纸做的堤坝。

家里大人也是着急的,知道小孩子学习为重,不能误了学习,所以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钱,把那税给补上,也从没想过这件事是合不合理。发到书本是两天后的事了,那天早上我拿着父亲给的交税凭证,像揣着命根一样放在口袋里,一只手一刻不离地逮着,生怕它长了脚跑走了。那是家里把吃的口粮给送去了粮站,记得那年冬季,中午我们天天吃的是山芋煮剩饭粥,我们本地称作为“渣饭汤”。对于我来说那并不算得上是难吃的东西,反而比米饭还好吃,早上煮饭时特意多煮点,中午放锅里,加水和切好的山芋一起煮到山芋熟为止,再加点青菜叶,吃时加盐和猪油一拌。冬日里在中午的阳光下吃上一碗,会全身微微冒汗。就是吃多了肚子会胀气,老是要放屁,所以有时很惹前后同桌的嫌。但这些对于大人们来说就不一样了,他们觉得这比不上米饭,因为他们都是经历过太多饥饿过来的人。爷爷老说以前不够吃就是这样吃,没想到现在又过转去了。记得父亲一顿要吃三大汤碗,因为他们要出力气干活,这些都是不顶饿的食物,所以他们吃得要比我艰难和苦涩。至今爷爷都九十多岁了,一直不吃稀饭或者是带汤汤水水的食物,还是一直要吃米饭,父亲和母亲同样是的。

一到学校,我就把交税凭证交给分管老师看。当天就可以把书领到,拿到新书后,那感觉如生了风样愉快。虽然是迟到的,但还是特别幸福开心地一本本点过。当天中午回去吃午饭就背回家,叫父亲写上我的大名,因为那时父亲写字好看,这事必须是父亲来完成。当时我父亲写的字确实可以,也许也有那么点想最快的时间告诉他我发新书了,让他也一起能沉浸在我的喜悦中。

接下来的几年都是这样度过,整个家庭都在穷字底下压着,父亲脸上一直带着愁容,在那种坏境下一个人不可能没有一点心理活动。有次家里没了盐,父亲去赊盐,人家没有赊给他,说现在哪家还赊盐吃啊,盐又不是贵东西。那时也就只要几毛钱一斤,还是吃散装盐,买盐要用那个竹方箩去装。这事还是我在街上玩时听别人说的,应该是在那几百人的街上传得路人皆知,那段时间我从街上过,都是低着头匆匆而过,因为我自卑的心感觉背后有人对我指指点点,其实我想回头一下,但是又没那不需要勇气的勇气。

整个家庭到处要花钱,但是家里就没有一点经济来源,家里所有的人都在努力,但还是一下难以改变现状。爷爷七十几的人,眼睛和腿都不好,但还是做着一个劳力的活,奶奶快八十了还操持着六个人的家务,父亲一个人没日没夜的忙着农活,妈妈也坚强战胜了别人眼里不可战胜的病魔,我们小孩子也是力所能及地帮着做家里的事。生活就是不见好转,但整个家庭都在坚持着、努力着,从没想过放弃。

我当时的愿望就是想赶快长大,长大了可以去上班挣钱了,改变这一切,其实我心中所谓的长大也就是可以初中毕业。直到我读初中三年级时,家里经济情况才好转,那年好像学费也突然降到之前的一半,新闻报道公粮也将取消。

现在那个粮站还在,但是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几次从那路过瞥一眼,院内残垣断壁,几年前就听说要被人买下重新盖门面房了。现在也有了粮贩子,公路一直通到家门口,虽然粮食还是那么的贱价,但是不用求爷爷又告奶奶地去卖,一个电话粮贩子就会上门给拉走。一个时代也像粮贩子冒烟的三轮车样突突地走了,我的那小小的一段时代也告一段落。我现在记下这些后,心中特别想知道那个制定将人头税和学校学生的报名挂钩的人,现在是否有负罪感。要是有负罪感,我觉得大不必的,因为一切终究尘封成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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