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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个月前，英文媒体曝光：谷歌正在秘密研发一款为中国大陆用户定制的搜索引擎，项目代号Dragonfly，译为“蜻蜓”。这款搜索引擎计划在2019年推出，将符合中国法律规定，即处于中国的监管之下，屏蔽政府不希望中国网民看到的内容。在2018年9月的一场参议院听证会上，蜻蜓计划得到了谷歌高管的证实。 […] 但在一片反对和谴责声中，有500位谷歌员工联名表示支持蜻蜓计划。他们的辩由是，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用户，但大多数谷歌的业务在中国无法使用，这与谷歌“组织世界信息并使其普遍可访问”的使命严重矛盾。在GitHub、Medium等平台上，也有中国网民声援蜻蜓计划，且呼声愈发强烈。 […] 端传媒通过采访发现，在互联网世界里，蜻蜓计划折射出人们对威权与民主、封闭与开放、管制与自由的不同观念和价值取向，这中间存在着难以言尽的冲突、矛盾、纠结和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超越了蜻蜓计划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的事件本身。但是，落脚在当下的中国互联网环境中，无论是企业巨头还是个体用户，都不得不做出一道非黑即白的选择题。对于生活在网络防火墙内的网民而言，这道选择题的代价极高——他们既向往高质量的网络环境，又无法回避如何与墙共生、共处的问题。
[…] 谷歌在中国缺席九年，百度（Baidu）占据了中国绝大部分的搜索市场份额。 “百度的商业模式是竞价排名广告，和谷歌不同，百度的竞价排名广告臭名昭著。这些年来，因为这些广告，很多人受骗上当、损失金钱，一小部分人健康受损，还有极小部分人死亡。”ithinco在他的声援文章中写道。据ithinco推断，中国的网民可以分成三种，一是对技术精通又会用VPN的人，他们使用谷歌；二是对技术熟悉，但无法使用VPN的人，他们使用搜狗和必应，前者是中国本土的搜索引擎，后者来自微软但接受中国审查；三是只知道百度的人，这些人占据了网民的绝大多数，也很有可能成为百度的潜在受害者。
他援引了哈佛大学的公开课《公正：该如何做是好？》(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中的一个场景，迈克·桑德尔教授(Prof. Michael J. Sandel) 提出一个问题：假设你是一位电车司机，车子在高速行驶中，这时你突然发现前面有五个工人在干活，你想刹车，却发现刹车失灵了，车离那些工人越来越近，他们好像没有听到一样，这时你发现有一条岔道，岔道上只有一名工人在做事，这时方向盘依然可以工作，请问你是选择转动方向盘还是不转？
“如果我是司机，我会选择对大多数人有利的一面。”ithinco写道。
“我说的绝大部分人是约551,615,600人（截至2018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达到8.02亿；根据statcounter的数据，2018年6月百度的市场份额为 68.78%）。”ithinco在文章中说，“这 551,615,600 人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知道如何向你们发声，也不知道还有人在为关乎他们利益的事情进行争论，但这无法成为你们这一小撮人剥夺他们理应享受到的技术好处的理由！”
[…] 一位在谷歌工作的华人员工对端传媒记者表示，抛开政治因素不谈，作为一个中国人，他非常希望中国网民能够使用到高质量的搜索引擎；作为一个谷歌雇员，他亦期待公司能够进入这个十几亿人的巨大市场。但是，他不愿谷歌为此牺牲原则，即“呈现客观的、不受影响的信息。”他解释，在中国进行搜索结果筛查，绝非列一张敏感词单子然后提示用户“不符合当地法律法规”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动态的、模糊的、人为的、主观的过程”，甚至可能会有权力机构在公司内部“插一个team进来”，“来manipulate（操控）搜索结果”。另一方面，若进入中国，政府需要掌握谷歌用户的隐私，无论是搜索记录，还是其他信息，而“谷歌是不能提供的”。“所以说，无论从技术上，还是原则上、价值观上，都做不到。”
“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若网络防火墙一直存在，便“很难有一个两全的方法”。
原文：《他们还在期待谷歌回到中国，哪怕是审查版的也好》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125-mainland-google-dragonfly/?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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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篇名为《通往中国的老路》（An Old Approach to China）的文章在谷歌内部悄然流传，作者是谷歌前员工Brandon Downey。在2006年谷歌决定以自我审查的方式进入中国时， Downey曾在谷歌的北京办公室参与搭建为审查者提供有限访问权（limited access）的网络结构，也就是当年的大陆版谷歌搜索引擎。
他曾质疑过自己的工作，但彼时他选择相信时任CEO Eric Schmidt的解释：“这（指中国）确实是一个糟糕的环境，但我们觉得，能为用户提供一些信息，就比没有强。我们的审查会是最低限度的。”这与今天许多蜻蜓计划声援者的想法如出一辙。
当年的谷歌大陆版搜索引擎，页面底部有一则免责声明：“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在一次员工会议上，Eric Schmidt曾这样表态：“互联网是一个你可以尽情做自己、没人知道你是谁的地方，在这里信息自由流动（或至少是便宜得无法计量）。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触到这个全新的边界，因为它比你想像得更快。就算政府能触到边界，那个时候，公民早就沉浸在这份自由当中，想要阻挡人们获取自由的进程，无疑是一种政治自杀。”
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互联网的发展方向会被政治权力改变，高科技可以显著提高“老大哥”的监控能力。
那款谷歌的中国版搜索引擎在2010年退出中国。
“我很抱歉曾经帮助他们这样做。”九年后，Downey在文章中写道，“如果我们搭建了一个技术工具，并交给那些可以用它去伤害其他人的人，那我们的工作就是去制止这件事，或者至少，不提供帮助。”
现在轮到蜻蜓计划了。“如果有人认为，既然中国已经在审查互联网了，为什么我们不至少去提供给普通使用者一些可以提供的信息呢？有，总比没有强吧？”Downey写道，“那你应该知道，谷歌已经这么做过一次，最终以失败收场。”
“现在的谷歌员工们有一个选择：不必重蹈覆辙。”
Downey将这篇长达九页的文章在Google Docs上免费分享，供人们点击浏览，至今已被传阅成千上万次。而遗憾的是，身处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用户，却没有机会知道他写下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