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D | 贺星寒:后六四备忘录(1989-1992)(一·上)

【纪念六四】:后六四备忘录(1989-1992)(一·上)

(CND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30周年征文启事)

前言(by 贺黎)

《备忘录》是作家贺星寒的遗作,始作于29年前,只在小范围的朋友圈传看过。六四后的搜捕清理审查,称为万马齐喑不为过,所以“后六四”一直到94年才告一段。这部《备忘录》也可叫《后六四备忘录》。文中有的人名,做了处理,但整个事情是清晰的。

《备忘录》全文共14万字,比较长,因为是作者亲历的事件,务求细节的真实,文字也很扎实耐读。这种几乎共时性的记录文本,尤其是六四历史时期,几乎没有见到过,起码我没有见到过,仅从史料看也很珍贵。邵燕祥先生为此写了一篇序,是对《备忘录》最中肯的评价。

我是作者的妹妹。2004年我曾找过香港明报出版社,当时他们有一个“往事并不如烟”系列,但由于各种原因此书未能列入。我信任《华夏文摘》,现授权CND全文发表。其它媒体转发也没有问题,我想这正是作者贺星寒所乐意的。

《备忘录》中的大事件:

(一)
1,1989年6月 六四后的处境和感想。
2,1989年9-10月 动乱处分决定的几次对峙。
3,处分文件。

(二)
1,1990年11月 开始“文学与读书周谈” 至1992年。
周谈自由规则与话题
2,1991年 结缘成都工人日报《读与思》与《读书》
3,高小勇《经济学人》
4,1991年5月 四川作协主席选举

(三)
1,1989年10月 川西小说创作促进会年会。
2,对六四后民主自由的反思:“在此刻,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算是一种拨乱。但如果不以人为中心,也只能短期缓和局势而已。”
3,1990年 与高尔泰见面。
4,1990年6月20日 促进会5周年纪念。
5, 1990年8月 周克芹之死。

(四)
1,对自由的认识。
2,1991年 《随笔一夕谈》
3,危机(剖析林文询)
4,1991年 流沙河、贺星寒、高尔泰 三文之前因后果。
5,1991年 谈和平演变。
6,1991年 孙静轩《为“反思文学”一辩》
7, 1992年3月 社团登记

1995年 贺星寒肖像照

1995年10月 贺星寒病中与妹妹贺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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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六四备忘录》

围观

常常看到批评文章,指责市民喜欢在街头围观。说得尖刻的,说只要有一个人盯住一口唾沫看,不久便会围上一圈子群众。群众为什么要围观一场小小的交通事故、一次低级趣味的吵架呢?因为他们从平淡中走来,又将向平淡中走去。在生活中没有更大的选择余地,没有更值得注视的东西。报上没有新闻,工作没有可供发挥的空间。在平庸中也需要一点刺激。

更重要的,是围观者具有选择的自由。即可参与,也可逃避。不像在学习会上,必须统一口径,违心地跟随别人发言;也不像参加游行,必须公开亮相,承担责任。

所以,当不敢游行示威,又不愿发言表态时,市民就成了围观群众。

6月4日之后的几天,人民南路便聚集着成千上万的围观群众。前些日子学生绝食静坐的地方,毛泽东塑像下的观礼台,如今成了军警占领的阵地。从东、西、南三个方向挤压而来的群众,向观礼台逼近,保持几十米的距离,展开了拉锯战。当军警挥舞大棒冲过来时,人群便如决堤之水,仓皇奔逃。强者也不敢将战线拉得太长。他们追攒一阵,站住,人群也站住。后军变为前军,总有几个年轻人不怕事,立即转身投掷石块,嘻笑怒骂,摇晃着中指,虽然不能伤着对方,但却实实在在地显示出一种挑衅。对方被激怒时,偶尔也射来几颗催泪弹。这边早有准备,惊而不险。整天就这般反反复复。

群众与军警的拉锯战,目标好像是为了占领观礼台,最终却已失去了这一层的意义。在6日或7日的下午,群众又一次涌上了观礼台。既无静坐,也无标语,更无组织。人群在观礼台上川游不息漫无目的地行走,宛如凭吊古战场。群众与其对立面的拉锯战,实际上变成了一种象征,不屈服于强权与专制的象征。那天,军警退进了市政府的围墙内。观礼台西侧台阶距围墙只有十来公尺。少数小青年,便站在台阶上,与墙那边对骂。下面是围观的群众,如同看舞台上的表演。表演者不单要勇敢,而且要机智与俏皮。一句恰如其分的咒骂,一句尖酸刻薄的嘲笑,立刻会赢得阵阵掌声或哄笑。大多数群众是不会公开用语言来表示自己观点的。笑声,掌声,面部表情,还有就是他们的围而不散,已经大致表明了内心的倾向。他们知道人群中有很多便衣。便衣又能把他们怎么样?

当局要对付几个小青年,自然不费吹灰之力。问题是小青年的背后,站着成千上万围观的群众。围观又不需向公安局申请,围观者的态度又可左可右,向围观者施暴在当今世界上又极不得人心。围观问题即成了最令人头痛的难题。围观者密密麻麻,便是挑衅者的“青纱帐”;围观者沸沸扬扬,随时可提供新的战斗力。当局的高音喇叭,只得反反复复地呼吁:在广场四周围观的市民们,你们快离开此地……

呼吁与号召已经没有力量。要解决人民南路的问题,关键在解散围观者;而围观者的离去,只得靠能控制他们行动的力量。共和国的体制就提供了这一种力量,那就是单位。

如果由各单位来清理、警告、威胁那些围观者,无疑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办法。毕竟在此时的中国,个体户,独资企业,外资企业很少。大多数人生活和工作在政治性极强的单位中。

围观的群众逐渐减少,人民南路终于清静下来。敌进我退的十六字游击战方略,变成了一场更隐蔽的斗争。退,退到哪里去?

逃亡准备

枪声与鲜血来得那样突然和强烈,对我来说,简直是毫无准备。原来的想象,也包括着当局的镇压,但绝没有预料到这般的杀手!

起初是惊愕,随后是愤怒,即之又盼望奇迹出现,最终陷入绝望。

愤怒者就很难保持理性。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走过某站有武警岗哨的机关时,就设想如果有辆摩托,有挺冲锋枪,真想一梭子扫过去。这人从前也参过军,此时说得咬牙切齿。我是不主张以暴抗暴的,但对他的心情却完全能理解,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另一些朋友,开始恶毒诅咒,说起来就匪之类。我才明白,血是不能洗干净的,感情的逆转不那么容易。

希望出现奇迹。整天都打听北京方面有没有令人感到希望的曙光。小道消息倒有不少。哪支部队又倒戈啦,某些人又组织了一次暗杀啦,等等。虽然可信度十分微弱,但也要伸长耳朵去听。一天晚上,忽听隔壁职业学校,闹声震天,敲盆吹哨,连忙跑到院子里看动静。猜测,是不是38军在南苑缴了27军的械。当然都是在这里自己给自己上麻醉药。

更为现实的是,北京戒严成功,天安门清场胜利,武警部队庆功,中央口径统一。各界人士,各部门,各地方,纷纷表态支持当局的行动。通缉令公布,民主运动领袖被逮捕,打砸分子也被抓获。各单位开展检举揭发。秘密录象播放,让大家出来确认“罪犯”。某某中央要人说,这次绝不能手软,要把这些闹事的人,一个不漏地抓起来,送到边疆地去。

百万示威群众到哪里去了?如今个个似乎都噤若寒蝉。背地里有人这么埋怨,说中国人就是这种软骨头。但说话人意识到没有,你也是这其中的一员。你只能以你的选择确定自己,而没有权利要求别人给你创造条件。更何况大家都面临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镇反,肃反,反右,横扫牛鬼蛇神,清理阶级队伍,几十年的斗争,记忆犹新。

省社科院、民族学院、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都有知识分子被抓了。“公开信”是公开了的,会不会来抓,目前似乎不至于。但是林文询和我还是有些紧张。文询是因为两次进过监牢,当局很可能以此作动手的籍口。我呢,因为学生静坐期间,曾到那块篷布下面去过……也有可能被抓。

如果说在“6.4”之前,我们过分天真,对当政者的手段估计不足的话,在此时,只有以最坏的情况来打算了。拘留,收容,逮捕,判刑,都是可能的。凭什么我要去受那个罪。与其受折磨,不如逃亡。

6月的下半个月,整天整夜处于惶惶不安之中。“公开信”的签名原件尚在我这里。此时连忙把它藏起来。先藏在箱子夹层里,后又塞到棉絮中,再又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其实它在5月19日登载在《四川青年报》上,当天又早晚两次由川台播放,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为什么要藏起来?完全是慌了手脚的原因。一年之后,我要想找到它,当做珍贵文物保管时,竟不知去向,引为遗憾。

要出逃,就得收拾“金银细软”。我没有这些东西。存折上只有两千余元,此时取出来一千元留在家里某处,其余的带在身上。告诉女友,如果我一旦离去,那一千元便留给她去安排。

至于朝哪里跑,心中是无数的。到国外吗?没有任何联系。“黄鸟”行动倒听说过,想来他们也看不上我这种小人物。到沿海经商去吗?没有本钱,也没有这种才能。

想的只是逃亡而已。高XX一天背了个军用挎包,告诉我他要离开一阵,躲过风头。他把一个电话告诉我,说以后找XX联系。他的出走使我更紧张。抓获什么什么的电视新闻天天都在播映。空气很紧张。王XX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受人委托,要告知我一件事,又不敢进大院,只好在对街汽车站等我,等了两三个钟头,没有结果,只好回去,最终也未完成朋友所托。此事可见一斑。

所谓逃亡,始终处于准备状态。一个公司的朋友,在西藏饭店有一间办公套房,答应到时候可以暂住几天,然后转移。这得有个前提,就是得知道人家多久来抓我。如果是突然袭击,把单位大门把住,动乱分子贺星寒则是插翅难飞了。

至于逃向哪里,我倾向于新疆。我还有精力去做些体力活,还可以隐名埋姓。四方流浪。生活苦些,但有自由。我还可以像年轻时那样,飘泊天涯,直等到云开雾散,平反昭雪。

就这样,做着浪漫的逃亡梦,焦急地等待公安局叩门声。等过了6月,麻木了。

悲观与乐观

逃亡的念头,来源于不愿受到专制的报复,另外,还基于某种一厢情愿的估计:要不了多久,民主运动就会得到胜利。一切,都会像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那样,兜底翻过来。

可是再仔细考察,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一般的民众,内心里都对“6.4”的镇压,抱着不满的情绪。但却都认为,共产党的统治是巩固的,不可动摇的。如果要以长时期的动乱作代价,推翻现行政权,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投入。

为什么呢?1989年毕竟不同于1976年。当时“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中国人不仅遭受专制的压迫,而且生活十分贫困,不单是物质的贫困,还更在于前途无望的贫困。只有在那种时候,自认为能充当救星的党内高层人士,才敢于振臂一呼。

而目前呢?1989年中国经济已呈多元态势。承包及个体户等都在十年中尝到了甜头,而且准备继续捞一把。也许,动乱之后,中国会出现政府的缩小及自由化的经济。可是,如果动乱成本太大,他们是反对的。他们宁愿在夹缝中生长。从这种意义上说,选择安定的民众是多数。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也许,民主和自由目前还是奢侈品。

即使是党内改革派,也被群众的狂怒吓倒,被枪声血腥镇住,紧闭着嘴。大谈安定。重要的是怎样坐稳江山。所谓先烈们打下来的红色江山,怎能拱手相让,必须誓死保卫!

一时间,民众之间悲观的论调弹起来。纵观四十多年的历史,当局说翻脸就翻脸,胳膊能拧过大腿吗?中国不比东欧、苏联。人家那里人民文化素质高,有民主传统,有自由精神,当局再怎么残忍,也不敢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中国人丑陋无比,奴性十足。要想争得民主和自由,十年二十年都难以有希望。最悲观的说,我们这辈子是无望了,看下一代吧!

此时的我,也认为一年半载之内,要出现什么反复,是不可能的。但是思前想后,对比世界的变化,有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我认为,中国,在5年之内就会回到1988年的情形,而10年之内,将出现政治多元化的格局。

我的理由,来源于匈牙利、波兰和苏联的现状。此时的以上国家,共产党依然执政,但政治多元化格局已经出现。匈牙利事件发生在1956年,33年后才得以平反。波兰1980年镇压,戒严两年,打出一个团结工会,结果几年时间使雅鲁泽尔斯基下台。而苏联跟我国更好比较。我认为中国与苏联的不同,说是文化传统等并不尽然。更重要的是阶段的不同。十年改革开放,正相当于赫鲁晓夫时期。那边批判斯大林,这边批判毛泽东。赫与美国修好;我们也与西方言和。赫的路线也是要搞生产;我们提的是四个现代化。赫最后下台,苏联经历了17年的停滞时期。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破产,会不会还有十多年的停滞时期呢?

绝不可能。第一,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完全是体制内的调整;而我国是建立了新体制的。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则是,且有不可逆转之势。第二,近几十年各国经济的飞跃,使共产党国家的落后,越发不可容忍。第三,东欧苏联的变化,使意识形态受到严重打击。几十年的泛政治化,早已不得民心。谁也不会为什么什么乌托邦理想去献身了。

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身就具有加速度的态势。十七年不会重复,十年也要不了,最多五年,政治多元化就会实现。

为此,我和很多人辩论过。大多数人笑笑而已。只有一次,某朋友的妻子要调往深圳工作,与另一对夫妻约我在西门一家火锅店话别。七月酷暑,尊夫人与我争执起来。她嘲笑我是异想天开。十年二十年中国不要想变。我当场与她打赌。当然谁都知道这是白打。五年之后,谁还记得呢?而且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多元化,又没有具体而明晰的界说。

悲观者常常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希冀的是纯粹而美好的自由。那东西永远不可能获得,他们随时都处于失望之中。乐观者常常是现实主义的,他们知道不可能一下子得到很多,期望值不高,也就常有所得。而要在历史中发现一些未来的可能性,既要排斥感情的煽动,又不能被表面现象迷惑,就得多一些理性。

理性才能做精神的支柱。

位置

公安局在那边排名单,看我属于哪一类。我也在这里排名单,看自己将承受何种报复。根据六月份的逮捕通缉情况,我认为自己属于当局可抓可不抓的一类。

我组织起草了“公开信”。此信在成都地区属于调子高的一批,据后来透露,省里这种调子的信,只有六封。信中谈到“4.26”社论有严重错误,要求中央公开承认错误,以加快民主建设进程。此信的征求签名,百分之九十的工作都是我作的。我亦组织了5月18日部分作家的游行。但是,当局划定的政策界限,却是5月20日的戒严令。戒严令之后,我没有组织过活动。人民南路倒去过几次,白天和夜晚都去过,有一天夜里甚至差点呆了个通宵。后来四处传言,说我在学生的广播站发表过热情洋溢慷慨激昂的演讲,声称黑暗和光明决一死战的时刻来到了,等等。幸而我不善言辞,拙于演讲众人皆知,传言显然是对我的粉饰。但是,也不排除从哪个地方找出一张发言草稿,说是由我书写。先抓起来,然后慢慢来对笔迹,给你一顿杀威棒。

基于对中国现代民主进程的估计,我觉得如果此时逃亡,在外流浪,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想想吧,当民众在一片冷肃之中,默默承受这一切的时候,我却背着个小包袱,在戈壁滩上踽踽独行,或者与一些麻木不仁的盲流,去做砖块、挖水渠。由于隐名埋姓,要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我只得装痴装傻,成了混饭吃维持生命的一个愚民。如果不能有思想的自由,生活也失去了价值。如果那样,还不如同强大的专政铁扫帚来一番对抗。

不放弃自己的思想,让他们来抓好了。他们多抓一个人,就得多承担一份责任。我逃亡了,他们独霸讲坛,可以任意泼污水。我站在这里,不屈服,不低头,说不定还能唤醒几个民众吧,起码能消耗他们若干兵力。划算!

这一段时期,我进行了痛苦的反思。“6.4”对我的重大教育,就是认识到必须丢掉幻想。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十年,邓小平及中共,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的。我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把中国的前途,寄托在他们身上。我完全没有想到,作为政治一元化的国家,作为一批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的人,他们的改革开放是有限度的。一旦在国家人民和政党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后者,毫不手软。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而现代民主的核心就是限制权力。这简直是个悖论。

“6.4”不论是从理性上,或者是从感情上,都使我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我从此就站在了共产主义体系的外面。位置一选定,心也静了,气也顺了。有些人还忿忿不平于对学生的镇压,对知识分子的追捕,对民主思潮的声讨。这些人痛心疾首,认为当局不够理智。其实,这都是抱有幻想的结果。了解上面的思想状况,就会认为这是必然的,镇压也好,追捕也好,声讨也好,都可以理解。你差点把人家宝座掀翻,吓得人家心惊肉跳,难道还不允许人家还你一脚一腿吗?

你只能怨自己不够强大,不够强大得能压住对方。如此而已。

位置选定,站好。现在是和当政者面对面地站着了。他们强大,但还不是无所顾忌,因为,我旁边,有成千上万的围观者。围观者表情冷漠,仿佛没有态度。但在强大者咄咄逼人气势下,那种冷漠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我与当政者面面相觑,对峙着。此刻,我等待他的出手。他如果出拳,我当然也只有出拳。自然两三回合便将我击倒。这是力量悬殊的搏斗。我的意义只在搏斗了。过程即是意义。

可是,当政者没有出拳。毕竟不是野蛮时代,他得靠形象维持。他用威胁的目光盯住我,挽住我手,要与我共舞。我知道这是一场险恶的舞蹈。但我无法拒绝。我若拒绝,他就有充足的理由出拳了。

我,与狼共舞。

表态

我不知道这个词从前使用情况怎样?但它在近几十年的确是深入每个中国人的生活。在我的记忆中,大概从五十年代后期,中国人都接受了这种活动,表态。

从字面上看,它是中性的,既无褒,也无贬。表态,表示自己的看法、立场,畅所欲言,侃侃而谈,而且还有若干张专注的面孔围着你,倾听你独具一格的观点。这真是一种其乐融融的情景。

但我们都知道,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的。当中国的政治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有可能不被别人全盘接受之时,上面就会要求你表态了。表态,就是要求你与上面取得一致的意见。所谓统一口径。你可以谈不同意见,你尽管谈好了。上面还鼓励你谈,为你创造条件来谈。说得很好,叫做:让人家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你谈吧,你只要有不同意见,就成为靶子,就成为典型,正缺一个猴子开刀,以便杀给鸡们看呢。劳改、劳教、右派帽子、管制、撤职、开除以及降薪、批判等等恶运,正伺机扑向你哩!请吧,请表态吧!

接二连三的教育,大家都明白了,所谓表态,就是要你表示认同。也就是强迫你认同。在强大的专政力量压制之下,你只得放弃自己的看法,甚至必须放弃沉默的权力。沉默也变成了一种反抗的标志。不过,那也倒是实情。

中国人已经麻木了。表态吗?说假话吗?说就是了。要我如何说,我便如何说。说完了好散会。我们已经把表态当做游戏。上面要求我们表态时,我们已不再认为那是一种思想侵犯,需要保卫。仿佛惯例是理所当然的事,后来我们更加精明,不需提醒,不需要求,我们能自觉地表态,积极地与上面统一思想。

表态的强烈状态是宣誓。表态的超前方式是写效忠信。

那两种都是不稳妥的。最好就是当上面要求时,便顺水推舟地表态。如果政局变化,又再表态。最初被迫表态时那种痛苦与悔恨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嘻嘻哈哈,随声附合,自认为是在愚弄上面,权当是一次假面舞会。当我们自欺时,我们也被愚弄了。上面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最低限度必须是一个能表态的小丑。不管你如何内心不满,但你表面上已经屈服了。全国只有一个声音,这声音真真假假,汇成一片,淹没一切,反过来把每个人镇住。

经过了十年思想解放历程,我们还是那样的小丑吗?

报纸、电台、电视台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表态电报、信件和文章。依照次序,各省市党政部门、军队、各部委纷纷表态,支持上面的决定。照理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又显示出另一种内涵,原来地方及各部门,也需要和中央保持一致。难道他们也有歧义了吗?

接着,民主党派,知名人士和某些重要人物也表态了。与此同时,一些政府官员及出国人员在外寻求政治避难。算是有了另一种态度。

我注意到社科界及文艺界的若干名人,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他们在单位上表态了吗?不知道。但没有发表文章,却也是表态不坚决的一种象征。报纸已经无法像前三十年那样,造成一个轰轰烈烈的声势了。而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就靠泛政治化的声势,才得以成功的。

各单位也开始了表态活动。文化单位属于重点之一。这次表态与从前不同者有三:

第一,主持人大多持走过场的态度。空气中杀气较小,多用诱导或任务式地解决。中国若干次运动的反反复复,绝大多数运动都被否定的事实,起着强大的教育作用。即使为了保住铁交椅,也不要做得太过火。而且下边的干部,一般也是知道民意的。

第二,参加表态度的人,大多调子很低。说几句空话也行,不必像从前那样必须紧密联系实际。这些人一般文化层次较低。比如一个老演员,先说坚决支持,然后又说要反腐败,接着又举例,说西方反腐败很成功。虽然内容成了反面,依然通过,算是表了态。可以作百分比向上面报了。

第三,有了一部分不表态的人。这是中国人自我复归的初级阶段。很多朋友来告诉我,他在学习会上没有表态。据我亲眼所见,我所属的科室,三个人均未在学习会上表态。至于其中一人系党员,在党的会议上表态没有,我不知道。但在科室会议上坚持不发言,保持沉默,倒是事实。

这意味着,表面上的统一也不容易了。

清查与反清查(一)

任何一个党派或团体,要剔除内部的隐藏反对派,可能都得搞清查。至于把清查搞成运动,使人人参加,可能就只有共产主义政党地能做到了。据历史记载,中国共产党内就搞了若干次清查运动。在二十三十年代,党内和红军内就搞过多次清查运动,类似于苏联的肃反

委员会,特派员指出谁是异己分子,拖出去就枪毙。连红军中的高级将领都难躲过,如贺龙也曾遭审查。据《中国作家》1988年一篇纪实作品登载,苏北某红军师,就在清查中几乎所有首长均被害,最后上面派来的清查负责人,也被清查了。

共和国成立之后,战争时期那一套清查手段似乎已经不适用了。一来是外部敌对势力已经远走海上,没有籍口;二来是那种清查方法臭名昭著,不得人心。新方法是发动群众,让群众进行面对面或背靠背的检举揭发,来搞清查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破四旧、清理阶级队伍等,都是使用的这种方法。

我常常想中国的当权者,怎样使得人民变成这样喜欢互相揭发,互相攻击,甚至造谣污蔑的。是我们窝里斗的民族传统吗?似乎也不尽然。我在新疆呆过,所在的单位百分之七十皆为淳朴的维吾尔人,但运动一搞,他们也照样积极参加清查。为什么?

首先,我想是旗号问题。上面所列举的若干运动,都有一个光明正大的旗号,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这种事业的前景被描绘得越美好,破坏这种事业的人便越显得罪恶深重。为了理想,大家都赤膊上阵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全民共灭之。在这里,在中国知识分子求“道”以“平天下”的理想得以实现。而中国传统中,个人权利意识淡漠的一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人的权利,基本人权也被奉献了。

光有旗号是成不了事的,因为更为广大的民众关心是实际利益。所以,每次清查运动,就是一次利益再分配。清查中的积极分子,都会分到一块蛋糕:升官,提级,入党,提干,学技术,分好工作,等等,等等。为了保护这种积极性,有了一整套方法:运动发动时期要防右倾啦,为检举揭发人保密啦,左比右好啦,及时利用典型引导啦,诸多难一一列出。总之,通过一次次训练,大家都学乖了,学精了。清查运动屡试不爽。

当然,搞这种运动也要有经济基础,那就是全国所有的经济实体,都掌握在执政者的手中。蛋糕在他手中,才能有效。如果另有一块蛋糕,是外人所有,一切都难办了。

中国,就具备这诸种条件。

但是,终究有个问题,那就是积累效应。如毛泽东所算计,每次运动只打击一小撮,即百分之五,那么整上五次六次,百分比该达到多大呢?除去“专业运动员”及“死老虎”,肯定也有不小的比例。加上被整者的亲朋好友,更是一个大数。到了某一天,终究会出现反清查的力量。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便是一次总爆发。

国内有个学习材料,是五十年代初美国杜勒斯先生的白皮书,说估计共产主义国家将在第三代改变颜色。看来这种估计是比较科学的。打击思想异己分子,五次六次就可能达到极限,物极必反,只得修正原先方针。这就改变了当初的颜色。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写道,他发现五十年代的年轻一代,其思想方式与行为方式,已完全与老一辈大相径庭了。这也算是给杜勒斯的一个注脚。

反过来看,如果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搞泛政治化的运动,不搞对思想异己分子的清查,是不是能够江山永固呢?看来也难。其深刻原因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封闭的思想体系,属于所谓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但要求别人相信它,而且要求人们按它的标准行事。封闭的体系,不允许别人从外部去批评它,首先要相信它,要相信它的基本原理。实际上也不可能批评它了。在中国,具体的就是先问一句:你的立场在哪里?你要立论,首先得承认自己在体系内。如果在体系外,勿需讨论,你已先犯了错误。

作为封闭的思想体系,基督教与儒教存在了几千年。为什么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却受到更为严重的挑战呢?原因我想是世界发生了变化。从上世纪末开始,世界打破了封闭的格局,思想多元,文化多元,政治多元已经成为潮流,不可阻挡。一元化的体系已经很难存在了。就连经济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简直成了痴人说梦。

只有两种选择:否则以运动去清除异己,否则让异己来冲破封闭。

中国从1979年开始,搞改革开放,执政党宣布,从此不搞政治运动。这回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实际怎样呢?十年中还是有若干次反复,当统治者感到危及政权,甚至只感到危及利益分配时,便忍不住故伎重演。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欲说还休地搞了几回。算不算运动呢?当局不承认,民众却是评上了的。直到“六.四”事件,上面被迫撕下笑脸,再搞一次。

清查与反清查(二)

介于国际舆论的压力,以及广大民众对血腥的憎恶,1989年当局所搞的清查运动,与以往有诸多不同。

当局的策略是“外松内紧”,也就是说,在公开场合,在报纸、电台等公共传播媒介上,要少说清查,当然最好是不提,让国外及国内不处于漩涡中的人,都感觉不到有这么一个运动。而对要清查的各界,则要紧锣密鼓,重重布置,人人过关,检举揭发交待,等等。

依上面的布置,把这次清查的对象,分为“暴乱”与“动乱”两种人。前者指那些以暴抗暴者,后者指那些以非暴力行动推动民主者。对“暴乱”者,要求自首,通缉或追捕。照当政定的标准,丢了石头的,砸了车的,弄烂了窗玻璃的,均属于收容范围。估计应该有上万人。但实际上抓去进去的很少。为什么?不是不想抓紧,而是揭发的材料太少。中国人在这一次的确没有像以往那样与当局配合了。后来公安局搞了一些录像带,到各单位、居民点播放,要求群众协助辨认打砸分子。我听见几个年轻人嘻嘻哈哈,说去看战斗片。有人则悄悄说,认出来也不告诉他们呀。不看白不看!

至于清查“参加动乱者”,情况就稍有不同了。游行、示威属于宪法赋与公民的权利,要想在这方面找借口动用专政力量,执政党不愿意。尤其是在六月搞过一次之后,不敢再搞了。所以,首先宣布说了就算事,希望大家放下包袱。

游行、示威、签名等等,本来就属于公开活动,在大会小会压力之下,如果是本单位一齐上街的,纷纷都交待了参加的情况。如果是稍可隐瞒的,也会有不同的选择。比如参加我们组织的游行的,有两个非作家。当后来他们单位来外调我时,我就因为不知道他们的意愿,就只有以不清楚回答。其中洪先生后来告诉我,他已交待了。另一位则说,上面说的话不能信,虽然有很多人看见他游行,他坚决不承认。他说,以后上面要整你,这都是材料。第二次他单位再次问我,我则一口咬定,说他未曾参加游行。外调人员笑笑,不再追究。

对于我们所组织的游行及公开信签名,我认为这是公开的活动,没有必要隐瞒。我们的行动是光明正大的,所以全部事实都可以公诸于世。只是考虑到一些朋友的工作、经历,认为不宜承受过多。我最初决定,把这一切由我一人总揽下来。谁知另外四人,一律要求与我分担。只是当局追得最紧的“公开信”起草者问题,由大家商定,不确定某位,而集体负责,我则承担总策划之责任。

在上面紧追不舍的情况下,我便写了一个经过。总的来说,是客观描述,不作任何价值判断。

这篇经过情况介绍,当然被省直工委送给四川省作家协会的清查小组看过。后来,当这一阶段过后,那边的人告诉我,说我的材料使得他们减轻了很大的压力,因为我该承担的都承担了。看来,他们原以为我会推卸很多责任的。

一方面是通缉与追捕,一方面是躲藏与外逃。不管是不是有什么“黄鸟行动”,反正国内有了那么一批支持民主运动的人,不然接二连三的外逃是不可能成功的。就像郑义这种被通缉者,在国内隐居了二年,也未被抓获,更能说明问题。号称天罗地网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被撕裂出一条大大的破洞。

至于清查非暴力的民主运动者,对基层单位的领导人,也是一件头痛的事。大家都不愿插手此事。党政既然分开,那这就是党委党支部的事情。书记觉得自己倒霉,得罪人的事就该我来干吗?分析目前国家情况,清查搞得再好,也不见得能像中央一级那样,立刻能得到实惠。更可能的倒是上面一降调,自己反而里外都不是人。基层领导大多采取低调,对被清查者诉苦经,请他们顾全大局。至于对上面,则能瞒则瞒,能混则混。烧一烧被清查者的冷灶,也许将来不无好处。

作为写交待材料的我,今天想起来,实际上也放弃了自己沉默的权利。我们没有义务告诉当局自己干了些什么,我们也没有必要隐瞒自己什么,问题是谁也没有权力要求我们回答。

但是,作为中国公民,能第一次理直气壮地公开自己的社会活动内容,对当局将要采取的尚不明朗的行动,表示正面应战,我想倒是有一定意义的。

我有自由,我也承担责任。

交待是一种选择

随着清查运动的紧锣密鼓,有人逃亡,有人隐瞒,有人交待,有人检举,接着,就听到一些忿激人士的言谈,说某某又交待了实情,某某又说出了某某,简直是一种背叛。

我对此论持批评态度。

背叛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思想上的背叛,一种是组织上的背叛。民主运动是没有组织的,只是因为有共同目标,感到应该采取共同的行动,而临时联合在一起。情况发生变化,就不应该再有当时商定的纪律约束。在外力压迫下,交不交待事实,只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由。至于选择是否得当,那是选择者个人的境界决定,不存在背叛问题。最多只是一种屈从。当然,不排除有人以交待事实为名,供出朋友,以便自己逃避当局铁腕。那是出卖。只有出卖才能算是背叛。

另一种是思想上的背叛。这种论调得来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封闭的思想体系要求永远忠诚。如果你从前没有这种信仰,犹可说也;你有了这种信仰,居然敢于抛弃,实在可恶。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封闭思想体系,对自己营垒中的逃脱者,更加深恶痛绝。所以声讨叛徒(思想上的)特别起劲。左过火了,依然是自家一伙,如王明、博古、李立三。思想动摇,则不可原谅,如陈独秀、瞿秋白和张国焘,永世咒骂。即使为瞿秋白平反,也是力图阐明,他思想并未变化,只是一时悲观失望而已。

对于开放的思想体系,就不应该有这种观点。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保卫你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既然容许针锋相对观点的存在,也应该容许别人改变观点,由己方思想变为对方思想。所以,对开放的思想体系来说,没有思想的背叛,只有思想的变化。当然,所谓风派,所谓变色龙,是人格卑下的作为,根本与思想信念等不搭边界了。

要求思想一统,要求行动一致,只能是一种期望,如果用强力来维持,就改变了民主运动的意义。这是封闭思想体系的遗产,我们常常也当作宝贝来使用。

颇有诱惑力的说法,号召我们为了伟大的目标,要不择手段。为了将来的幸福,你必须先忍受不幸;为了免受外族的压迫,你得先忍受本族的压迫;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你得放弃自己目前的解放。诸如此类。不信服此论调的,或被定为目光短浅,或被责为个人主义。在这里,目标掩盖了现实,集体消解了个人,寻求一次性的终极办法,代替了循徐渐进的改革。

我想,终极的关怀当然是需要的,但必须从现在做起。如果以牺牲现在来换取将来。现在既已失去,将来也没有可接续的现在。应该把整个理想溶在过程之中。民主运动也是如此,它必须在整个过程中坚持民主原则。

在春夏之交的人民南路广场,大部分都是遵从自由选择原则的。但到了外力压迫,北京发出戒严令之后,一些广场上的组织者,便向学生施加压力,不准离开,不准临阵脱逃,等等。虽然未曾奏效,但一种非民主的思维方式已经露头。但民主准则最终胜利了,那是因为它有基础:自由。只有在个人有选择自由、表达自由基础上的民主程序,才是真正的民主。

不管专制的力量如何,民主运动的全过程都必须以自由选择作准则。否则,得到的将是新一轮的不民主。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搞了若干花样,最后依然所得甚少。也许,这反反复复的折腾,正是我们不能免交的学费。

辛亥革命后的剪辫子;文化大革命剪头发。抵御列强,冲进店铺,焚烧日货;1986年砸日本摩托和汽车。湖南农民运动戴高帽子,批反动学术权威挂黑牌。实行训政,搞新生活运动;清除精神污染,进行什么什么教育。一次次重演,一圈圈循环。

思想侵犯

经过几十年的思想改造,我们已经对思想侵犯麻木了。要我们表态,似乎已经成为正常的事。要我们进行等额选举,我们觉得理所当然。鼓掌吗?随大流。举手吗?反正你不举手人家也要举手,结果一样,不如少惹点麻烦。我们也许还可以腹诽。但既然是腹谤,也就是甘愿被禁锢了。

我们唯一感到难受的,只剩下一点:检查。

但是上面最重视的也就检查。因为你已经暴露出与规定的行为和言论不一致之处。如果不把你扭转过来,如何能号令大家。岂不天下大乱了吗?当局对作检查者是特别下功夫的。大会批判,小会争取,个别谈心,家庭包围,物质利诱,奖励引导,泥沼威胁,总之,你不检查是过不了关的。各单位中搞政治思想工作人才济济,车轮战术,把你当无名高地进攻,你成了堡垒。攻下你也就是他们立功的事迹。你当然只有检讨一条路可走。

中国人已经无力抵制检查这种形式。唯一的抵制只能是检查的内容。这种抵抗也只能是消极抵抗,所谓“有抵触情绪”是也。最传统的办法是只谈鸡毛蒜皮。你说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我就说我的确喜欢穿花衣服,吃回锅肉;你说我对三面红旗不满,我则说把剪刀上交去炼铁,的确抱怨不方便,又经常叫唤一顿饭一根红苕吃不饱。说了很多,但是再仔细想又是人之常情。批判者感到受愚弄了,说你是蒙混过关。后来的作检查者为了及时解脱,于是在鸡毛蒜皮上加上大帽子,自己朝罪恶方向划去,当然举例还是要避重就轻。这大概也是有传统的,叫做抓屎糊脸。再朝后走,要求检查深刻,于是出现了一阵理论热潮,检查者大谈思想的来源、根据、变化,将对人民、国家及伟大事业产生的后果。唱一句老歌便将亡党,丢半个馒头便能亡国。检查也有越写越长的趋势,念起来像是做报告,堆起来宛如长篇小说手稿。

历次运动,常作检查者就有了经验。先看看运动的阵势,打听一下将延续多久。不到运动的结论阶段,再好的检查也是无用的。最节约的办法就是拖。或不说,或乱说,或轻描淡写,或言不及义,拖到上面指示要赶快做结论之时,再作出检查。

“六.四”清查之后,同以往的运动一样,要求犯“严重错误”者进行检查。但这一次所谓犯错误者,已经同以前的态度不一样了。首先,出现了坚决不检查的人。其次,出现了只检查事实,不检查思想的人。

这次检查的模式,是要你在交待事实的前提下,承认自己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承认自己支持动乱,进而认识到这是错误。至于像以往运动所要求的,让检查者保证改错,永不再犯之类,不是必须的了。

坚决不检查的人,自然坚决不承认支持了动乱,也坚决不承认搞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人各单位都有,在大会小会上当面顶撞,据理力争,搞得让清查人员十分头痛。出版社林文询及龚明德便是此种。另一种承认事实,比如游行、示威(未按法律程序申请批准)是错误,但绝不承认是支持了动乱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像流沙河先生,据说便是这样谈的,他说他近十年来,由于改革开放,才能够读一些书,写一些东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了他,他难道会支持动乱吗?

我想这两种选择都是有意义的。它们都打破了上面所预定的模式,使大规模的“向党交心”成为泡影。由于这一批人的抵制,检查流于走过场。组织者只要求你说一说就行了,说深说浅总是说了。早早完成以向更上面交差。

当然,我也可以选择上面两种之中的任何一种检查方法过关。朋友们也劝说我解脱了事。所谓解脱,是这次搞清查的新术语,言外之意已经把我们禁锢起来了。但是当局却没有更实质的管制,如天天背书,关门学习,不准外出之类。我们照样聚会谈心发牢骚等等。所谓解脱岂不是一种笑话。谁要你解脱?我自己早解脱了。被宣布解脱者,故意大惊小怪,问:我是哪一天被挂起来的?

我是不愿意照上述两种方法检查的。我不愿否认自己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更不愿表示跟当局没有歧见。而单位的政治负责人又缠着我,一定要我谈认识。他的态度很好,总是趁旁人不在时,找到我家中或大院墙角,叫我“老贺”,一副焦眉烂眼的愁模样,轻言细语地劝说,又叹苦经,说上面催得紧。语言虽然温柔,态度却很坚决。总之,你非谈谈认识不可。

我应该如何选择?

两种判断

在我们以语言叙述的时候,常常出现判断句。而判断句则分两大类,一类叫事实判断,一类叫价值判断。

事实判断是陈述事实。如:我批评了你;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都属于此类。事实判断不含褒贬,而且是可以检验的。再一类价值判断呢,就有褒贬,有价值取向。如:我不该批评你;淮南桔比淮北枳有用些;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等。价值判断句子,常常因为各人的价值取向不同,而不能统一,更没有共同的方法检验。比如说有人认为该共同富裕才好,而有人认为自己先富起来更重要。只要允许讨论,那肯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永远无法统一,而且两人背后都有一批拥护者。实际上这类价值判断,不宜讨论,而只宜各说各的。讨论无疑等于抬杠。

在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中国在价值取向上是一元的,也就是只允许一种价值取向。那末,这种抬杠,只能在政治思想范畴之外去进行。比如到底白壳蛋好吃还是红壳蛋好吃之类。但如果一旦有人指出红壳蛋姓社百白壳蛋姓资,那此类讨论也就结束了。因为社会主义红壳蛋好吃是不能逾越的价值观。否则,就要问你:居心何在?屁股坐歪了。

由于长期在一元价值观笼罩之下,我们逐渐也模糊了两种不同的判断句。起码在政治思想领域是如此了。比如:我骂了领导;你有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都是事实判断(不管判断正确与否),我们都把它当做价值判断了。因为在我们头脑中,很多东西已经被赋予了价值。领导是正确的化身。资产阶级是丑恶的象征。新中国则是光明与进步的标志。

欧洲的中世纪,也是在基督教一元价值观的笼罩之下。只是近几百年,人们冲破枷锁,由文化多元、思想多元、走向政治多元。多元价值观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中国开放以后,这种多元价值观曾使我们震惊。《中国青年报》曾在八十年代初进行过一次讨论。事情的引起缘于一个不会游泳的大学生去救一个落水的小孩,结果双双淹死。也许组织讨论者的初衷是想让崩溃的价值重新耸立,结果却是,讨论者各执一词,都有道理。于是思想家们纷纷出来哀叹道道德沦丧、价值崩溃。

一元化的道德观的确崩溃了。但是,以其为立命之本的意识形态依然是主流,还占领着大部分的宣传阵地。

从8月份拖到9月份,单位的党中支部书记有一天急急忙忙地找到我,说,你一定得谈谈认识。随便谈几句嘛。我们只在小范围内谈。只有各科室负责人参加。四中全会也开了。一切问题都明朗了,你一定得谈一下。他顿了顿,又补充说,就谈谈中央的精神吧。

我很爽快地答应了。当然,我没有答应照他的谈。我说,我可以谈谈认识。

书记松了一口气,走了。我想他一定是把“认识”当做“检查”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认识也就是检查。而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词。他是为了避免刺激而改口为“认识”。我呢,也就只接受“认识”,而绝不做检查的。

可能因为觉得太容易了,书记又不放心。第二天在院子里迎住我,笑嘻嘻地叫:贺兄。他比我年纪大,是南下的小战士转业的干部,而且平常不苟言笑,突然冒出个“贺兄”,使我有些不知所措。果然,他又提明天谈认识的事了。他提了两个条件,第一,要承认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第二,要承认支持了动乱。说完之后他紧张地望着我。

我则很干脆,甚至很潇洒地说,没问题,这两点我都承认。

我早想好了。我将只用事实判断句谈话。即不是检查,也不是认识,只是另一种事实叙述方法而已。(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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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日, 9:17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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