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D | 贺星寒:后六四备忘录(1989-1992)(四·上)

【纪念六四】:后六四备忘录(1989-1992)(四·上)

(CND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30周年征文启事)

孤寂与冷淡

周谈对我们有着很大的意义,它在局部实现了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周谈是开放的,热烈的,自由的,但这只是在它的内部,所以它也是孤独的,寂寞的,门虽大开而无人进来,实际上也是封闭的。

周谈能固定到会者,二三十人而已,其他二三十人,则是各凭兴趣,时来时不来。外面在举行什么艺术节文化节歌星舞星大赛及生意开张发财,屋里却在清谈文化民族责任民主。流沙河先生数次感慨,说,我们这些人,真是最无用的人了,不会做生意,不会升官之道,在这里谈些无用的东西。人家都要笑我们是傻子。也许有一天,连我们这些人也不谈了,将来有人考查,原来最后一批清谈家,就是我们。

流沙河的调侃不无道理。我也知道像这种学术讨论,是很不合时宜的,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当今有了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时,靠对话在小范围内传播,相当于刀耕火种。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否则,你就只有去参加另一种违心的聒噪。

周谈名声在外,文化人中间颇有传闻,很多人都表示,要来看一看。大学学生、中学教师、文学爱好者及作家们,都表示过这种意愿。外地来客出差的编辑也常带话,要来听一听。最终是雷声大而雨点小,说得热闹而亲临者少。真正有印象的,因为介绍,留下了印象,有下列杂志的编辑:《滇池》、《知音》、《妇女世界》、《中国财经报》、《四川政协报》、《四川工人报》、《随笔》等。

想来而未来,大概感到坐在那里白说没意思,不如搞点实惠的东西,即使是学知识,也不如找本书来读。中国人习惯于接受,而不习惯于质疑。来一次,发现插不上嘴,或者受到尖锐的反诘,便受不了,不再来摸这块烙铁。另一方面,在这里听到一些离经叛道的东西,想想才过去不久的镇压,心里便想这些不识时务的人,何必与他们共惹一身骚。

讨论肯定不可能心平气和,时时要对社会现象发牢骚,行抨击,最常见的也是挖苦讽刺。语言可能是十分犀利的、刻薄的。当局如果要钳制言论的话,当然受不了。他们自然派了耳目,我们不知道是谁,也许就在那些常来的忠实听众之中。但当局始终没有动作。第一,我们是公开的,第二,我们没有政治意图——有组织的那种,第三,他们此刻对付各种国内矛盾与国际压力已经手忙足乱,翻出一个蜂窝只能使他们更下不了台。所谓睁只眼闭只眼,大家挣钱松活点吧。

但是有人不能承受了。谁?文化宫俱乐部科,也就是图书馆。起初引进我们时,他们打了个如意算盘,活动搞了有成绩,名人参加有声望,何乐而不为?谁知这伙人把会议室占领,每逢周五就在那里胡说八道。起初他们还来照了几张相片,大概以后好作资料。后来便来打招呼,企图限定发言调子。皆无用,讨论热烈之时,谁还管哪一句话轻与重?而且,从思想上说,大多数人对当局的经济、文化政策反感,对政治,也各有看法。

俱乐部科的那数名干部,也真为难了。会议室门大开,这边说话那边清楚听见,听见了就有共谋的嫌疑,起码也将落个知情不报的罪名。如果去报吧,会在文化圈子内落个告密者的恶号。怎么办?我想此事让那位副科长后悔了半年。周谈刚开始没三次,他在楼道上遇见我便铁青着脸,一副势不两立的神情,直到分别。

5月份,由于夏时制的实施,我们告知图书馆提前给开门,谁知到了一看,铁将军把门,大家围在楼道中枯站半小时。如是者再一次,接着,图书馆便通知我们要拆建,立即搬家。

这也是手法之一。不一定出于上边的指示,而是只要有集权统治,有意识形态的强行规范的地方,各部门的奴才都会作出的反应。通知搬家,已经是较为温和的了。记得1980年我组织“新星诗社”时,区文化馆连通知都没有,突然大门紧闭,无人答理,从此谢绝。后来才听某市委书记的内部讲自豪感,说“新星诗社”是非法组织。原来如此。

周谈只好搬家。

《随笔一席谈》

(此文发表于1991年7月4日《成都工人报·读与思》)

6月7日周谈的话题是随笔,王蓉生作中心发言。王系英美文学教师,颇有译著。发言之前,段德天散发的《读与思》79期,即载有他谈随笔的文章。他讲话略微口吃,但思路明晰,语言简洁。他认为随笔始于法国蒙田,由英美培根、爱迪生拓展,兰姆更有新创。“五四”时期传入我国,有周作人、林语堂等专攻。随笔是个模糊的概念,可宽可窄,宽则包括散文百家,窄时可开除其始祖蒙田。王蓉生声明自己只叙述事实,不作界定和评价。看来他感到此路草深林密,不愿孤军深入。

周谈已活动七个月,因文化宫房屋装修,今天初移大慈寺。此楼极清幽,栏外绿树浓荫。天气燠热,室内略显局促,四、五十人中,约小半散于走廊就位,却也安定。

林文询说,在散文这个园地中,杂文随笔散文小品,是否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区别?至于共同点,都应该是有真情实感。有些散文假话空话娇揉造作,只能算是赝品。文询嫉恶如仇,平时谈起虚伪文学,常呈声讨状。今日语调沉缓,想来正在思索。

李书崇首先指出,他与发言人对蒙田的看法有所不同。王认为蒙田的随笔是载道的,他则认为不载道。我们一般指的“道”,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蒙田宣扬的,恰好是反对思想统治的自由精神。(王说,他对“道”是借用。他与李看法一致)。好,李说,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法国蒙田的随笔,是对自由思想的追求;英国兰姆等家常随笔,是对自由思想的享受。

书崇平常讲话,慷慨激昂,常有世界名人陪伴左右。今天不同了,语气平和,见解独到使我耳目一新。我忍不住想廓清他的思路。我说,照你说来,随笔这种文学形式,就是自由思想的体现,不可能被非自由思想者所利用。他肯定地说,是。我喃喃自语,看能不能找到反证?

沉默一阵,没有反证。文询说,这的确有些如此。各种文学形式,小说诗歌散文甚至杂文,都可以成为不同思想的载体,偏偏随笔只属于自由思想者。真是这样的话,随笔真成了一种特殊的形式。这种形式就决定了内容。

对话渐趋热烈。大家谈起周作人及林语堂的随笔。又说解放后十七年间随笔甚少,“文革”十年间几近绝灭。改革开放后随笔重生,近年来特别兴旺。有人说,《燕山夜话》是随笔,反驳者说那只是议论文而已。有人将我的《真话难讲》与梁晓声的《羞于讲真话》对比,说后者更像随笔。我听得兴趣盎然。

伯炎是少有说话的,也忍不住了。他认为随笔是一种很自由的形式,不需要精心构思和刻意塑造。但它需要人生经验的积淀和文化的积累,感情一般比较厚重,笔法大多点到为止,欲说还休,所以常常为中老年人所喜爱。但是,怪哇,他说,最近有一位作家的儿子,看了一期《随笔》杂志,居然很感兴趣,于是把近年各期该杂志找出来看。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年轻人,最后得出结论,爸,今后你别的啥都不要写,专门写随笔好了。

沙河先生近日感冒,为逃避风扇,坐在门口,羊毛衫放膝上,随时准备利用。虽有病菌袭击,先生依然不改沉静的风度,缓缓道来。他说,刚才这位谈到英法随笔传入中国,起到影响,是事实。我要说的是,中国自来就有写随笔的传统。以作家及作品的数量而言,我国可算世界第一随笔大国。古汉语中,文与笔,一个要曲,一个要直。随笔,就是直抒胸臆的作品。有点滴见闻,有偶发的见解,或者一些感情寄托,不讲章法地记下来,就成随笔。北宋洪迈就有六大卷。自来这种体裁就为当权者所忽视,至今也如此。诗歌小说散文都有委员会,连杂文都有学会,就是没有随笔委员会。

先生接着说,文人自己也不重视随笔。大多数文人是把它当作业余爱好,立论写诗之余,写点日记笔记之类。正因为不重视,所以就很真诚,很见性灵。它不是要发表挣稿费,也不是要给上级看以说明思想正确,当然更不需要去载道。从魏晋阮籍稽康文章到明人小品,都显露出追求个性解放的意识。专制使人冷嘲。冷嘲不可能之时,随笔就成了自由的象征。它不一定有微言大义,但包含了很多自我。明朝江南出现了市民阶层,有些闲适的文人。江南才子写随笔的多,而江北则少了一些。

可能是谈得兴起,书崇便按捺不住,当场讲了一个笑话。“文革”时期,一个女工上夜班,怀揣煮红苕一根,待冷却后好充饥。一位行人发现她行迹可疑,便尾随,以发现敌情。女工心惊,急跑。行人紧追不舍。女工躲入公共厕所内。行人便通报治安联防,包围厕所。相持良久,行人视死如归,单身入厕捉拿阶级敌人。女工见坏人如此胆大,即抛红苕作武器。只听这位勇敢行人大呼:手榴弹!立即卧倒……

也许这是个很严肃的政治笑话,有强烈的讽刺,但出现在周谈活动中,却显示了整个气氛的随意性。后来有人提出要界定随笔,但多数人认为无法界定,且无必要,重要的是弄清其特征和对之进行选择。当年林语堂梁实秋写闲适小品幽默小品时,就颇受到责难。难道思想家如鲁迅先生,就不认为闲适小品是与专制统治的一种疏离吗?另一位大人物也说过,让别人说话,地球照样旋转。其实说话是自己的权利,何须谁来让?我想,那种等待批准才写的人,大多是与随笔不沾边的。

影射文学

上面那篇记述文字,是应《读与思》编辑段德天之约而作。一者记录一次周谈全貌,二者想引起周谈者的兴趣,期望能执笔记一段话,一段活动,立此存照。考虑到当时报纸所受管辖,只好选取较为温和的一次。

能够潜下心来,写明人小品式的随笔,也得要有点外在条件。比如专制统治的强化,但又未到法西斯或文字狱状况,如德国纳粹、中国清朝及“文革”时期,那是连性灵小品也是不允许的。统治阶级需要意识形态的统一,又还想要一点粉饰与点缀之时,逃避现实的文人会选取小品一路走去。另一种状况,是社会能对各种文化兼容,思想言论有了自由的空间,政治意识淡化,小品也会出现,那是多元化中的一元而已,如西方世界的爱心小品之类。

在前一种社会状况中,意识形态的管制一旦力不从心时,潜在的反抗力量便将通过随笔形式显现出来,此时最可取的便是影射文学。

影射文学自来没有好名声。所谓魍魉,就是含沙以射人影子,来达到伤人的目的的。正统文人,都是以卫道者自居的,或捍卫儒学精髓,或忠于正宗王朝,或继承革命精神,或发展马列传统,虽然受压制、受迫害,但那都是在封闭体系内的冤屈,所以自来提倡正大光明,赤膊上阵,死而无憾。但另一种人,已经在体系之外,唾弃儒学,反叛王朝,无心革命,不信马列,他们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思想呢?一旦他在专制统治下亮出招牌,将会得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伐之”的特别优待。沉默不愿,振臂一呼不能,只有选择含沙射影一途。

象征不是影射,含蓄也不是影射。影射是一种特有的艺术手法,借以和嘲讽对象有相同特征的人和物,来暗示,进行批判。所指一定要确切,要使人不会误解,然而也不能让人抓住把柄。所谓指桑骂槐,所谓借古讽今,所谓说东道西,即为此类。这一段时期,利用影射手段批判当局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在软绵绵的生活小品与气汹汹的棒棍文章中,挺立起怪异的身躯,使处于沉闷中的人为之一振。

影射文学的上品,如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讽刺斯大林时代的,但苏联方面,也不好去把那泡屎抓来糊在脸上。越糊越糟。影射文学的下品,干脆就是嵌字诗,如1991年3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2版的《元宵》(七律):

东风拂面催桃李,
鹞鹰舒翅展鹏程。
玉盘照海下热泪,
游子登台思故城。
体负平生报国志,
人民育我胜万金。
愤起急追振华夏,
且待神州遍地春。

从第一句“李”字始,斜向下读,就有“李鹏下台平民愤”等字样。作者是“留美学生朱海洪”,当然也是化名无疑的了。此报刚出,外台便将此诗报导。段德天当日去市邮局,还购得数张,可见当局未来得及采取措施。此诗八方流传,在办公室里公开传阅,大概也只有睁只眼闭只眼了。当局为了粉饰现实,好容易得到留美学生一纸颂歌,自然急忙刊发,谁知却闹出一场笑话。特别是“愤”字,本应作“奋”也被疏忽。此诗固然不能成什么大事,但它唤醒了处于压抑状态的中国人的良知,感到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应该正视吧。

更多的影射不像上述两篇,单独成立,而是夹杂于文章之中,或一段,或数句,点到为止;影射的层次也有深有浅,深者直指集权专制,浅者笑谈变色龙、左脑袋。此一段时期,谈纳粹法西斯,谈斯大林大林时代,谈“文革”,谈魏晋文人,谈镇压,谈卢梭,谈《红楼梦》,比比皆是。难怪《文艺报》出了一篇文章,专门批判影射文学,最后要求作者站出来,光明正大的打。使人想起当年国民党专制时期的御用文人,诱使作家赤膊上阵去吃子弹。这边也不是义和团,当然不会上当。

影射文学的存在,使沉闷的中国有了一股若隐若现的力量,如同混浊的水中,一条不露脊的鲸在游动,虽只见浪花涌,漩涡翻,但能感到那随时可能掀起的波涛,令人产生期望。所以在周谈会上,大家常常互相介绍某篇文章如何有意思。

我想起在“六·四”之后,《上海译报》的一条消息,说美国一共产党员,在州议会门前焚烧国旗,以示抗议。议会与法官对此行为都十分气愤,但最终还是宣布其无罪。因为焚烧国旗是他的言论自由,不得干涉。这就使人联想很多,无法不以中国现实进行对比。而王蒙在当时写的小说《话、话、话》及小品《演讲术》,在我们这等有心者看来,也是影射高层某些人,出尔反尔,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理,永远有理的现象。

所谓影射文学的繁衍,也需要一个读此类文字的人群。两者均存在,洪水猛兽,挡也挡不住了。

自由与秩序

影射文学固然可以略解郁闷,但终究不能一吐为快。我写随笔,也常常不能掌握这种手法,或者隔靴搔痒,或者说话过头——自然也就被删去。一吐为快的文章不能写,但却可看。此时香港方面流入大陆的刊物,就成为传观品。常常是下午到手,晚上就得还,于是放下一切事,细心看。先浏览,再看重点,有时间再看其它的。

一次,得到一本《二十一世纪》,突然发现甘阳的文章:《扬弃“科学与民主”奠定“自由与秩序”》。这篇文章起句则是异峰:

中国人高喊“民主与科学”已近一百年了。二十一世纪仍应此为口号吗?我以为不然。从现在起以至下世纪,真正的目标是:自由与秩序!

这并不是要否定民主与科学本身,而是要对“民主与科学”这个口号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提出质疑和检讨,或者说,应该追究为何依此口号行事反离民主科学越来越远的原因,同时探讨遵循“自由与秩序”这一路向行进是否反能真正奠定民主科学的基础。

甘阳其人,我从前所知并不多。只是在1989年的《读书》上,见到他的两篇文章:《自由的敌人——真善美统一说》,《五四精神的阙失面》。当时读了便深受启发。以前我对哲学、社会学及政治学,所知甚为肤浅,亦不知中国学界有这批后起之秀,及至后来,我发现甘阳还任三联书店的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主编,便更加关心。1991年在香港的刊物中,看到陈军涛的法庭辩护词,才得知甘阳等曾在“六·四”风波中,对政府和学生都作过调解与妥协的策略性建议,目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

我之所以看到甘阳的文章,一拍即和,大概是因为自己头脑中根生蒂固的自由主义观点。不谈甘阳先生思路清晰,逻辑周密,而在于他能以很简略的叙述阐明深刻的思想,而且很具操作性。1989年的两篇文章,使我对多元化与自由选择有了明确的认识;而1991年的这篇文章,基本上答复了这两年穷思苦想的问题。正是因为已经感到了很多具体作法,所以当甘阳以“自由与秩序”作纲一提出,立刻使我得以贯穿。

《自由与秩序》一文,是两年前的思路和平共处继续和发展,其间“六·四”的动荡和引起的倒退,正是思想前进的营养品。激进主义的政治革命,只能造就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势力。而另一种“非政治化”的路向,一方面使各领域从政治笼罩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它又“蚕食”政治的领地,改变了依附于政治的地位。当然,这一切并不排除政治革命,只是这种革命只在政治领域进行。

激进主义的革命,如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解放战争及文化大革命,无不是发动广大群众,统统走向街头,关心政治,结果获得的新的集权专制力量。而英美的革命则是另一条路子,温和、小范围,最终取得扎实的成果。

有识之士,勿须理论,也能看出街头政治的弊端。如流沙河先生就说,如果街头政治成功,政府瘫痪,很可能出现下列情况,各街区流氓舵爷横行,杀人抢劫不断,最终人民吃不消,只得寻求救世主。此时,某一军阀开进来,将流氓镇压下去,立刻成为新的强权,让我们重新来奋斗一番,直到把他推倒。

普遍的非政治化,在1991年秋天苏联解体的“8·19”事件中,也可以看出其好处。正因为人民大部分的冷淡,使那次行动只在极小范围内进行,解决起来也干净利落。此为后语。

照甘阳此文的思路,也就看出中国的出路何在?并非是有一批随时准备到街头去呼口号的热血青年(此作为一种个人选择,无可非议),而是在于普遍的对政治的冷淡。这种冷淡迫使专制集权势力龟缩到它的领域,各官方活动中去。而在经济、文化等地方,政治热情与政治说教已成了嘲笑的对象。事情只有一步一步地做。这种现实,迫使最高当局在1992年初改变策略,顺应民意。所谓“南风吹”,也是不得不吹,不吹只有垮台一途而已。

以“自由与秩序”的思路来看,一切疏离政治,冷淡政府的行为,都是于己于国于人民有利的。以这种价值来反观共和国的历史,那些反对反右,反对大跃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固然有意义,而在更坚实的地方,一切消极怠工,不服从分配,自由散漫,散布落后情绪,在运动中的逍遥派,等等,才是最终使历史校正方向的功臣。

看看甘阳先生照片,也就是四十多岁,其貌不扬。我将他这篇文章复印下来,传阅。传阅中,人们又加以复印,估计我这张复印件,如同吹一把猴毛,变出一百份左右。

危机(一)

当局的压力与朋友的冷淡,对周谈活动没有丝毫动摇,勿宁说,更加使活动有了一股奋发的力量。

真正的危机来自内部,来自某些民主促进人士潜在的一元化思想。这种潜意识的积淀,在受压制时,是一种积极的反抗力量的源泉;而在一旦自己获得胜利或局部胜利之后,便发育成强制不同意见俯首的思想。

林文询可以成为这方面的一例。

在作协选举主席团委员的那天下午,我们没有去参加闭幕式,几个人到百花潭公园去小坐。当时,徐林森与林文询的一段对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天上午,由于林文询在会场上,与李致作了针锋相对的对话,对非法选举法的抵制,获得了很多朋友的赞赏和支持,所以大家都很兴奋,都认为林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林亦很自得。茶桌前,徐林森谈了一点他的看法。

徐的大意是,老林的行动很有气魄,不愧一条汉子。但是,目前这种情况,是处于作协内部各派斗争及宣传部一心想和稀泥时期,压力较小,所以你能承受,如果压力加大,你就不一定承受得了。

林立刻反驳,我承受过比这大得多的压力。

徐依然说,主要是那种情况没有出现。

林说(他常提的)他二次被捕,在市大监那次组织绝食斗争等……

徐依然摇头,表示不信。他没有举例子,但据后来他谈起,认为1989年5月18日游行后送新闻稿的事,林在谈情况时把他透露了出去。这是不能承受压力的实例。我不以为然,正大光明的事勿须隐瞒,而且你徐林森又没有主动要求。

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林的超人自信。他说他自己在任何压力下都不会屈膝,任何压力不会减少自己的硬度,言语中流露出一种自我欣赏。我想这大约就是一个所谓革命者的风骨吧,恰恰不是自由主义者的应有态度。自由主义者对自己的认识常常抱犹豫的态度,并随时准备妥协,或理解对方修正自己的观点。自由主义者不以硬骨著称,而以执著、宽容与理解著称。而革命,或不断革命的思想,总会给人类带来痛苦的后遗症。

不会被棒杀的人,却很容易被捧杀。

我和段德天当时都在场,处于大家都很兴奋的时刻,我不愿泼冷水,一笑了之,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

两三天后,即为周谈日,也是我在前面撰文专述的谈随笔的那一天。因为初迁大慈寺,天气又十分燠热,会前很多人便议论了此处的优劣,说拥挤,椅子坐着不如文化宫舒服,不通风,等等。

正议论纷纷时,林文询来到,听了一会儿,便厉声说道,你们不要不知好歹,要知道这一个场所,也是费心费力找来的。嫌热了嫌座椅不好了,就请走!没有哪个人地球也照样旋转,周谈也照样进行。如果要来,就少说那些废话!

林的一席话,说得大家禁了声。我觉得其中味道不对,但一时也理不出头绪,为了避免引起冲突,也就没有开腔。那天散会之后,林又向我提议,是否让来参加周谈的人,每位交纳十元。我认为这不好办。本来就不易集中的人,且大多经济力量有限,收10元意义不大,不交钱的难道又把他请出去?这种学术活动我们是应该支持的。此建议遂作罢。

林的讲话,使我嗅到了革命党的味道。联想到的是延安时期的整风,共产党以救星自居。的确,他们开辟了一块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一些土地方面的改革,但他们要求的是一切人都要来“忆苦思甜”,常常念叨救星的好处。他们要求知识分子放弃思想自由,放弃批评(自由言论)的权利。丁玲、王实味、肖军此时即受批判,王实味为此献出生命,肖军愤而离开。

使我感到吃惊的,便是林文询也要求别人放弃言论自由。既然我们设法搞定了场地,你们就无权议论场地的好坏,进而至于把参加者与组织者定为集资与筹办的关系。我提出流沙河如何收费?他说当然就不收。那这也就失去了人人平等,成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这些,都是我认为不应当出现的。

此事我后来与他交换过意见,没有深谈,接着由于联系到西城区(青羊区)图书馆,也就放下了。我总认为,可能是才在作协会议上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致顶了一下,气势正旺,而偶发的现象,以后也许会好一些。

吸取上次与文化宫俱乐部科合作失败的教训,我们这次与青羊区图书馆建立的是契约关系。他们每星期四下午闭馆学习,我们则利用阅览室活动,每次十元,由他们提供开水。

契约关系最大的好处,是他们不必承担政治风险。他们是为钱而租用场地,我们谈什么、怎么谈,他们不管不问,责任由我们承担。不像文化宫一旦成为合作者,也就有了监督和维护的义务。要想退出,只有搞秘密斗争,你死我活,把我们撵走才算干净。

危机依然没有消除。

危机(二)

回想起来,林文询在以往的事件处理中,早已隐藏着独断的方式。

1990年6月,川西小说促进会准备纪念成立五周年的,计划搞一个纪念册。大家决定由林文询主编。我们找了一些赞助单位,各出一百二百元不等。王蕴辉答应他所在的《西南电力报》赞助一百元,但久久没有拿来。在纪念册编排历史文件时,影印材料有当时的《自白书》,其中有副秘书长王蕴辉的字样,林文询当时便决定用一条报导消息将其盖住。我提出相反意见,最好还是让原来面目保持住。林坚持要盖,并指责王答应了的事又不履行,应给予一点教训。因为林已被委任为主编,也只好顺其意思。结果在纪念会召开那天,王蕴辉才把一百元带来,并质询我,为什么没有打上赞助者《西南电力报》为祝贺单位?此事还好解释,至于资料中盖住他姓名一事,他未提,我也未说,只是觉得尴尬而已。我深切地感到,权力真是不能滥用呵!

后来我比较注意林的思维模式,其中有个发现,就是他常常以“我们”代表“我”来使用。如果一般的讲话,倒可以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积淀,常常忘却个人,忘却自身,以集体的名义说话。但有时在表述个人意见,在与外界发表看法时,也常常不经商量,以“我们”作主语发言,问题就显得复杂了。

要指出的是,林文询这种讲话方式,是一种很率真的很自觉的方式。他表述了之后,也常常来告诉我,认为我一定很赞成。比如他就几次告诉作协,你们衙门作风重,所以我们都不再登门,根本不和你们打交道。他又告诉《现代作家》副主编,说我们都不愿意给你们稿子。我说我本人没有这种意思呀!林笑笑,不说什么。的确我们也真如他说的那样,少去作协,少投稿子,但绝无发表那种声明的意思。而林文询则是,比较起来,较多去作协办事、会人,较多地投稿《现代作家》的会员。“我们”倒变成除了他之外的“我们”了。

喜欢用“我们”来代替“我”说话的人,常常是人我界限不分者。如果只在某些条件下使用,就有可能混淆“我们”与“我”的权利与责任。如果用“我们”去争取“我”的权利,用“我们”来掩盖“我”的责任,就值得提醒了。

1990年秋冬之交,大约是我们正筹备“读书周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林文询打电话给我,要我第二天早上九点,在作协大门口等他。他说他要质询作协办公室或党组,希望一起去。我问了情况,觉得似乎与作协无关(清查之事),说我不愿意去。他说,你来嘛,我有话要说。

第二天我在作协门口等他。他来了,依然是某件事,我表明无此必要,他叫我陪他上楼。我说也好,我们去问问有关“周谈”借用场地的事。上楼后,他找到办公室刘传英,一口一个“我们”,结果因为没有证据,与作协无关,几句话便说得卡了壳。我一言未发,感到自己毫无参与此事之意,被他莫名地扯入“我们”之中,十分可笑。

后来,在“其香居茶馆”,有江沙在坐,我直率地向他提出,希望他以后在提“我们”时注意一下。如果并未被选举或推荐为代表,就不要以“我们”作主语发言。因为有一个学术团体,你又是副会长,人家就很可能将此当作集体决定。何况中国人潜意识中认为自己为群,别人也定然为帮。谁也不会来逐一对证的。

林文询欣然接受了我的意见。

果然,林在以后的说话中,比较注意个人与集体的区别。但在他思想深处,没有改变的是一元价值观,即我认为正确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强制你也遵从。如果他作为父亲,大概会不断地强求子女照他设想的方式去生活吧。因为他没有别的权力,当然影响不大。但如果他有了一定的威望和权力,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1991年5月底,在作协四届会上的作为,使他有了一定的名声。其后他去自贡,受到当地中青年作家的称赞,魏明伦先生也极欣赏他的硬骨。回来之后,他便有意要来纠正“周谈”的方向了。

危机(三)

林首先解决自由讨论中的薄弱环节。比如,黄同是一位教师,发言常常冗长,而且爱用生僻新潮的词,一般人都有些不耐烦。我也经常听得走神,但又无法打断他。林于是采取掐断的方针,而且很严厉地说,少谈点理论,多说点实际问题。几次之后,黄同即有些惶然,反正也就很少来了。

接着,林开始对高小勇及李书崇进行抨击。高及李是周谈中的活跃人物,李喜欢谈社科问题,高关心经济问题,两人都是爱争论的,一争起来便唇枪舌战,十分激烈。我倒很喜欢这种场面,认为它很能启发思维。流沙河先生也参加这种争论,又是另一家之言。林很少参加这种争论。常常是若有间隙,插进来说,我对你们谈的问题没有兴趣,我还是来谈谈文学……我想,这也好,百花齐放嘛。

但从自贡回来之后,林有些盛气凌人了。一次在李作了发言之后,林便说了一遍,声色俱厉,大意是说李的发言毫没必要,最好到别的地方去谈,大家都不关心,云云。一时间使会场气氛冷到极点。我最后只好另起话题,委婉地表明刚才林所谈,是个人意见。李很懊丧,后面几个星期都没来。我去电话问他,他说他不明白林文询为什么要那样对待他,使他极灰心。我后来与他面谈。我表示,以前对林的作法,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可能是个错误。要坚持言论自由,就不能允许一棍子打死的自由。

高小勇承受能力比较强,被迎头棒喝之后,常还能坚持住,但也婉转地问我,那个林文询,心胸难道那样狭窄吗?

我决定保护言论自由。

接着,在一次讨论民主的激烈争论之后,林文询又来泼冷水了。他说,我觉得你们谈的都毫无意义。我根本不感兴趣。他又说,问题一极端化后,就不成其为问题……

他作了对讨论的评价之后,又出现了冷场。我认为不能让这种观点占据会场,便接着发言,指出,你不感兴趣味,并不意味着别人就不能谈。你说极端化,实际上是你的错误归纳,谁也没有把问题极端化……

林无法让周谈变为一种认识的不断重复,便转了一个方向,在组织工作上开刀。

周谈是排上一组话题之后,陆续谈完。谈完后,专门用一天,总结前面已谈话题,报出新话题。就在这一天,林文询来提出他的设想了。他主张大家自报中心话题,他谈了从前的诸多缺点,最后提了几点要求:中心发言人不要选那些理论性强的;中心发言人必须是经常到会者,不能只来谈一天,从此不见面;中心发言人要认真准备……

他这番话一说出来,就没有几个人报名了。他便开始指派,谁谁谁该来个什么,自然我也被安了一个。林又说,有些人,来张起嘴就说,满足自己的表现欲,不能让他们那样……我忍了很久,但还是等,最好有其他人表示。

沙河先生耐不住了。他说,我不同意你那个看法。人家来中心发言,又要准备,又要答问,哪有什么享受?而且这里又不选领导,不分钱财,中心发言纯粹是作贡献。你那样要求,有几个人来讲话?

接着,平常那些听众们也争着表示不同意林的看法,起码有四五个人公开说出了不同意见。林文询笑了笑,莫可奈何地说好吧。

这次中心话题排得很少。我很高兴林那种清规戒律受到限制。周谈依然能贯彻自由主义的原则。

七十大寿

久矣没听说过中国共产党的寿命问题,突然间看到报纸,才想起1991年是中共的七十大寿。估计那些念念不忘自己资格的老家伙,又要给自己做寿了。

中共的领袖们,似乎个个都开明得很。不以自己姓名为城市命名啦,不给个人树碑立传啦,死了要火化啦,撒向江河湖海啦,不能对活着的领袖歌功颂德啦,等等,等等。如果搜集一下这类言论,这个领导集团大概算世界上最民主的了。可是,大谬不然,恰恰在这种集权领导集团中,产生了有史以来最广泛、最深入、最有影响的个人崇拜,集权统治。虽然姓名没有代替城市名,但毛泽东的像曾占领过全国所有的城市、街道、家庭、个人。毛泽东很可能成为中国的名字。毛泽东国,毛国。这一切都不谈了,中国首都还有那么一个神殿,躺着那个曾使民族陷入一次又一次灾难的尸体。

这几十年的文化思想误区很多,其中有一点可以引以为鉴,就是以集体作掩护,搞集权,搞自我吹捧,迷惑公众。

照中国人的文化积淀,每个人都是谦虚谨慎的。小意思啦,不成敬意啦,便餐啦,招待不周啦,我能力差啦,等等。但是,如果抱成一团,有了个什么团体、党派了,就不再自我贬责了。每个人都可以大谈特谈集体的长处、优点、力量。这也与传统不相违,没有自我吹捧的嫌疑,但吹捧了集体自己也有好处,因为我也是其中一员。我可以躲在集体中受益。

中共从表面上讲,是反对下级吹捧上级的,虽然实际上禁不住,但都属于非正式的行为,只有悄悄干。因为高度的中央集权,如果被最上边知道,就有抢班夺权的罪名了。但中共却从来不反对吹捧自己,而且自己带头吹捧。光荣、伟大、正确,是标准的吹捧调子。1957年曾搞过一次向党提意见,最终翻脸,把说了话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从此一片颂歌。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可能大都摸透了执政党的脾性。一旦得了什么好处,只要在公共场所,个个都会说,都是党的领导好呀,都是社会主义呀。上面要的也就是这一套。老百姓可以以此继续得利,地方官也可以以此邀功。

中共的这种自我歌颂法,年复一年唱下去,再配合以权、利等引诱手段,把中华民族搞得服服贴贴,个个成为应声虫和马屁精,或者是表面的应声虫和马屁精。中共即使在发现自己有错误时,也不准别人提出来。庐山会议,也因此而临时改为反右。有错误,只准由他们自己说,然后又加上一条伟大和光荣:能够纠正航向。

在中共七十大寿之际,当然要加以庆祝。各地组织出书、写文章、开庆祝活动、文艺会演等,花了国家和人民多少钱?谁也无法统计。党即国家,国家即党。苏联共产党还有自己的经费,自己的财产。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完全的无产阶级,而整个国库和国家财产,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样的无产政党,真可怕。

唯一令上面扫兴的,是轰轰烈烈的祝寿活动刚刚开始,中国大地上就出现了洪灾。起初还不当一回事,继续在那里载歌载舞。接着,形势不妙,洪灾越来越利害,死伤人数不断增加。祝寿活动只得采取淡化形式。

坏事变好事,毛这样说过。于是,宣传机器开动起来,大谈他们如何抗洪救灾,大谈只有在社会主义才能这样度过灾难,英雄人物层出不穷。海外华人开始赈灾捐款。老太婆或老头子又拉着书记的手或解放军的手,泪流满面:还是共产党好!还是社会主义好!

当然,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这也不妨碍其它大量的不同的真实情况的存在。当局将这种新闻封锁叫做舆论导向,自己安了一个美名。

舆论首先就必需是舆论。而新闻是一种客观公正的实录。只有在新闻真实和全面的基础上,才谈得上舆论。而导向则更是一个幌子。导向,必须在有各种不同的自由舆论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导向。由于你有正确的看法,才能导使舆论的走向。现在,新闻封锁,舆论禁闭,还说得上什么导向?愚民政策而已。

抗洪救灾最终“坏事变好事”。在“舆论导向”之后,全国再也无法重视经济的衰退,民主的废弃和改革的停滞了,一片感叹,还是社会主义好。

这种新闻封锁的手法,一直袭用,后来达县地区铁道隧道汕罐车起火,几十天的燃烧,以及某小学旅游车翻车,死伤数十人等消息,一律都不准报导了。

人民,号称是国家的主人翁,失去了了解自己国家真象的权利。

曾国藩与李贽

贺星寒手稿

八月里的某天周谈,沙河先生没有来,但请人带给段德天一张条子,说是最近赶写一批小文,不能来了(即后来刊载的《阅微草堂笔记选译》)。他又说,他那篇《可怕的曾国藩》,在《随笔》已撤稿,《读与思》是否也撤下来。

段德天将条子给我看。我问段,《曾》稿到底有多厉害?段说,沙河先生文笔犀利,嬉笑挖苦,但小辫子也不易抓到。我建议,最好与先生通个话,如果先生是为报纸着想,则让他不必多虑了。段立刻去打电话,回来后告诉我,说沙河先生的确是为报纸着想,所以段便坚定地说,我们还是要刊发的。

这即是后来在《读与思》9月5日刊登的《可怕的曾国藩》一文。事隔一年多,在1992年《随笔》最后一期上,此文才得以重新刊出,被主编更名为《可怕可恶的曾国藩》。

《曾》文出笼,段有些担心。果然引起响,市委里有人专门到报社来找此文,读者也多有来信,赞叹居多。但也有搞政工的人,说这是篇反动文章。后来,市委宣传部有人,还说我们的报纸,不能让人家在上面骂我们。等等。但要挥动大棒,却好像没有那个能耐了。

段一直关心王军涛的事。王军涛在监牢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王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居然被当局关押起来,而我们的法治又不健全,实际上只听命于政治需要。段认为应该给王军涛一些支援。我们能作什么呢?当时王军涛正在绝食。我便写出了《人焚书未焚》一文。

消除异端,是所有集权国家的共同特征。以思想异端与独裁抗衡的,在西方中世纪,有哥白尼、布鲁诺及塞维特斯等,由于后来人文主义思想的张扬,这几杆旗帜举得高,引导民主与自由的先行者。而在中国,本来这类人就少,更多的是采取了逍遥、旷达的态度,能够以异端思想进行抗争的,难以寻找,而李贽,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贽之死有其特殊形式,在监中自杀,只割断喉管,气绝数日而死,其性质与绝食相同,其形式颇同于张志新,而其深层意识,则是要给统治者最后一击,以生命相抗争。

我写《人焚书未焚》,则以此作为主导思想。发表之后,颇得好评。但是借古讽今,对集权政治未必成为障碍,因为他们脸皮越来越厚,已经无法像从前那般敏感了。只要不指着鼻子,他们也绝不来对号入座,虽然心里很不舒服,却又“打不出喷嚏”。但是,深有体会者,如被他们关押过的高尔泰先生,就请人转告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好。

也就引出了高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落叶飘零思故国》。此文写好后,交给《成都工人报》,久久不能刊发,直到1992年春才得以出笼。后来,《校园文学》全文刊登,无删节。在1992年底,邵燕祥先生在编《散文与人》的第一本时,来信又问询江沙(《校》副主编),说要收入此文,如果原有删节,望能恢复。江沙便极得意地说,没有一字删改。我编刊物,胆子大得很。

而《人焚书未焚》在1992年3月《读书》上登载时,被删去若干敏感字句。也许,刊物的地位,受当局重视的程度,也是编者要考虑的方面吧?

八月十九日

这个日子是后来不断重复而印入我脑海的,而真正的那天,我只知道在白天是一个平常的白天,而在中午,段德天突然到家里来,说苏联发生了政变,戈尔巴乔夫被软禁了起来。事态尚在发展。说完后,他匆匆走了。

也许他告诉我此事时,已经是8月20日。对于苏联将发生政变云云,已经出现过多次预测,我倒是认为未必。下午,段德天又到我家来,谈到他听的报导,说是军队开往莫斯科,大街上行驶着坦克。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休假,美国正寻求与戈氏通话等等。看来,此事仿佛是“六·四”在莫斯科的重演。如果苏联专制势力复辟,中国当权者就有了同盟者了。

晚上9点过,高小勇也到我家来,大讲苏联局势险恶。他当然也希望政变失败。但他又考虑到军队的力量,说是戈氏未掌握军权,是最大失误。他悲观地认为,如果苏联复辟成功,世界历史将倒退50年。

我一直的认识是,苏联发生的复辟不可能成功。即使暂时成功,也将是短命的。把苏联的现状与中国的“六·四”相比,有很多不相同之处。

苏联自1985年戈氏上台开始,一直进行的政治改革,起码重点是放在政治改革上。公开性与透明度已经基本上在苏联得到实施,成为公众共同的愿望。而中国,仅在八十年代初提了一下,从此就不见踪影。苏联的政治局开会有电视转播,政治斗争也能通过新闻媒介传至社会,要想退回去搞军事独裁,必须花极大力气,苏联人民不会允许。

苏联的政治改革进程已跨出了决定性的几步。报禁解放,新闻不能封锁了,此其一。党禁开放,各派政治力量出现,不容新的专制。在宪法中,已经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字句删去。而且,在军队中,已经取消了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与政治思想工作。军队从名义上不再是党的军队,也不再是政治力量的延伸。军队只能是保护宪法与国家的武装力量。军队为某派政治力量效劳,从法律上已经说不通了。

苏联的政权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戈氏毕竟是民选的总统,叶利钦也是民选的总统。他们背后都不再有垂帘听政的太上皇。所以他们有法律赋与的权力,可以指挥军队。而政变一边,不存在一个能左右全国局势的权威。近几年的政治斗争公开化,使任何一个人在上层都将自己暴露无遗。谁是什么货色,全世界都清楚。既然前几年成不了权威,靠武力也成不了权威。

另外,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自主权的扩大,也是复辟的障碍。这倒颇似袁世凯称帝,随即引起全国的护法运动,蔡鄂讨袁。而“六·四”中国的倒退,是在“合法”范围内的倒退。共产党搞他们的总书记,从法律来讲是他们内部的事。虽然中国党政实际是一家,党是最高领导层,但毕竟从道理上来说,管不了别人的家务事。中国缺乏那么一段民主进程。

我一直坚信苏联的政变不能成功。我断断续续说出的这些道理,段倒相信,高却半信半疑。但更具体的事例摆在那里,似乎更加令人鼓舞:叶利钦登上坦克演讲啦,俄罗斯克格勃都是叶的人啦,布什与叶通话啦,等等。

当然,三天后政变彻底失败。幸而中国当局这次比较谨慎,没有过早地表现出兴高采烈,但当然也难掩饰对当初政变抱有希望。这回也只有同东欧巨变一样,说一句套话:尊重苏联人民的选择。

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1991年的8月下旬,无疑是一次没有公开庆典的节日。在家里,大院里,传达室旁、座谈会上,公开嘲笑那些妄图复辟的苏共死硬分子。嘻嘻哈哈地谈论苏共被禁止活动,克格勃被解散和清理财产、审判叛乱者,等等。政工干部、党员骨干沉默不语,传说邓小平在家里走来走去,饭吃不下,门口停着若干辆高级轿车,准备对策。某单位的党支部书记还来问我,看中国这个形势,会不会发生与苏联同样的情况。高小勇甚至主动要求在周谈会上作一次中心发言,就是讲一讲苏联的复辟为什么不能成功。谈话间,他数次将“六·四”来作为对比,走了一次钢丝。

苏联民主力量的胜利,毕竟是苏联的胜利。而中国人,但得在自己的土地上争取进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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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7日, 11:42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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