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后六四备忘录(1989-1992)(四·下)

(CND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30周年征文启事)

和平演变(一)

虽然苏联早已“修”了,但毕竟共产党还执政、社会主义还是旗帜,想起来心里也好受些。如今,一夜之间,共产党变为非法组织,社会主义成为过街老鼠,而甚至于连老大哥这个国家也解体了。七十年的红旗倾刻间倒了下来,叫这边的共产党真不是个味儿!

算一算,如今所谓共产主义阵营,也成了新的“四人帮”:朝鲜、越南、古巴和我们。那几个都是小虾,如果中国一变色,也就只有跟着变了。而苏联——如今是独联体,或者干脆就是俄罗斯——与美国一携手,共同来对付中国,事情就难办了。

现在已经管不了什么世界革命或人类的前途了,首先是自己的生存问题。首先要让国内的情绪冷下来。宣传要抓紧,首先渲染俄罗斯——主要是莫斯科的混乱,以及物价飞涨,食品供应奇缺,让中国人知道,失去了共产党的统治和计划经济,就将受二遍苦,遭二茬罪。其次,宣传前苏共干部,流落街头,守大门,看仓库等,让中国的共产党干部,更坚定地跟着目前的政策走,否则,将要“人头落地”。再有,就是报导苏共的死硬分子,准备重举红旗,上山打游击——搞恐怖活动——要像当年列宁一样,重建共产主义乐园。这事明知是当代人所干,宣传宣传也不妨,病笃乱投医,起码别让这边的老百姓胡思乱想。

党和国家的上层人物,想来不是靠哄能哄住的。他们更理解形势,也更知道自己的既得利益在哪里。讨论过吗?肯定讨论过。俄罗斯的混乱,只是暂时的,一旦经济好转,榜样摆在那儿,中国也只有跟上去。

结论出来了:反和平演变。也只有这种愚蠢的领导层才能想得出这种愚蠢的办法。

于是乎,反和平演变的理论家跳出来了,反和平演变的大块文章出现了,国家安全部与公安局也加强了反和平演变的侦查,各厂矿企业甚至开始筹建反和平演变的战斗队。一旦和平演变出现萌芽,立刻毫不手软地,以暴力消灭之,以保证国家永远不变。

大敌当前!中国将要和平演变!

他们猜对了。中国是要和平演变,而且正在不断地和平演变。从共和国成立那一天起,中国就在不断地和平演变了,农民发家致富,私人企业的发展,民主力量要求言论自由,三自一包,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都是和平的演变。而专制力量,一直在扑灭这股野火。四十年了,这股火焰是扑不灭的。整个世界、整个人类都在向自由经济和现代民主奔去,几根大棒就能阻挡中华民族的历史进步吗?

由于当局把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使我不得不更多地思索这一问题。

演变,有什么可怕?人类社会即是由演变而来的,世界也无时无刻不在演变,可以说,没有演变,人类也就会消亡,不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演变,是我们生存的方式。只要我们还在演变,就证明我们人民、国家、社会,还有强大的生命力。演变是活力的象征。

和平,更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了。谁喜欢当战争贩子呢?谁愿意在国家的大地上充满暴力和血腥呢?和平,真是太好不过了。

既要和平,又要演变,这就得要有条件了。其中最基本的条件,就必须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有了这个条件,就有可能以和平方式演变。没有这个条件,就只有以暴力方式演变了。

用实证方法看一下历史。文艺复兴运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乃至东欧剧变,世界的进步,越来越倾向于非暴力,越来越走向和平演变。而暴力革命者,常常是人心并非大部所向,大势也未完全所趋,杂以个别人物的煽动及偶然性,如法国大革命,南北战争,第三世界的独立运动,等等。而更多的暴力演变,常常是历史的倒退,复辟,或者只是个人权欲引发的改朝换代,如中国的几千年农民起义,等等。

可以这么说,和平演变是进步的征兆。

和平演变(二)

我们忍不住要提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社会主义制度真如所宣传的那般美妙,那样地比资本主义进步,为什么不去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国家呢?反而害怕人家来演变我们。

不是没有搞过。赫鲁晓夫上台后,就提出过和平过渡,也张扬过议会斗争。而且二战之后至五十年代,整个世界知识界都对共产主义抱有幻想。再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英美等西方经济大国,政治多元化、自由主义及文化多元化的态势尚未形成,并非很得人心,其中政治家也常有糊涂之举。此时去和平演变他们,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事。

结果呢,一个也没有演变成功。意大利及西班牙似乎已经有了希望,最终还是失败了。

继续较量,还是人家来演变了我们。如果长期封闭,或者还能维持一些时日,可惜几十年间,一下子在经济上拉开距离,终于发现还是得靠开放。而开放,就得加速演变。

从前打天下为什么那么顺利?唯一的解释是当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这点说得对。殖民地独立,是国际大环境大气候,中共顺应了这一点,获得了成功。而蒋介石的半封建独裁统治,始终不是军事集权统治的对手。中国只不过面临一次改朝换代而已。依然是半封建或全封建。土改可能是关键。“闯王来了不纳粮”,不也让明王朝土崩瓦解了吗?国民党也能认识自己的历史性错误,1950年在台湾搞土改,政权也就巩固了。

和平演变是全体国民的事。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不能光是口口声声叫嚷为人民谋幸福,而要做点实事。只要能顺应民心,为民族作想就应该抛弃自己的党派利益和个个利益。即使是为自己作想,为自己党派作想,也请多看一看国际大环境和民心民意,依然能使民族免受灾难,走向进步。

顽抗进步潮流者,如齐奥塞斯库,自己身败名裂,且给国家带来后患。又如南斯拉夫,亦不甘心和平演变,最终导致连年战火,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总的来说,和平演变是全国各阶层共同利益的体现。尤其是当权者和激进的民主派,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只要有这么一点期望与共识,政治斗争就可成为正常的政治斗争。政治斗争中常用的欺诈、谋略、花招,公众都能理解(虽然不屑),但唯一不能原谅的,偏偏就是那种以暴力镇压或恐吓对方的手法。

在当局的反和平演变宣传中,常常举出一个很迷惑人的例子,那就是在共和国成立四十年中,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经济建设有了很大的成绩。是呀,这的确是有目共睹的。

如何解释?

当然,横向比较是一个破解办法。老是用“解放”前来比,当然进步很大。但横着一比,和未“解放”的台湾一比,就无话可说了。

还要考虑一下,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世界整个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是当代科技发展带给中国的实惠。而这种实惠,是中国四十年来盗窃别国的科技知识产权的结果。中国任意使用别国的各种专利,才使得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的。也许在这一点意义上说,中国的执政党算是立了“汗马功劳”。

(以上文字写于1992年3月——11月。以下文字始于1993年5月)

扫兴的学习班

我不知道反和平演变战斗队成立起来没有,但我知道当局开始重视知识分子了——也就是说,先要反知识分子的和平演变。

党报开始大篇文章出来唠叨,谈反和平演变的重要性。想来看的人极少。怎么灌输呢?老办法来了,办学习班。不久,单位上就通知我,要去省委党校集中学习半个月。我说我又不是党员,干吗找我?他们说这是反和平演变学习班,高级职称者都要去。我说我不去。他们顺坡下,说那就下次吧。结果包德宾去了。

包德宾学习了半个月回来,对我把那里说成一处休闲之地。他说作协叶延滨、王德成都在那里,大家乱吹壳子。他所谓的乱吹当然有是有限的,属小骂大帮忙之类。而且这批人,从骨子里皆是迎合,顺应上面的观点去说得更形象些。巧妙者还略微说些想不通之处,让上面来启发,当然钥匙一打就开,而且大有进步。

川报头版刊载了第一期学习班结业的消息。这批人已经懂得了反和平演变的重要性,云云。他们起码已经被挂上了一个徽章,属某派了。

第二期轮到我了。我依然不去。单位上正言励色地告诉我,不去不行。我说,不行还是不去,把高级职称取了也不去。这下无话可说了。后来等他们宣布取消我的职称,也没有下文。好没意思。

俗话说,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又没过多久,我单位要办学习班了,全体中层干部,一个礼拜,就在“银杏园”茶楼进行。我至今怀疑这是专为我而“下放”的学习班。厅属其他院团都没有搞过这种。如果不是专为我而设的,说明我团的那位长官似乎也积极得有些过分了。

这回如果要逃避,人家是多数,且是近战,可能就得要我多花成本。干脆就去参加他们的学习班,毕竟不是刚响过枪,当是自己去学点交手本领吧。

结果他们也没有什么本事,上午学习辅导材料,念得头脑里一片嗡嗡声,下午大家发言。声调稍有稍异,造句水平比辅导材料更差而已。突然一位老艺人发言,此人也并非很老,五十年代末培养的一批扬琴演员,国家老了,她也跟着老下去,因为在党,且又是支委什么的,故有时说话也极生动。她大概是用了心的,所以发言不同凡响。她说,今天在座人数,正好十八,学好了反修防修的本领,就如同十八棵青松。大家笑了。

我又认真了,连忙声明:你们是十七棵青松,我只能算小草!

她不愧艺人,立刻接嘴,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小草比青松更加不得了。她嘴皮翻得快,团长笑嘻嘻地望着她,作鼓励状;她有内在动力,立刻又说,毛主席呀真伟大,1964年就提出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现在重新学习,更是觉得老人家高瞻远瞩。我忍不住了,又说:他还提出要揪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我稍停片刻,等着有人来问,我便可以说,这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邓小平了。偏偏都不接话,大概都觉得我这里腰上总是别着手榴弹。

第二天上午,更可笑,要读“老三篇”。主持人还笑问大家,是否都学过?十七棵青松皆答读过。我插话:老三篇,不但干部要学,战士也要学……

旁边一干部身子一挺,目瞪着我说:这可是林彪说的话呀!

我也正视着他,答:正是林彪的语录。我想,马上要批林批贺了,结果呢,他却哈哈一笑了事。

我插话似地吹冷风,已经引起学习班领导小组注意。第三天开始学习之前,团长便慎重宣布,每个人发言都有要成条成块,其他同志不要中间插话。一边宣布,一边专门不看我。整个上午,果然发言前呼后拥,密不透风。我也无心去插科打诨了。

下午,开始陆续表态。团长说得声色俱厉,非表不行的意思。最后剩下不多几位,开始点名,点到我时,我冷冷一句:本人无话可说!

我心想这倒是个挑起争执的机会,大家肯定会来劝我。出乎意料,居然说声好吧,轻易地就放我过去了。我真是白坐了三天。

后来的三天,我便请人传话,头痛,不去了。居然也没有人来叫我。

这是1991年10月的事。后来邓小平鼓起嘴吹南风之后,那些人再也不谈反修防修了。据说,那次的学习班又有了新的命名,叫做经济中心学习班。

他们都学会了转弯子。快得很!

郑义过蓉

9月的一天,何X到我家来,说要告诉我一件事。我静听。他说,郑义目前在成都。

据何X讲,郑义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因在通缉之列,故一直潜逃在外,但没有机会出国去。算起来,已经两年有余。他的妻也被关押过,后放出来,在西北与郑义会合。郑义在这两年期间(估计是最近吧——笔者注),写出了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即是以逃亡生活为题材的。他目前住在成都,实际上已经住了好几个月。已经换了几个地方,用的是别人的身份证。

何X的意思,要我想办法给郑义一个居住处,害怕老住一个地方不太好。

我说,当然,但可能要问一下才行。

对郑义,我理所当然该帮助。但是,此事已经超出我原先为自己设计的活动方式,即公开与非组织。这一行动已属秘密,一经陷入,则是组织性的,必须很小心。

我只好找朋友问有无空房。偏偏我平时不出门,到此刻竟发现没有朋友可问,而且大家都是住房紧张。我只对段提过一下,隔天来说亦是没有办法。

我害怕何X那边久等,便去回话,说一下子可能很难找到。何X说没有关系,他也在托其他人。又过了两天,何X又来说,房子暂时解决了。又有新问题。郑义准备从东南方出境,希望朋友们筹集些路费。我当即答应,没有问题。估计这时已近十一。

我将此事告诉了三个人。并希望他们去筹措。我与他们三人都作单线联系,以后若发现亦是到此为止。其中两人表示隔两天拿钱来,第三人又去通知了几位,每个人都表示大力支持。我的意思则是大家都穷,少则五十,多则一百好了。基本上此事已告完成,只等到时收齐交给何X则行了。可以说在捐款之事上是通行无阻的,谁知道了都没犹豫,而且想多捐。当然,通知者也是经过选择的。

就在这几天,可能是国庆前后吧,因为几件事的发生,使我打消了念头,改变了主意。

一天中午,段德天刚下班,连午饭都没有吃,便来找我,而且不在我屋里谈话,把我叫到商业后街的林荫道上去。他神情十分严重,给我的感觉是有人跟踪。他说,据某人代话,有位公安局的干部看到一份内部简报,谈到我们的周谈,说那里的言谈政治倾向值得注意,个别人说话很有煽动性,如林文询。

我与段在这条僻静的林荫道上走了一会儿。我的想法是,公安局也好、宣传部门也好,关注我们的周谈是必然的,今天只不过是证实了而已。我对段说,不管他们说什么,周谈不停,照常。要关,要封口,由他们来干,让他们也承担责任。不过,考虑到目前某种势力有些嚣张,我们谈话的内容,最好少涉及政治方面的。段松了一口气,也说要保住周谈这种形式,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接着,就把郑义的事与此事联系起来看。当局肯定很想把周谈搞垮,但苦于出师无名,会不会借郑义的事来整我们呢?

郑义,我未见过面。如果何X所说确实,我也无法清楚是否是他,姑且让我看到的话。又,何X的政治态度比较暧昧。六四时期住院,以后谈到此事,大多作事实叙述,而没有价值判断的语言。而且他对入党与当权十分在意。有人去香港定居前,据说他也去求过某人办什么事,那人一口拒绝。为什么拒绝,是否觉得对他不放心?

何X,是不是跟安全部有关系?

可以考虑为,郑义起初潜逃,当局肯定是全办以赴地追捕,没有追捕到。而他的妻子在关押八个月后释放,当局是应该密切跟踪的。而他们夫妻俩会合已经一年多,当局难道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吗?根据此时的政治形势,大多数被关押皆释放,以郑义在广场上的作为,只不过是言论而已,政府也可能将他作为释放以显示宽大政策之列。此时如果抓他,反而又捅了一个马蜂窝,闹得国际上纷纷指责。据我推测,当局很可能知道郑义的行动,引而不发,而做诱饵。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上钩。

隔了两天,段德天又来告诉我一件事。某位先生,应邀参加一项有关胡耀邦的写作工作,因而接触了中央一些了解内幕的人士。此人告诉段德天,郑义早已流亡国外,只不过未曾参加外面的活动,所以没有传言而已。

如果真是这样,何X的话如何解释?岂不真应了我们对他的猜测。

此事对我是个极大的包袱,主要是道德意义上的。照维护正义的原则,支持郑义义不容辞。但事情那么复杂,如果只顾此,就很可能失彼,起码被审查。但如果拒绝帮助,又要留下个胆小怕事的帽子。怎么办?如果民主人士郑义因此而行走不便,落入魔掌,良心如何过得去?

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责任只好由我来承担。通知所有捐款者,因情况有变,不捐款了。我也主动去通知何X,此事我考虑了很久,还是不涉及为好。何X也不多问,只说好吧。大家都似乎有些了解,又似乎有些难说。

半年之后,外电报道,郑义由“黄鸟”协助偷渡出境。他所作有关逃亡经历的小说也准备出版。一切都与何X所言相吻合。我始终疑惑的是,当然,大部分人是支持这些民运人士的,但当局对这些事,好像也没有竭尽全力去抓。因为同期,就有反对派人士郭罗基被允许离境,王若望也被允许离境。当然,也有在1993年才知道的高尔泰的离境。

当局的策略已经改变,希望反对派不要呆在铁幕里闹,出去最省心。而且希望你不要回来。但这一切必须当生意来做,每次让步,又能得到西方的一些实惠。

我亦不后悔,即使因此而背上胆小之名,未能列入帮助民主人士的光荣榜。但我总是保住了周谈这一阵地,使当局头痛,起码他们得分散一些兵力,来注视我们的动向。而自由与民主的启蒙工作,意义更不言而喻了。

与扒手同行

这里所说的扒手,当然是政治扒手。

因为周谈经常谈敏感问题,且与上边声音不同,自然引起重视。相信在座的人中,应该有上面的耳目。估计不是专业的,而是附带向上面作些贡献者。但亦有例外。

对这类事,段德天比我敏感些。在文化宫那个大房间时,他就曾发现过两个中年人,神色穿着可归于机关干部一类。他俩远离人圈,靠窗坐着,似听非听,当流沙河先生讲话时,他俩突然精力集中,且打开膝前一提包,瞧瞧提包内,又瞧瞧沙河先生,段德天推测,可能是在对照片,确认先生。

我印象中似乎那天有这么两位,但未曾注意,只不过觉得奇怪而已。经段一提,我想倒应该注意一下。谁知,此二人从此就未再来过。

久无发现,也就松弛下来。后来迁信青羊区图书馆,曾有过两次虚惊。

一次是李清X。他是某厂技术员,突然冒出来,参与对话,而且说话又极其过份,老是朝政治扯,朝六四扯,引导大家去谈敏感问题。我向段了解了情况,最后只好向他打招呼,叫他收敛一些。一天,高强先生作了社会性的中心发言,他很赞赏,从屋那边钻过来,问高强是何单位,是何面貌,接下来就动员和期望咱们也该成立点什么。我当时就考虑他是不是某方面的人,故意来引人上钩的。幸而高强也很注意这方面,婉言拒绝了。很久后,我才逐渐了解,李清X是个有口无心的激动分子,而且是不设防的。经我批评,他基本上放弃了那种冒失的想法。

又一次,周谈会突然冒出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很精明的样子。他在前排很换了几个位子,与几个与会者谈话,后来又换出小本子,记录发言。我觉得此人行迹可疑。一般人来都是专心听对话,不东窜西窜;或者抓机会自己参加讨论。他这是干什么?是来打探情况吧?但又未免太猖狂了些。特务总得像个特务样子,鬼鬼祟祟,躲在阴暗角落里,那样我们站在明处也舒服得多。你也配上席吗?

我只得感觉而已,于是以怒目射他。时间一久,他也发觉我对他的怒目,最终开始不安起来,只好与坐在旁边的曾伯炎搭讪。他与我的熟人搭讪,使我松弛下来。想,他起码要暴露一部分面目吧。后来证明这是我神经过敏,他是政协报的记者,何洁介绍来的。

比较确认的(当然也是推断)一位告密者,是一个长期参加周谈的文学青年。此人可以说周谈一开始就参加了,而且基本上每周必到。一直光听不发言,也不作笔记。只是在苏联八一九之后,他有时爱提点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又属于五W之类的,而非学术探讨。恰恰我们讨论中说到某人某事。他有时便要问,什么人?后来又怎么了?他是哪儿的?等等。

比如,一次李书崇说笑话说得兴起,就说他那天在双流某镇住旅馆,遇见一个XX厂的厂长,(他具体说出了厂名),居然在他面前在骂共产党。李书崇说至此,我便向他说,你莫要乱开玩笑。李书崇正言道,我说的是真的呀!据后来有人回忆,此时那位有嫌青年便问,那厂长姓啥?因为当时大家在哄笑,我没有注意到。我的意识集中在李书崇的介绍中。这无形中等于告密了呀!我当即很严肃地向李说,你不要乱说。你这样说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李猛然间意识到自己的失误,立刻住嘴了。据段德天观察,那位青年应该是属于某种业余文化特务一类。他某天即有意向该青年的经常女伴,打听那位的单位。可能惊动了他吧,从此再不见他的身影,连他的女伴也不来了。

另有一位嫌疑者,大约是八一九之后到周谈来的。此人有姓有名,叫巫翼常。他经谁指点而来,不知。在座者谁也不认识他。他也不与人说话,不参加讨论,坐后排靠窗,亦属于按时到达听完才走的那种。由于他来得蹊跷,于是在安排中心话题时,我便有意点他。他也顺水推舟,谈微型小说,因此留下姓名。后来他也谈了,虽无独到之处,但也绝非胡扯。如果他是特务,倒是个有文学知识的特务。

倒是后来又有一位更像暗探,此人团团脸,比巫的严肃神情稍显活跃。他是随巫而来,来即与巫单独坐一边,两人常窃窃私语,从不与其他人说话,也不参加发言。我走神了,在想,是否有关部门写材料,证实某某人讲了某某话,也需要两人签名,才好作为证据。团团脸来时,已在南巡讲话之后,可见改革开放一搞,当局就更趋紧张。

巫与团团脸,一直坚持到1992年6月青羊区图书馆拆建,周谈停办。因为大环境宽松,讲话的地方多了起来,周谈便显得多余。据段德天讲,就在周谈停办之后不久,有一天他经过羊市街,突遇从五福街缓行出一辆警车,里面坐着一位全身警服者,你当是谁?便是那位团团脸。

这一切都理所当然,立此存照耳。

跳起来的孙静轩

1991年12月5日,《读与思》第91期,刊发了诗人孙静轩的文章《为“反思文学”一辩》。此文的发表,在当时被“左”先生们霸占的文坛,引起一阵不小的震动。

文章未刊发时的手稿我看过,段德天晚上带至我家,叫我过目。我的感觉是,诗人站在党性的立场,决心粉碎《中流》上魏巍的“左”的观点,表明这批写“反思文学”的作家,才是真正爱党爱社会主义的。

诗人作为写反思文学的大家,认为这几年的退让已到尽头,如果再退,赖以存在的立脚处也不复存在,所以需要反击。文章在党性内钻圈子,也只好说成那种样子,文笔干涩。且到最后,开始讽刺魏系心理变态,嫉妒派生仇恨等,实为败笔。

但能在此时此地,敢写这种指着鼻子谴责的文章,确也难能可贵。虽不深刻,但戳着痛处。所以,后来许多别类意蕴深厚,犀利泼辣的文章均可出笼之际,此文依然成为忌讳。我的理解是,意识形态的捍卫者们,已经无力保护老祖宗了,基本上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而对自身,却是要拼命守护,不说守身如玉吧,也想落个全尸。

据段讲,这篇文稿,是孙静轩亲自交到报社来的,而且指明要发在《读与思》上。《读与思》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宣传开放,鼓吹自由,提倡讲真话,在全国文化界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能吸引真知灼见的文章,也敢于刊载冲破禁区的稿件。故孙诗人有此一举。

照我分析,孙之应该说不会惹祸,倒会引起小乱子,使某些人不痛快。段谈起《成都工人报》,正式刊号已经批下来,明年即将使用而公开发行,惹点乱子不怕。于是此文便在91期载出。

载出之后,段德天也将该期寄给魏巍,希望他来稿,表明不同看法。

首先的反应来自成都,很多朋友看了都说痛快痛快。继而政府和党的宣传部门也有人去报社索要此报。但官方保持着暂时的沉默,大概是观风向吧。后来北京方面的文化人开始流传与复印此文,都有出了口气的感觉。

当然,孙文在作协内反响很大。有人说他替大家出了口恶气,有人背地里会冷笑一声,认为他自讨苦吃。大多数人,可能都是模棱两可的态度,说你胆子真够大啦,你真能写啦之类,随时随地可以转弯子。

孙这一段时间也十分得意。当然他也值得得意。能写,愿意与,而且写出了这篇文章,毕竟是在极左思潮笼罩的时期,破坏了独霸天下、一个声音的局面,也是上面一心想保持思想专制下的安定团结受到动摇,作用是大的。

孙静轩大概得到不少赞扬,所以他又到成都工人报社去,表示还要写这类文章。段德天不置可否。这类文章能连续刊载吗?应进行组织吗?大可不必。你写来再说吧。

在周谈会上,很多参加者谈到孙的文章,说写得好,使大家感到出了一口恶气。我只是听着,未加评论。沙河先生也只说过,孙静轩写这样的文章也是很自然的。没有价值判断。

这里涉及一个立场问题。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管制,要求每个都在意识形态圈定的范围内活动。你得首先承认他的四项基本原则,才能进行对话。于是在寻求社会进步的实践中,就有了两种人:党内改革派与党外民主派。前者的批评武器依旧是马列主义;后者的武器则是现代多元民主思想。前者虽然用的是同一思想,但因为受现行意识形态及权力保护,所以能够常用杀着。而后者的多元思想,只能在形而上的地方发挥,一接触具体事物,就会显现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迹,一是将受到权力围剿,二是根本不会让你出笼。后者最终只能在谈“玄”中略露锋芒,杀伤力以绵里藏针为主。偶尔假装圈内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又得警惕不能被人认为已经与共党认同。这是很苦恼之事。

孙静轩虽然不是党员,但思想范畴是在党内的。他对“血”与“火”也有仇恨,但亦是站在圈内的仇恨。他曾因《一个幽灵》而被批判,后又写出检查。反思文学是他最后阵地,无法再退,所以以其性格,是要奋起一搏的。这次效果很好,但也只是到此为止耳。

1992年,所谓南风吹过,管制松弛之后,就可见他感到大好形势已经来临的心情。是年5月,他就在《成都晚报》上撰文,纪念《讲话》发表若干周年。说的是1956年诗刊主编臧克家去见毛泽东时,曾提到“红小鬼”孙静轩,毛则说要提醒这些青年诗人,不要翘尾巴云云。说得津津有味。他这篇文章将前文章所塑造的形象破坏殆尽,大家如此说。

我认为,所谓形象也者,不是一个平面。正是这两篇文章,才构成孙静轩思想的立体。既有上限,也有下限。很小的一段空间,跳到一定的高度。

牵动中枢神经

孙静轩其人,市里省里也是知道的,文章看了,迟迟不表态。不表态并非认可,而是暂时不知道该不该说,说什么才好。阶级斗争这根弦没有那么紧了,但弦还在,权必须捏紧,所以最终还得出来说话,动用权力,压制不同意见。

这两年的经验,就是不再进行批判。不是不想批判,而是不愿批判。公众早已厌倦大批判那一套,此其一;公众对政权的反感,常常将感情投入被批判者,此其二;至于谁来动笔,成本提高了,不能升官发财谁也不干,此其三。不搞大批判,怎么办?自然有高招:釜底抽薪,抓报纸,抓总编。这常常是一抓就灵的。

言论自由,你且去自由吧!但你只能在你的家中自由。绝对不许你在报纸及传播媒介中自由。积几十年的经验,一是培养了一大批奴性的编辑,二是支部建立在编辑部,三就是动用行政权力。

1991年12月底,市委宣传部刘维桂(贵?)处长对报社总编打招呼了:不该发那篇文章。这边说,是争鸣嘛。刘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容讨论。

此文大概还惊动了一些人,所以,到了1992年1月15日,刘某率领市委宣传部另外两人,前来报社开座谈会。中国的官方座谈会当然只是摆个样子,如同训政时期。训者装成听取意见,被训者仿佛发表意见,实则是交待问题。最后总结者,即为训导。

此次刘某说了三点。一,登此文不利于安定团结,还可能添乱。二,此文有“人身攻击”的内容。三,这期的“读与思”中“编者的话”有别的所指。

所谓“编者的话”中,有一幅外国漫画,一读报迷一手执报一手执烟,身旁由他看管的婴儿在襁褓中因无人照顾而号哭。奶嘴被他噙住,正欲将递给婴儿。编者曰:“报纸能使人如下图一样入迷,实为幸事。但读报请不要伤害无辜。”当然有所指。指得你不高兴了吗?

编辑部当然只得暂时收缩战线。市委宣传部又问,省上知不知道。得知省上尚无动静之后,又松了一口气。

谁知两天之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仲炎便打电话到报社来,要人把那一期报纸送去。送去之后,暂无动静。此为1月18日。

1月23日,中宣部打电话给省委宣传部,值班的文艺处处长朱启渝接了。他中午前即赶到报社,说中宣部没有对文章细追究,主要是问责任编辑段德天,此人的底细如何?言语间大约是想打听点背景。

回话过去,没有什么背景,一般编辑而已。朱大有表功之意,说幸好是我接的电话,此事就这样了吧。实质上,谁接电话也一样,谁又能把谁怎么样?任何一种动荡与梗阻,都是干部立功讨好的机会。只不过到了九十年代,干部们不但想在上面讨好,也想在下面讨好了。下面的势力不可小视了。

2月13日,段德天收到一封匿名的明信片。英文写的几句骂人的下流话。写信的地址是北京的八王坟。段德天在周谈上提起此事。流沙河说,八王坟有个疯人院。另有人提供的线索,好像魏巍家就在那一带住。

2月25日,见到《中流》第二期最后,以整页有余的篇幅,登载了“成都军区”一位化名

的读者来信。看其写信日期,正是1991年12月6日,该报出版当天。信中以拍马讨好及声讨挖苦的笔调,既歌颂了《中流》,也杀伐了孙诗人及“一家小报”。据时间推测,此文是成都军区一位搞文字创作的干部所为。此人能当天得到成都工人报,且与魏有瓜葛,兼有溜须拍马,东投西靠的习惯。不敢使用真名,足见胆怯,也足见其势力已不能受到保护。

4月6日,中宣部、《中流》杂志给省委宣传部来信,讲到,据了解,此事既不涉及组织,也不涉及个人。大概这封信就表示要遗忘吧。形势如此,此刻的中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反左。他们自身地位难保,只好息事宁人了。

社团登记

自1989年以来,当局发现很多社团不听他们指挥,于是就开展了整顿工作。川西小说促进会自然属于整顿之列。但我们又未得他的卢布,所以也就不理睬他。他们所依靠的骨干力量,即四川省作家协会,自身矛盾重重,也顾不上我们。我们继续搞我们的活动,谁也没有办法。

倒是在1990年,吕红文要釜底抽薪。据有人反映,也可能是他想出的花招,说我会是没有被正式批准的。证据则是批文。如果没有批文,则将取谛。取谛不怕,但原因是此,我们就不愿意,终于把批文找到,复印一份去,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联想到批准时,唐大同就不想出批文,只写刻章的介绍信,何等狡猾。我当时硬要徐康写批文。虽是手书,也算事了。

接着就是社团登记。照国务院的通知,1991年十月就要办完。一直没有动静,我们也不理不问。到十月,作协来通知,叫重新登记。原来是分期分批,时间又延长了,云云。

我们还是要登记,只不过是坚持我们的原则去登记而已。作协向我们表功,说是下属二级社团,他们只保持了我们一家,大概是特别照顾之类。我们也不感谢,随便。他们似乎很惊奇,觉得我们应该很在乎此事。

我去了一趟省民政厅,他们要我们:一,要有整顿批准的报告;二,根据我们的人员组成,应去成都市登记。我们立即写了一个整顿报告,只谈开了多少会,搞了多少活动。作协立即批准了。接着,与各地市活跃的中青年作家通气。他们都表示支持。于是打印个全省会员名单,交上去。

最终,还要写章程。照抄省作协章程,只不过删去“四项基本原则”之类。只谈在宪法内活动。谈“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虽然我个人对此并不信仰,但团体是可以以此为招牌的。解释也比较灵活。接着,又填写主要负责人简历。我、林、高、阿、周、段、江,全部非党员,政治面貌均“一般”。其实,大多数均“非一般”,也只好填一般了。

争论最大的倒是名称。我极想简化为“四川小说促进会”。当局却不认可,一直要加“省”字,还要加“创作”两个字。好像四川省小说创作促进会名称一定,我们就只能在创作上去蹦达了似的。可笑!

随他去吧。干完该干的事,我们再不理睬他们。批准也好,我的计划是在预期的将来,社团能够先于私人办报刊,此是武器。不批准也好,省得麻烦,让他们讲出点道理,记一笔账,叫他们承担责任耳。

谁知道,二月底通知我们,说一月三十一日便批准了,快去办手续。你们为什么不关心此事?我们说,随你们的便,批准了,我们又干一阵子吧!

接下来就是紧紧提出我们的要求了:办报!办刊!

此时已是一九九二年三月。(全文完)

(写于1993年6月8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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