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供图。

我犹豫过是否要接受调解,但我们咨询了律师,开庭的效果可能和调解是一样的,也有败诉的可能。我不想那个样子。

之前想让王攀受到惩罚,但我们的力量太渺小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受到惩罚。我们没有权力让他辞职,给我滚。寄希望于学校,但学校没有做出比较大的帮助。

只能这样算了啊,能怎么办,没有办法。

 | 张艺

3月25日晚,陶崇园的姐姐陶小庆发布微博:“时隔一年,王攀终于认错道歉了。”

一年前的3月26日,26岁的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跳楼身亡。警方调查结论为高坠死亡,排除他杀,不予立案。

事发后,家属在陶崇园的电脑中发现了一个文件夹,里面保留了自2017年10月以来,他与导师王攀有关的聊天记录和邮件往来。

陶小庆公布的聊天记录显示,王攀多次让陶崇园帮其送饭,要求陶崇园喊自己“爸爸”,并且对陶崇园的深造留学意向作出控制和阻挠。此外,陶崇园在事发前多次向家人抱怨导师对自己造成的困扰。

家属认为,陶崇园的死亡与导师王攀之间有因果关系。

4月18日,陶崇园父母起诉王攀侵犯陶崇园人格权一案正式立案。

根据陶崇园父母的代理律师金宏伟总结,5月25日,收到举证通知;7月31日,证据交换并庭前会议;曾有一次拟开庭通知,后取消;随后进入调解阶段。2019年2月2日,第一次正式调解,双方没有达成和解协议。

3月25日,武汉市洪山区法院做出民事调解书,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王攀同意于3月25日在法庭安排下,就其在教育培养陶崇园过程中的不当言行道歉;王攀对失去陶崇园这名优秀学生深表痛心,对陶崇园的悲剧表示惋惜。王攀向陶崇园家属支付抚慰金65万元。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部分正义。希望教育部门就王攀的师德问题、是否符合教师资格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陶崇园父母的代理律师斯伟江说。

“只能这样算了啊,能怎么办,没有办法”

后窗:3月25日的调解现场是什么情况?

陶小庆:当天下午,我和爸妈到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第六法庭,双方确定好协议内容,分别录完口供、签字之后,王攀向我爸妈当面道歉。

道歉是针对当事人的,原告是我爸妈,所以我去了另一个房间。据我爸妈转述,除了他们两个人,还有王攀、一名法官和两名武汉理工大学的老师在场。王攀道歉时拿着一张A4纸,照着上面的文字念。

我爸妈情绪失控了,一直在哭。

在2月2日那次调解时,王攀答应鞠躬,后来又不答应了。这次也没有鞠躬。

后窗:你们怎么看待这个结果?

陶小庆:有一点无能为力。但这毕竟是民事诉讼,最好的结果也就是这样。

我犹豫过是否要接受调解,但我们咨询了律师,开庭的效果可能和调解是一样的,也有败诉的可能。我不想那个样子。

之前想让王攀受到惩罚,但我们的力量太渺小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受到惩罚。我们没有权力让他辞职,给我滚。寄希望于学校,但学校没有做出比较大的帮助。

只能这样算了啊,能怎么办,没有办法。

斯伟江:我觉得是部分成功、部分正义。目前也只能做到这一点。后续希望教育部门就王攀的师德问题、是否符合教师资格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后窗:调解过程中,双方的主要诉求是什么?

陶小庆:整个调解过程是很漫长的,从去年11月22日开始,通过法院沟通过四五次吧。

对方想让我们不再和学校提要求,不再和他提要求,不要在网上发言。想用钱平息事态。这怎么可能呢?

他不愿意道歉,不想负责任,一直说我跟这个事情无关。但我们绝对要道歉,只有在道歉的基础上,我们才会答应调解。

后来他答应道歉,但是一直在斟酌道歉的内容。

斯伟江:赔偿金额在对方要求之后,我们基本上没有改过。

在道歉用词上,他们想和死因撇开关系,是教育管理出了点问题。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他的行为不当,死因与他有一定关系。

后窗:据金宏伟律师介绍,2月2日有过一次正式调解,甚至已经制作了调解笔录。

陶小庆:他同意公开道歉,并且同意现场鞠躬,但具体协议里有一些我们接受不了的情况:他要求我们不能公开发言,否则要全部返还赔偿金,而且还要给他违约金。

为什么不能公开发言?为什么要赔给他钱?又不是封口费。

斯伟江:“不得发表任何与这个案件有关的言论”,“公开”两个字都没有说。我们改了一下:“不得发表与调解协议相悖的言论”,他们也不同意。

他的要求有些过头。

王攀与陶崇园。

“希望这个案件对以后的类似悲剧能有一定遏制作用”

后窗:去年4月初,在事件进入法律程序前,你曾经发过一条微博,向学校和王攀致歉。

陶小庆:当时在跟学校谈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学校把我们留到了凌晨,说清明节前有人可能要利用这件事情,你赶紧澄清一下,不然出了事情你负不起责任。说得太恐怖了。

我当时没有顶住压力,被吓住了,就发了一个道歉声明。

斯伟江:我后来让她把道歉删了,没有必要道歉嘛,受害人怎么能跟加害人道歉呢?

后窗:你在整个过程中有什么感受?

陶小庆:困难呐。很多人愿意帮忙,但是掌握的信息太少了;掌握信息多的核心人物反而不愿意说;还有很多人提供了一些信息,但是不能公开。立案之后,只有一个武汉理工的人愿意在口供上签字。他是我弟弟的一个哥们儿。

他们那么年轻,怕王攀或者学校以后把他们怎么样,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金宏伟:阻力很大。这个案子一直不开庭,一直调解;而且我们没有查询到类似事情相关的司法判例。

这么多学生出事儿,都没有一个正式的结果,在我看来,这可能是司法在回避这个问题。

但现在这个结果比我预想的阻力要小,我最开始以为立案都立不上。

斯伟江:阻力主要就是拖延,民事案一审审限一般是六个月,这个案子从去年4月18日立案,快一年了。

客观来说,我觉得法院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了不少,承办法官本身也挺不错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拖。

后窗:这起案件之前,没有同类型案件?

斯伟江:过往的案子都是和中小学生群体相关,比如中学生跳楼,和学校管理有一定关系。

这起案件应该是第一次有人通过法律渠道要导师来承担法律责任。之前我们也想过通过私了的方式解决,但后来觉得进入法律渠道,对以后的类似悲剧能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不能你拿点钱就把这个事情摆平。

后窗:从目前结果来看,陶崇园的案件是否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金宏伟:我们希望形成一个判例,让大学生群体一旦再遇到类似情况,至少有一个维权的启发。我们有这个期待,但是这个案子调解了,没办法实现。

斯伟江:因为是个调解协议,它不会有这种判例作用,但肯定会鼓励一些人走司法渠道。

陶小庆:收集证据特别重要,特别特别重要,然后寻求律师帮助,坚持到底,最后会有一个比你当时放弃更好的结局。

“王攀道歉了,希望弟弟在那边过得好,希望我们可以开始新生活”

后窗:整个过程中,你见过王攀几次?

陶小庆:就那次庭前会议见过,大概在去年7月底、8月初。他精神状态挺好的,我觉得他没有半分歉意。

他当时提交的证据,是一些捐钱、对学生施恩、帮学生评定奖项之类的内容。他提到,这些全是他的善行。他不断提到对我弟弟好的地方,比如逢年过节给一点钱。

我听到就想吐,感觉他一点忏悔之心都没有。

后窗:你们当时有交流吗?

陶小庆:没有直接的交流,只有间接的。比如他说完这些,在经过法官同意后,我反问他,难道一个大善人就有权力去压榨别人的自由、压榨别人的时间、对别人精神控制吗?

我们对王攀的意见,从来不是说他狭隘,是他对我弟弟的控制以及精神压榨,但他每次都说他是一个大善人。

后窗:他什么反应?

陶小庆:他没有反应,就低着头。

我全程都盯着他,但他眼神有闪躲,一直没有直视我的眼睛。

后窗: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陶小庆:我们已经没有资本去跟学校谈了,因为签的协议上面说,“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及方式就本案相关事实向被告王攀及其所在单位武汉理工大学主张包括民事权利在内的所有权利”了。

我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现在对我家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毕竟拖下去也不是办法,真的太磨人了,太累了,我自己都感觉快受不了,更何况我爸妈。

希望我们可以开始新生活吧:我今年毕业,论文差不多完成了,也有了自己想去的地方;希望爸妈不要一直纠缠在这个事情里面,他们年龄大了,折腾不起。

后窗:把这个结果告诉陶崇园了吗?

陶小庆:26日上午,我们一家人去给弟弟上坟,按照老家的习俗,给他准备了蜡烛、香、鲜花,然后烧纸、放鞭炮。

和他说王攀道歉了,希望他在那边过得好,希望爸爸妈妈尽快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