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 | 余英时:试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上)

【五四百年】/试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上)

「五四」精神在现代中国是一股实实在在的历史潜力。只要政治压力稍松动,便会卷土重来。我们应该记得,1957年那个短暂的所谓「百家争鸣」,便是由北京大学学生在5月4日发动起来的。 ……至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民主运动,从「思想解放」、「民主墙」到天安门结局,都一直在「五四」精神的笼罩之下,更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缘起

今年(2019)恰逢「五四」运动一百周岁,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纪念之年。我们都知道,「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指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运动;广义则指一场新思想的运动,当时称之为「新思潮」或「新文化」。它必须上溯到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白话取代了文言)和《新青年》杂志所倡导的「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所以狭义的「五四」其实只是「新思潮」或「新文化」的一种行动表现,因而必须包括在广义「五四」之内。这一点必须先交代清楚,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五四」新文化是我一向重视的一件历史大事,曾先后多次为文讨论。这次百年纪念更激起我对于「五四」的种种反思,其中一部分已见于我和唐小兵教授的访谈录中。但访谈结束后,我感觉还有不少重要的想法当时没有机会说出来。 (因为访谈只进行了一小时。)现在我想将其中一些想法组织起来,对「五四」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作用,做一次客观的整体论断。

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目前大陆上很多人,包括新左派、新儒家,甚至自由主义者,都对「五四」采取了批评甚至否定的态度,这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我在海外也读过一些介绍大陆思想动向的文字。如我的朋友葛兆光在《思想》上发表的有关「天下想像」和新儒家「政治诉求」的文章,以及最近梁治平先生评介各种「天下」论述的长文。 (《思想》第36号,2018年12月)我所得到的印象完全可以印证一些大陆来访者述及的亲身观察。其中新左派和新儒家对「五四」的指控说来说去无非是:民主、科学之类的价值来自西方,不但不合乎中国的需要,而且还破坏了中国的本土文化。这是一百年来反「五四」者的老生常谈,毫无新意。但是我进一步检查了他们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取代「五四」的方案,发现其中有一个共同倾向,即强调中国自远古以来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天下」型文明;这个文明虽一度为西方的侵略而受到严重毁坏,但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必将以全新的方式重建起来。这一倾向使我深信:这些「天下」方案,虽然彼此之间存在着某些分歧,都是在为中共寻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以说明其政权的「合法性」(legitimacy)。

毛泽东死后,文化大革命告终,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已完全破产。在邓小平主持的「改革开放」时代,党内党外许多人都有回到「五四」民主路向的期待。 1978年北京「民主墙」的出现便充分折射出当时一般人民的思想趋向。 「民主墙」的作者主要是体制外的知识青年,他们在大字报中批判一党专政并强烈要求民主,都是紧接着大批文革受害者的冤情陈诉而提出的,可见他们是「为民请命」 ,而不仅仅是表达了个人的政治思想。 「民主墙」的冲击力在当时是巨大的,引起各国记者的注视和报导,甚至邓小平在未夺回领导权之前,也对日本、美国、法国的访问团公开表示:人民用大字报表达不满的权利是应当尊重的。 (按:邓取得领导权是在1978年12月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定案的。)所以「民主墙」通过对毛时代意识形态的否定,而动摇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为了挽救这一危机,1979年一月到三月,中共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理论工作务虚会」,由即将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主持,其目的便在重建一套意识形态,为邓小平改革路线提供正当性。会议的最后成果是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意识形态的新正统;一望可知,这正是邓小平「白猫黑猫论」的理论化妆。这个新意识形态在「务虚会」之后虽受到广泛的传播,但党内党外的批评也层出不穷,更由于它过于抽象,完全未能展现党的最新动向,最后只有不了了之。从1979到1989的十年之间,不断有人向党提出新的建议,其中最著名的是借自美国政治学者杭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新权威主义」(new authoritarianism)。这里有一个不但有趣而且反映当时政治形势的故事:1989年初,天安门民主运动即将爆发的瞬间,赵紫阳在和邓小平的一次对话中,提到正在流行中的「新权威主义」。赵告诉邓,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认为,「为了推动改革开放,必须扫除障碍,保持稳定,必要时不惜采取铁腕手段……」话犹未毕,邓便迫不及待地说:「我就是这个主张!」(见吴稼祥《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台北,联经,2000,我在此书〈序〉中特别讨论了这一对话。)「新权威主义」一度成为聚谈最盛的论题,正是因为它差一点便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但当时多数知识人,特别是北京大学的师生们,正在发起「五四」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以展开民主运动。 「新权威主义」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所得到的,是抨击远多于认同,否定远多于肯定。所以在「六四」屠杀之后,邓小平在万般无奈之中,只能提出「不问姓『社』姓『资』的要求」,用避而不谈的方式暂时和缓一下意识形态的危机。

上面关于邓小平时代意识形态的回溯和前述「天下」方案的兴起密相关联。我们首先必须理解二者之间的关联,然后才能进一步认识「五四」新文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处境。概括地说,邓小平在复出夺权和掌权的过程中(大致是从1977到1989),一直想重建一套新意识形态以发挥双重作用:第一、取代华国锋所继承的毛泽东路线,这是夺权的先决条件;第二、为他的「改革开放」的新路线提供理论根据,这是强化掌权的精神力量。上面已经指出,1979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便是这样确立的。但是这一「实践」主义虽然有效地摧毁了华的「凡是」主义(即「凡是毛主席赞成的我们都赞成;凡是毛主席反对的我们都反对。」),却不足以支持越来越复杂的「改革开放」路线。后来新权威主义也曾得到邓的击节称赏,然而官方始终没有正式出面宣导过它,其地位还远在「实践」主义之下。可见1989年以前邓在寻求新意识形态这件大事上没有取得成功。而且我们更看到,1989年以后,他竟坦然采取了避而不谈的消极态度。为什么在改革开放时期,意识形态的重建问题竟如此困难?让我从历史角度稍作推测。

首先我要指出:这十几年中,「改革开放」的政治要求为「五四」精神的回归开辟了道路,「五四」时代所强调的普世价值,特别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观念,顿时大行其道。 1978年10月我访问大陆,正值「思想解放」运动全面展开。当时一个最响亮的口号是「读书无禁区」。这就表示,大批的知识人,无论在体制之内或之外,都要求在知识、思想、言论各方面取得自由和开放。我在北京和各地所接触到的党内人士往往将「思想解放」和五十年代中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相提并论;并且很有信心地说,这次的「放」绝不会落到「阳谋」的下场。我在11月回到美国之后,很快便有「民主墙」的崛起,远远超出「思想解放」的范畴了。 「五四」精神在为下一段时期演出了一次波澜壮阔的历史悲剧,其事人所共知,不待赘说。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五四」精神在现代中国是一股实实在在的历史潜力。只要政治压力稍松动,便会卷土重来。我们应该记得,1957年那个短暂的所谓「百家争鸣」,便是由北京大学学生在5月4日发动起来的。这一天八千个学生开「五四」运动纪念会,十九个学生领袖发表激烈的演说,公开攻击中共政权对民主自由的迫害。他们还编印了一个名之为《民众接力棒》的期刊,寄给全国各级学校,呼吁全体学生为民主、自由、人权而奋斗。 (关于这一事件,参看胡适1957年9月26日在联合国的讲词“Anti-communist Revolts in Chinese Mainland”,收在周质平主编,《胡适英文文存》,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第三册,页1490-1491)当时「党天下」统治中国已八年之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胡适批判」之类的运动也已在全国范围内深入而持续地进行了多年。我相信毛泽东不顾党内反对,一心一意要搞「鸣放」,是他深信知识人基本上已被征服,不致导向乱局。 (按:毛在2月27日很有信心地说:「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浪。这是什么原因呢?必须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肃清了反革命。」见胡适上引文,页1495)但他绝对没有料到,「鸣放」的风声刚刚传出,「五四」精神便复活了。 「阳谋」之说其实不过是事后造出的一片遮羞布而已。五四精神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潜力,在此获得清楚的印证。至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民主运动,从「思想解放」、「民主墙」到天安门结局,都一直在「五四」精神的笼罩之下,更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这里唯一应该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当时知识人致力于「五四」精神的复活完全是自觉的,所以他们公开喊出了「回归五四」或「重新启蒙」的明确口号。 (参看陈乐民(1930-2008)在《启蒙札记》中追忆李慎之的文章,《万象》,2008年第6期。)

分析至此,我们才能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改革开放时期不能发展出一个为「党」所认同的意识形态。这是因为「五四」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动力,在共产党内部造成了分裂。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最初仅限于经济领域。但在改革过程中,主持人(如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发现:经济体制的改革无可避免地牵涉到政治体制;后者不改,前者便改不下去了。最后虽在党内保守派强烈反对之下,邓小平终于接受了改革政治体制的原则,并在1986年指定赵紫阳主持其事。第二年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接受了赵的报告,政治改革才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内部的分歧也立即开始了。简单地说,以胡、赵为首的改革派,由于其中往往有人和体制外的知识人互通声息,倾向于参照西方体制以扩大改革的尺度,因而不免削弱了一党专政的权力。另一方面,邓小平虽号称「改革总设计师」,但是他整体构想是通过经济改革以强化「一党专政」。自始至终他绝无一丝一毫开放政权的意思。 1986年12月30日,他在家中会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讨论学潮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同时也为「政治改革」定下了基调。例如他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又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这两段话清楚地反映出,改革派受到当时「五四」精神的影响,正在把政治改革推向民主和法治的途径。所以邓才有此针锋相对之论。 1987年5月27日他读了赵紫阳送去的政治报告初稿之后,又作了如下的评论:

我们不能照搬三权鼎立,你们也没有写要三权鼎立,但是不是也搬了一点三权鼎立呢? (中略)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 (按:以上资料都见于吴国光,《赵紫阳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

这里邓明明承认,当时中国存在着「要求民主化的情绪」,然而他悍然不顾,只强调「不能放弃专政」。我们当然都知道,「改革开放」时期的权力源头是紧紧握在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之手,其中包括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人。他们无疑都接受改革必须不能违背「四项坚持」的原则,这是邓在务虚会结束时正式提出的(1979年3月)。所以严格地说,「政治体制改革」根本便不曾开始,甚至在经济领域中提出的改革如「党政分开」也有名无实。因政改而引发的党内分裂至六四屠杀而结束,「五四」精神在暴力面前退出了历史舞台,「党天下」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一新形势下,意识形态的重建问题再度出现了。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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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9日, 9:50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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