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ya,文章准备要撤了!」

这是我在《好奇心日报》工作期间,不定时会收到来自主管的一个讯息通知。

在这句话之后,文章撤除之前,通常会有一小段因作业时间而产生的缓冲期。

缓冲期的时间并不长,大约 10 分钟以内,但已经足够让作者以截图或其他方式,与自己的文章进行最后合影、留念、备份——紧接着,眼前的画面将永久变成一串具有特殊意义的数字—— 404。

一直到后来,我都把这个通知以及缓冲期,视为主管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之下,最大程度的「人为善意」。

我曾经试图想像,在 404 的通知来到之前,究竟发生了什麽?

是不是就跟工厂的生产线一样,有一套标准的作业流程:某一天,某一处,某个人看到了某篇文章,基于某种不可知的理由,认为这不应该面向世人,于是发了某则通知给某个人或某机构,表示应立即删除。

实际上,无论我被删了多少文章,都无法从中总结「某」究竟是什麽。有许多谜团,像是有时候网站与 App 上的文章被撤,但公众号却还存在。最终,我也只能粗暴地总结,没有一个人知道原因。

1.
假使是现在,一家台湾媒体若毫无预警撤稿,那将有非常大的机率会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即便背后的原因并不複杂,但也可能因为后续的诸多揣测,变得相当複杂。

此前我所任职的台湾媒体,曾经历过几次因为撤稿而引发大小不一的风波,第一次是在太阳花期间,第二次在香港佔中期间,第三次则是马习会期间。

至于我所亲历的是前两次,理由并不相同。第一次因为内容具有争议,第二次是作者考量,但无论是什麽原因,撤稿之前编辑们都严阵以待,深怕读者会延伸撤稿原因,也都会先拟好媒体声明,说明事由。

最后一次的争议,我并不在现场,但也清楚得知争议之大,超越前两次。而后续外界对撤稿原因的猜测或对媒体的抵制,都带给媒体与内部人员一定程度的伤害。

这些过往经历,自然会让我认为撤稿确实就是件大事。

但反观现今中国,撤稿相比之下就显得无声无息,更说不是上什麽新鲜事。

许多网友如今对于「被消失的稿子」,也处在一种见怪不怪的常态。儘管可能会不定时产生疑惑,但伴随着三次「重新整理」之后,很可能就消失殆尽。毕竟在空白与空白之间,说不定又爆发了下一波热点。

还没来到中国之前,我对撤稿事件也时有所闻,但也只是猜想可能是写到政商界丑闻,或是与禁忌话题有关。加上刚来的时候,对本地议题相当陌生,连想写什麽方向,都没有明确想法。所以,我一直认为撤稿这件事离我很远,根本来不及预期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更不用说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发生地如此频繁。

2018 年 2 月,就在我写下「2018 年才刚过 38 天,广州性别中心公众号上的众筹页面已经被删了 4 次。」的 24 小时之内,这句话也如同文中所指的公众号一样,被删除了。

这算是我第一篇被撤除的报导。除了撤稿之外,我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信息。

一个月以前,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女博士罗茜茜举报陈小武教授的性骚扰的事迹,因而引发「中国 #MeToo」运动。

正当不少网友将目光聚焦在这个又急又勐的话题上,一个年轻的公益组织「广州性别中心」在公众号上发表一份《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并公开众筹计划,希望能藉此让更多民众看见高校裡性骚扰的现况,以及建立预防性骚扰和侵害网络。

假设对照 #MeToo 在美国的情形,同样的大火在中国出现,它理应是个大事。但没有人知道从什麽时候开始「性骚扰」及「MeToo」在互联网上变成所谓的敏感词。

我还记得採访「广州性别中心」的创始人时,她的众筹页面已经被删了四次。但她说接下来除了发布报告,还打算做更多的事。她的口气听上去没有过多的天真,反而是一种处变不惊的澹定。

我们心底都很清楚,一个中国的公益组织想走得长远,可能会面临多少困难,无论是来自人力、物力、资金等最基本的限制,又或者是外部环境的压力。只要想到这些问题,我就觉得连澹定都像是种乐观。因为换作是我,或许连半年之后的计划都没有把握说得准。

在这之后,她果然继续发布其他报告,眼看正一步一步完成当初的计划。

但没想到去年底,「广州性别中心」突然间在公众号上宣告暂停运营。

我一看到消息,立刻找她询问原因,但有别于先前的谈话,如今她已不愿多谈,只说志愿者们面临了许多压力,评估环境之后决定停下来。

其实我很清楚,根本得不到什麽太过明确的答桉,尤其自家公司也在几个月前面临整改。她婉拒了我的採访,但还是保持善意地,反过来关心我们公司的情况。

不过我们彼此其实也都没有说太多,因为心底也明白,终究只有那句老话——不可抗力。

2.
自从「广州性别中心」的文章被撤之后,我开始不定时地面临撤稿。前几次收到撤稿通知时,我的心情还很难释怀,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想法是:我对不起那些在报导中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

就如同其他媒体一般,我们公司的文章,一般会经过选题、立题、找资料、研究、讨论、採访、写作、改稿、发稿等繁琐过程。在这过程当中,不光是记者,还有编辑的协助,更重要的是受访者愿意分享经验与故事。

我从来就不觉得,一个人有什麽义务去贡献自己的生命故事,协助另一个人找出事情真相。正因如此,我很珍惜那些愿意这麽做的人。

其实我并不清楚其他作者面临撤稿时的心情。至少对我来说,随着撤稿次数逐渐增多,最初的愤怒、困惑、难过等情绪,正逐渐转变成一种无能为力的空虚感。

被消失是一瞬间的事,但一篇文章的产出,从来就不是瞬间能完成的事。如此不对等的差别待遇,不免让人怀疑产出的价值所在。

一篇《纽约时报》的报导曾指出,去年中国监管关停了 6000 多家网站,封锁了超过 200 万在线账号和社交媒体群组。

这些消息跟撤稿通知,并存于我在中国跑新闻的日常。

某一天,我突然感到相当焦虑,问了同事:「会不会哪天我会对这一切都开始感到麻木?」

我确实担心这一天的到来,因为那意味着,某些东西在我心中开始消失。讲白了就是温水煮青蛙。

由于我是一个外来者,我会格外珍惜自己能够直面社会差异与文化冲击,并进一步反思许多议题,调整既定想法。因为我知道这些特点,将有于我的写作。

或许很多人完全没有将这一切为习惯,只是隐忍着。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跟他们一样澹定面对情绪的转变。

如果哪一天,当我看见朋友圈裡的重要热点新闻,先是经历了一波刷屏,再一波 404 之后,我只是静静地滑过去,没有好奇过多事由。我不确定,接下来我是否还能敏锐地察觉到社会变化、人的改变?甚至变成一个懂得自圆其说的人。

前几次的撤稿,我会因为一种难以形容的厌恶感,在电脑前暗自啜泣。但再往后的好几次,我几乎没怎麽难过了,我也不怎麽主动提起这些事。

只有当读者或受访者私下微信我,问我稿子是不是不见了,我会简单回覆:「是的,文章已经撤稿了,真的很不好意思。」

*「离职备忘录」是一个曾经在中国跑新闻的台湾记者,希望通过个人经验的书写,回顾这两年中国社会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