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 | 法国汉学家侯芷明忆六四


法国著名汉学家玛丽•侯芷明教授帮助了许多流亡到法国的学运人士。(记者蔡凌提供)

法国著名的汉学家玛丽•侯芷明教授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帮助了许多流亡到法国的学运人士,看到中国起了很大的变化却仍没有自由平等和人权,她在受访时反省,为什么西方没有很认真的去支持中国的异议人士? 没有很坚强的去说中国人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在法国,只要提到六四天安门事件,无论是法国人或中国人,第一个都会想到著名的汉学家玛丽•侯芷明教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跟着汉学家父亲在台湾学中文,之后留学中国,看过蒋介石和毛泽东过世举国哀悼的场面,也在西单民主墙期间认识了当时的异议人士魏京生等人。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后,她帮助了非常多流亡到法国的学运人士。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三十周年,她娓娓道来对学运学生改变的观察。

八九民运期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部分学生领袖(六四档案照)八九民运期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部分学生领袖(六四档案照) 

记者: 1989年您在法国,当时是怎么看天安门事件?

侯芷明: “天天看电视,看天安门广场有那么多人,协合起来一起要求民主自由,要跟李鹏邓小平进行对话,都是很新鲜的现象,从来没听说过一些大学生要求跟领导人进行对话,连在西方国家,都是比较难得的状况。六四的大屠杀,不能说我们没想到会发生一个灾难,但是规模那么大的灾难,我看没有一个人能预料,担心会发生镇压,但是这样开枪杀人,这是一个很难忘记的一个灾难。”

记者: 三十年来,对于这些学运学生的流亡生活,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侯芷明:“有的人好像突然从月亮上下来,自己不太清楚究竟在哪,对他们的刺激是非常大,突然从他们的家庭国家语言文化,他们原来没有出来的打算,所以那些人适应法国的环境是非常不容易。有的人就是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看事情看得比较实际,得到了自己的一种平衡,保持他们原来的理想,又适应了他们的环境。”

“我认识的人大多数属二十年之后还不会说法语,好像在法国生活就是一个不得不这样的现象,他们就愿意在一起喝酒吃饭,然后痛痛快快的骂共产党,你就永远在这个环境里,你不会有什么进步。”

记者: 您组织了30年的六四纪念活动,您看到了什么样的变化?

“第十周年安排了很多活动,而且有一个规模很大的游行,哎呀,那时候真的不得了,可以说比较成功的。二十周年我们得到Pierre Berger(圣罗兰)支持,拍了一个录像带,安排了座谈会,很多人来参加。然后呢,遗憾的是,法国民运之间发生了争论,民运小圈子就崩溃了,一起组织游行是不可能。后来就是越来越低调,现在我们每年就在一个小公园裡纪念六四,因为那边有一个小墓碑。”

“今年因为是三十周年,活动比较多,这个说明法国人没有忘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我因为这个感到骄傲,因为说明我们没有完全失去记忆力,而且继续关心天安门大屠杀的后果,也继续思考做过这种灾难的制度有没有改变? 它三十年前能做这个,今年还能不能再做?需要做的话,它肯定再会做,这个中国老百姓也非常清楚,所以没有第二次天安门,不可能。”

记者: 您可以谈谈三十年来奉献心力的感想吗?

“每次都这么想,世界还有很多美丽的事情,但是,中国没有得到一点进步开放,我们西方人不继续帮忙的话,他们就不光是更孤独,但是中国政府的胜利更大,所以我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责任感,我们不能不做,必须做,是我们的任务。”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凌巴黎报导 责编:嘉远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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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31日, 9:43 上午
分类: 国际华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