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呦鹿鸣 | 理想之柴

作者: 呦呦鹿鸣的鹿鸣君     来源:呦呦鹿鸣

从《新京报》社离职后的第56天,记者付松写了《我为什么从新京报离职》。很长。

付松原为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调查记者,2月27日入职新京报深度部核心报道组,两个月见习期满,被劝退。有争议,但我不觉得新京报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违法之处,试用期内辞退,在《劳动法》里实属正常。

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个细节:“第一个月工资494.31元、稿费2027.76元;第二个月工资708.60元、稿费10786.56元。”

付松已有10年工作经验。708.6元的工资,意味着社保和公积金的低标准,也意味着,一旦记者发稿量小,工资就很少。

这让我想起自己的往事。我曾经在一家很大的都市报工作数年,收入在本地属于中等,但底薪一直是400元。事实上,几乎整个报社,都是底薪400元。但这是15年前的事情了,难道今天还是这样?这在北京不应该啊。

一些媒体朋友批评付松说:自己能力不过关,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关于业务能力,付松在新京报的直属领导更为了解,而且作为业务负责人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也理所当然。但是,付松的业务能力是关键吗?不是。关键问题是:几百块的工资,为什么要匹配很高的能力?

忍不住再说一次这个新京报之外的案例:2015年,天津爆炸事故时,我曾经在呦呦鹿鸣发布一张核心现场的图片。这位53岁的老记者,是距离现场最近的人,给报社提供了好几个整版的新闻图片。当时,爆炸还在不断发生,空气中成分不明,而记者却是短袖、七分裤和极为勉强的口罩,与随后赶到的核生化部队形成鲜明对比:

他是以最快速度从外地匆忙赶到的,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这位记者6年跑过8个地震现场,其他参与的灾难性突发报道难以计数,长期暴露在危险面前。在一次爆炸现场采访中,他曾经二甲苯中毒,造成“呼吸道灼伤”。就是这样一个记者,多次因为稿分不够,拿两千来块工资。

当时53岁,2019年已是57岁,但他还是那样热情满怀。前一阵,江苏某地化工园发生大BAO炸,当天下午,他就赶到了现场。这次我又问他,他说,带的是3M口罩、无人机和几个相机。我说,3M口罩不够呢。他说:“到了现场,听说是二甲苯爆炸,我就待的时间不长。经历得多了,靠经验防护。”(另外有一家媒体的年轻记者,也在BAO炸当晚赶到现场,“一只手拿着用蘸了水的袜子罩住口鼻”。 )

我身边认识的记者中,至少有三位记者在没有任何防护的工作中受伤,远比我认识的警察群体受伤概率要高。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炮灰记者》(这篇文章列出了一个“随时出发”背包建议清单),提了两个问题:如果真相一定需要记者用自己的生命健康来换取,这样的真相是正当的吗?因为灾难,而加大灾难,合适吗?

这位老记者所在的深度报道部门,之前有17个记者,如今只剩他一个老记者,其他都离开了。作为甄别信息的第一个关口,记者本来很需要经验,越老越值钱,如今成了青春饭。令人心酸。

低底薪、高稿费、总量控制,这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这批都市报普遍的做法。这意味着极低的用人成本,以及,极小的管理成本:没有发稿量,也就基本不需要发什么工资。它的底层逻辑就是计件制。和一些来料加工的工厂是一样的。甚至和乡镇企业,也是一样的。这种制度有没有问题呢?没有。这是“人口红利”的一种。没有这个制度,中国发展不会这么快。包括中国从零起步快速迈步的都市报。

但是,这个制度如果长期用在媒体界,特别是调查记者群体,就有问题。调查记者的选题,基本都是从公共利益出发,它的文章并非标准化流水线产品,而是一个手艺活,需要很强主动性、个性,需要走心,需要坚持,需要冒着风险去采访写作,有的时候,还需要直面死亡——这是背景。正是因为付出和所得并不成比例,很多媒体便自然不自然地以理想主义感召员工,高喊“光荣与梦想”,结果,有一天,一些记者环顾四周,忽然发现,自己生活都成问题了,然后他会问:“我还能继续吗?”调查记者有一个大问题——产量比较少,与此同时,很多稿件不能发表,原因还不是报社编辑记者本身所能控制,一旦不发,计件制下记者会很困难?

这就是问题。他大概会有些困惑,理想主义的旗帜,在风中高高飘扬;几百块工资的现实,将人摁在地上摩擦。

在大多数国家,记者行业都不是高收入群体,包括美国。但是,这恰恰意味着,媒体管理,是一门很高超而且很有创造空间的学问,不能那么直来直去地锤,几十年过去,还是计件思维显然已经不合适了。于是,一些媒体开始改变制度。

在媒体界,新京报是口碑很好的媒体机构,稿件质量属上乘,稿费在业界也较高。而且,据我之前所了解,新京报有1-10级的评级制度,记者根据级别,获得相应底薪,照理说很难出现几百块工资的工资单。如今出现付松这个情况,至少说明,在试用期,人事制度还存在过去的痕迹。

记得当年,我所在的报社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建立了首席记者、功勋记者制度,首席记者新增职级工资补贴,一线的“功勋记者”可以享受和社领导一样的福利待遇。不过,“功勋记者”制度后来似乎并未得到有效推行,大概是因为报社是国有媒体,人事变动下难以接受这种带江湖气的分配逻辑。

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产权上切入。(严格说,大多数问题,本质是产权问题。)国有媒体尚可以理解,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理所当然,为国家奉献,义无反顾,没什么好说的。不过,一些商业媒体机构本来在制度上有这样的条件,往前走上一步,在产权上进行安排(类似于,在篮球界的NBA,一些出色的经理人、主教练,获得聘用合同时,往往会谈股权条款),但是,很少有看到“传统”的商业媒体机构往这方面努力。他们仍然是长期给记者发放低标准的工资,几乎不进行职业保护,让记者处于“新闻民工”的生存状态,与此同时,又喊着“无限逼近现场”,用重大现场的记者采访来为自己加分,给机构增添光环,提高资产价值和品牌价值。

这些年来,媒体行业的进步,80%靠燃烧新闻理想来推进。理想,就是一根根木柴,有理想的人被劈了开来,一根根地烧了,烧完了,也就没有了。但是,这些人,不应该成为时代的炮灰。这么多年过去了,媒体这么重要的行业,也不应继续停留在当初计件制的初级阶段。

付松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是这样的:“我选择去新京报,不是奔着钱(实际上记者这个职业本身也挣不到钱),而是想换一个平台,沉下心来做一些有意义的选题,写出能让人记得住的新闻作品。但这趟北漂的列车,实在太过于短暂,甚至可以说刚开始就结束了。我一直坚持和追求了10多年的新闻理想,因这一纸离职证明,像一盆刺骨冰水浇下,从头凉到脚。”

我想,一些记者之所以无法面对这样的局面,很可能是心中有一个“江湖”。在《甘柴劣火》一文中,我写过这样段落:“相比于其他文化人群体,记者们多了一些‘江湖气息’,概因他们作为国家游走的监督力量,长年行走在危险境地,挖掘事实多于写作描写,没有朋友守望相助,甚至两肋插刀,很难坚持下来。”当一些大媒体机构,在处理这类关系时,是不是可以更加结合现实呢?

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一些记者,纷纷转行到企业,很多从事公关工作。因为企业的工资高很多。这些记者,所接受的训练,所积累的经验,有助于大众靠近真实信息,是国家难以估量的财富,他们本来应该在重大新闻现场,如今却束之高阁。

虽然早已离开媒体,但我愿意再一次为基层记者呼吁,实际就两句话:第一、提升管理,尽快告别一线记者低底薪制度;第二、结束一线记者重大现场缺乏安全防护的现状。希望那些有改变能力的机构尽快付诸行动,并气运长久。

既然,理想之柴终究要烧,

那么,就让它烧得更旺一些吧!

 

 

相关阅读:

2019年6月26日, 11:21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
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