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并没有见过真正的计划经济。

文|刘思遥

1930年代,列宁格勒的苏维埃政府正为一件事犯愁。

列宁格勒有一家胶合板生产厂,有80台两种型号的机床,生产5种不同型号的胶合板,而不同型号的机床生产胶合板的能力不同。如何合理地分配每台机床的作业时间和物料投入,使得胶合板产量最大?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容易看出,这是一个线性规划问题。

2016年高考全国卷I中的线性规划题,现实的经济问题要比考卷上复杂得多

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求解线性规划问题,逐次逼近法并不现实。一位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的年轻数学家,发明了新的求解方法——解乘数法,解决了胶合板厂的难题。

他叫康托罗维奇,因对资源优化配置理论的贡献获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列昂尼德·维塔利耶维奇·康托罗维奇(1912-1986)

康托罗维奇是苏联计划经济的一个侧面,在上世纪60年代,苏联成立了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70年代末,又普遍设立了各专业部计算中心,并在互相联通的基础上建立了全苏计算机中心(ВЦВЦИО),借助于集成电路计算机和数学模型,苏联成功将计划经济变为一门精密科学。

老大哥的成就来之不易,可是迟迟没能辐射到中国。

《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论述了电能节约问题的苏联经验

导师留下的应用题

直到十月革命的前夕,俄国布尔什维克才不得不思考先前一直被忽略的问题:社会主义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革命导师们专注于批判资本主义,只留下了一句「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没来得及为社会主义描绘蓝图。

一战时期的德国,为列宁提供了计划经济的原型。

1914年8月,德国成立战时工业委员会和战时原料管理处,前者负责分配政府订货和管理军需生产,后者下属59个军需公司,专门管理征集和分配各种工业原料。除了计划生产,德国又先后建立起了战时粮食公司、中央饲料局、中央马铃薯局、战时动植物油脂管理局、中央水果蔬菜局、战时粮食局、帝国谷物局、帝国服装局等机构,将人们的消费也纳入了政府计划管理。

列宁在1917年9月阐述了这样的设想:未来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只需将德国的战时经济照搬,然后去掉资本家和官吏,代以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两个月后,十月革命爆发。然而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苏俄,迅速被农民暴动、饥荒和萧条笼罩,这证明列宁的设想过于粗糙了。

十月革命刚成功,国库紧张粮食空

等到内战结束,苏联开始改革战时企业只管生产、不计成本、不算盈亏的供给制,追求原材料的投入与产品产出的平衡。企业内部的管理则推行经济核算(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 учёт)。

经济核算要求企业通过统计、计算学会估计和核算成本以实现投入产出比最大化。

令Xi=货物i的总供给量,xij=部门i流入部门j间的货物量和Yi=满足其它需要的量,计划人员需使Xi=(xij+Yi),因此对于所有部门来说,下面的公式都是正确的:

国家需要监督部门的生产系数,例如,为了在部门j产出Xj,部门j需要从部门i得到x单位产品,那么部门j的生产系数就是xij/Xj。

生产系数能反馈某个部门是否发生问题,若发生问题,可能削减计划,也可能为了保住这个部门,加大资源调配。

1924年,苏联中央统计局开始编制1923年/1924年国民经济平衡表,平衡表中包含17个部门、28种农产品、2种林业产品和8种日用消费品。

1923/1924年苏联基本投资平衡表

总产品价值减去原材料、燃料和折旧,就能得到当年苏联国民收入。后来,苏联把核算范围扩展到所有生产部门,由一系列平衡表组成了苏联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又被东欧国家、古巴、蒙古采用。

苏东巨变后,MPS被废弃,国际上目前采用的是SNA

计划经济所需的技术已经成熟,1927年,苏联结束新经济政策。

正是在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的基础上,苏联开始编制中国人至今熟悉的国民经济计划,正式迈入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

理性计划在苏联

国民计划经济的编制涵盖了经济生活中的所有活动,一般来讲,五年计划分为七个部分,6万个独立的小标题。

第一章是生产,将成千上万种产品的数量尽可能用物理单位一一表示出来。

第二章涉及产品的使用,规定物资原料、半成品和成品的分配,计划编制过程需要平衡:一边来源(生产、进口、存货减少)与一边使用(生产消耗、出口、消费、存货增加)。

1960年代,苏联国家计委和加盟共和国计委编制1600个商品平衡表,80年代扩增到2000多个,物资供销机构根据10500个平衡表实现贵重物品分配,国家物资供应局和各部委则要进行几万项平衡。

第三章是劳动力问题,各经济领域分配人力配额和工资基金;第四章是投资计划,根据建设能力和资本品进口情况,规定投资配额;第五章是技术发展目标,第六章规定进口配额和出口目标,第七章是财政预算。

五年计划宣传海报

计划经济委员会又会将五年计划根据对象分解,例如,在对房屋建设总量进行分解时,计划中会分别列出建设部、重工业部、轻工业部建设房子的数量和种类,各部委将计划分解到自己的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再将计划分配给下属企业,下属企业的官僚负责计划的实施。

1972年苏联的工业和建筑业有40多个全联盟部和联盟兼共和国部,在全联盟部管辖下有280个部门性的总管理局,联盟兼共和国部下面有400个总管理局。

工业管理环节多达四级至五级,有的甚至为六级。如苏联煤炭工业部为四级管理制:苏联煤炭工业部、加盟共和国煤炭工业部、联合企业、企业。有色冶金工业部为五级管理制:苏联有色冶金工业部、总管理局、托拉斯、联合企业、企业。石油工业部为六级管理制:石油工业部、总局、联合公司、石油工业管理局、作业坊、工段。

计划编制期间,下属机构会对计划初稿提出建议,如果必须,也可以在计划执行过程中修改指标,某项产品的生产部门和使用部门也会对生产和分配进行讨论,在成千上万个最终指令正式下达前,有数不清的党委、政府机关、企业、群众组织不断地开会,讨价还价。

随着苏联计划经济规模变得愈加复杂,旧的平衡表没有考虑计划改变会引起其他部门随之改变,1958年苏联加以了改进。

众所周知,现实世界的经济涉及无数的分工,对应到苏联,意味着某一部门的最终产品是其他部门的投入品,为了使计划经济的运行像齿轮一样严丝合缝,就必须做好部门之间的产品平衡。

苏联将旧的单一部门的平衡该为复式记账表格,横行是每一个部门的产品分配目的地,竖列投入的来源。

通过该表,可以算出某一部门的生产,和需要从其他中间部门获得中间产品的数量。当任何一个部门需要修改计划,就可以计算其它部门需要增加的产出。

这种部门间的计算方法,能制定一系列的平衡的计划方案。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协调也能实现。

1960年代,苏联用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建立了数字模型,实现了对教育效果的计量,评价了苏联在1940——1960年的教育投资效果。又用类似的方法实现了对新技术投资的评估。

主持这项工作的是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

但社会主义阵营的另一边,计划经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

以苏为师的困境

1951年3月3日,周恩来向出席全国工业会议和财政会议上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工作》报告:「现在已不是供给制时代,而是要走上经济核算时代了」。

对当时的中国,专业经济人员的缺失是最大的障碍,这需要苏联老大哥的帮助。

1949年,斯大林将250位管理城市和经济的苏联专家派往中国。其中一部分人负责制定国家管理体制和未来的部委职能和章程,并参加组织和建立国民经济管理系统的实际工作。另一部分人则直接被派往各大工厂,组织修复工作,管理和经营开工的企业。

主管计划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曾在苏联常驻8个月,同苏联专家制订了一五计划,之后的二五计划同样在苏联国土上制订。

效仿老大哥不容易,1951年年初,中财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作了各种统计报表,但以基层机关单位统计人员现有的业务能力,填报任务难以完成,即使勉强上报,精准度也无法达标。无奈,报表只好一再简化。

统计人员的缺失,导致不得不从产业工人中大量抽调人员,甚至一些炊事员都充斥到统计队伍中。

除此之外,要想实现计划经济,工作现场的原始记录是最基础的工作,它是掌握生产情况、进行计划的凭据,生产组织和调度工作都需要通过详细的原始记录及时反馈。

专业能力的缺失,使得原始记录迟迟得不到规范,1953年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真整顿原始记录工作》,批评国企军企不重视原始记录。

在随后大范围的检查中,问题彻底暴露:如记录表式杂乱无章、前后不一;收交货点数不准、分批不清;退修件积压,疏于记录;工时、产量记录不实,造成定额不当;报送缺乏一定程序,送往各业务科的报表互相对不起来,以致原始记录不能及时、正确、全面地反映作业计划的完成情况,作业计划的编制与检查缺乏精确的资料。

直到1960年代,少记、漏记、错记、字迹潦草等问题都没能得到根治。

技术层面还是次要,管理上的分歧才最终让中国偏离苏式计划经济。

1929年,苏共中央颁布了调整生产管理和确立一长制(亦称厂长负责制)的决议。

决议规定,在生产管理中,厂长(经理)对完成国家计划和一切生产任务直接负责,领导企业行政管理机构、全部生产组织和技术过程,并会同车间主任、工段长分别对工厂、车间、工段实行三级一长负责制,同时相应地建立各职能部门的岗位责任制。行政机构和党、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均应无条件地执行厂长(经理)有关生产业务的命令。

这样的制度一是能发挥技术人员的专业优势,二是实现上级管理部门对下级企业的有效问责。因为这也是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的生产管理方式,所以中国将其称之为「马钢宪法」。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斯大林时代的样板企业

马钢宪法最早在东北等地的一些苏援工厂实行。据前财政部长薄一波的回忆,绩效相当不错:「东北就是完全学苏联的,成绩显著」。

至于其他地方,长久以来,由于战争等种种原因,老解放区工厂的权力核心是政委,厂长则被边缘化。1949年,苏联专家到北京石景山钢厂指导时,询问产品产量,陪同的厂长竟答不上来,苏联专家颇为震惊。

在新解放区,虽然公私合营将企业所有权转移,但原本的旧厂长往往缺乏政治素养,因此生产决策权也一并纳入党委。

在1951年华东局和华北局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上,讨论了厂长负责制的推行问题,最后给出的结论是,这些地区仍缺乏「技术和政治都行」的干部出任企业高层核心,条件尚不成熟,留待以后考虑。

这一拖,竟拖到了1975年邓小平复出整顿经济。

消灭计划的「

1956年中共「八大」上,一长制被彻底否定。随后,一些主张恢复「一长制」的人被打为右派。

1958年后,为了实现生产的跃进,也因为中央无法调配足够的资金和物料,于是出于发挥地方企业的积极性的考虑,将部分工业企业下放到地方。这与严格按照国民经济计划的苏式计划经济,已经渐行渐远。

中央要求用群众路线的方法修改或废除那些束缚生产力、阻碍群众发挥积极性的「陈规陋章」,企业内部制度也要改革。

黑龙江省率先总结上报了一些工厂的生产制度改革经验,受到中央的重视,这一经验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技术人员、工人与干部三结合。

到了1960年,毛在批示鞍山市委的工作报告时,将其命名为「鞍钢宪法」。除了「两参一改三结合」,「鞍钢宪法」的核心内容还包括了大搞群众运动、实行政治挂帅、党委领导制和开展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

鞍钢宪法宣传海报

对于基层工人而言,鞍钢宪法无异于二次解放。

北安国营庆华工具厂在几天内接连废除和简化了260余种报表,修改制度150余项。

上海柴油机厂推行鞍钢宪法以来,生产计划、调度、定额、考勤、工资统计、工具管理等等全都下放给生产小组掌握和管理。有些企业把生产计划、产品设计、技术检验、技术安全、设备动力、工艺等重要科室全部裁撤。

干部们同样获得了解放。

取消了厂长负责制,意味着问责消失,集体负责就是没人负责。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不再重要,相反要极力避免「官僚主义」或是「保守主义」的罪名。

干部亲口承认:「抓政治保险,抓业务危险,抓经济核算险上加险」。生产于是「佛系」了起来。

以上海为例,上钢三厂撤销了检查科,放钢和浇钢签证制度、违反规程考核制度、炼钢和浇钢监督规程等先后被废除,其他正规生产制度也名存实亡。结果是成本激增、质量下降。

全厂钢品的一级品率从1958年的81.66%下降到1960年的63.64%,平炉车间每吨钢的成本由1957年的不到246元上升到1960年的352元,转炉车间的成本更是飙升了206元。仅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全厂亏损就达10294万元之多。

上海机床厂的工人为图省事任意违反操作规程,过分简化设计图纸和工艺规程。1959年5月产出的779吨废品中,由于工人违法操作规程而报废的占56%左右。

车间自由生产,仓库则门户开放。

齐齐哈尔市建华机械厂标榜「八无」制度,即无人售饭菜食堂、无人发放工资、无人管理工具库、无人管理图书室、无人管理游艺室、无人收会费、无人收售电影票、无人收售洗澡票。

苏联老大哥的马钢宪法被斥责为走修正主义白专路线,与中国的革命路线相对立。制度管理被等同于「管、卡、压」,经济核算被等同于「利润挂帅」。

在这样的历史行程下,计划经济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批示工程」、「条子项目」。

再加上无视地方资源禀赋,在县以下单位兴办地方小型工业企业,即所谓「五小工业」,更与苏联追求的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背道而驰。

市场和计划统统偏离的中国,从1950年到1975年,国内基本建设投资超过5000亿元,但形成的固定资产不到3500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68. 4%,也就是说,有将近1/3的投资没有形成生产能力,这个数字要低于同期苏联20%以上。

好的一方面是,这也让中国的改革变得更少阵痛、更加容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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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秦晖.转轨前中东欧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可放弃性”问题[J],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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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克里·特纳(R.K. Turner),克莱夫·科利斯(C. Collis)著,林毅夫译.计划经济学[M],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