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标题:反送中游行的年轻抗争者们
18岁就迎来「我城终局之战」,香港少年少女的绝望与希望
文何桂蓝(特约)摄影 REUTERS/James Pomfret/达志影像2019.6.10


6月9日反送中条例大游行后遭警方逮捕的示威者(非文中当事人)。

在2天前的反送中游行里被港警围堵的358人中,8成是年仅16至25岁的年轻人。此次游行里,冒着被囚禁的风险与警察对峙、用生命一搏的少年少女们,不少均是素人。当和平、理性、非暴力,再多人群聚集也动摇不了政府强压的意志时,年轻的他们说出:「就算香港死掉,我也要和她同归于尽!」是什么使他们如此决绝?

「反送中!反送中!」

6月10日凌晨,香港湾仔告士打道被大批年轻示威者占领。面对远处横列数排、伺机而动的防暴警察,他们挥着臂,口号即使隔着口罩也喊得响亮。
告士打道东西行线共有6条行车道,是香港最繁忙的主要道路之一;时为半夜2点,车辆疏落,身穿黑衣、带着口罩的青年从横街跑出,站上告士打道,数人面向车辆驶来的方向双手摊开,截住车辆去路,后方更多人随即搬出路旁放着的铁马,迅速筑起路障。
双方按兵不动,前方数排示威者紧绷地盯着警员动向,但后面的示威者纷纷坐倒;从香港立法会大楼经海傍、到告士打道,他们一路筑障,一路与警员对峙、被警员推挤驱赶至此,一夜下来,已经疲惫不堪。
不久,警员就再次展开围捕。急就章筑起的路障在防暴警察三扒两拨之下,就被轻易拆除,持盾警员步步进逼,一拥而上将落单的示威者按倒在地,并挥棍驱赶上前欲拍摄拘捕情况的记者;走避不及的300多名示威者,被围堵于告士打道旁的人行道。
香港警方最终拘捕19人,当中大部分为20岁上下者;而被围堵的358人,则被搜查及抄录个资(警方搜证后有机会将其正式拘捕),其中,超过8成的人年仅16至25岁,18岁以下者有24人。

从「和理非非」走向勇武派的抗争者

「(抗争)代价很大,身边认识不少人都被捕、被起诉,监禁几年以上,」22岁大学生阿正(化名)是被围堵的358人之一,「但我们不会因此却步,我做好了心理准备接受这样的代价。」
「这一代年轻人实在积累了太多无力感,既然怎样做都是无力、社会都会一直败坏下去,倒不如豁出去。是以卵击石,但有些事,一定要有人做。」
「(2014年)9月28日警察放催泪弹那次,我看着警察举『速离否则开枪』旗,防暴队举着长枪指着我的头。」当年只有中五(中学五年级)的阿正,积极参与雨伞运动的多次抗争行动,在旺角的警民攻防之中被警棍打到头破血流。
2014年,民众为争取普选(注)引爆「雨伞运动」,占据了金钟、旺角、铜锣湾3个香港最繁忙的地段,留守共79日,却争取不到港府及北京的任何让步。伞运无功而还的挫败感,让社会运动陷入低潮。
在伞运后期,部分示威者不甘「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港民间简称「和理非非」)的抗争方式,无法逼使当局回应,酝酿出更加激进的行动。面对警员的盾牌和警棍,他们开始主动对警员还击,甚至向警员掷物;一开始是水樽,后来演变成砖头。
「泛民(香港泛民主派)和理非非了30年,有争取到什么吗?」面对质疑,这是勇武抗争者最常问的问题。

罪罚自旺角骚乱后加重,5、7年刑罚跑不掉

勇武派抗争者的激进程度,到2016年2月的旺角骚乱中达至顶峰。 2016年的农历大年初一凌晨,青年为免除夕夜摆档的熟食小贩遭执法人员清场,与警方爆发冲突,演变成彻夜骚乱。示威者在旺角多处点火烧垃圾,并向警员掷砖、与防暴警埋身肉搏。
旺角街头火光熊熊的画面,震撼久已未见骚乱的香港社会。
港府对此亦毫不手软,祭出港英殖民地时期设立的「暴动罪」,对40名示威者提控。暴动罪定义非常广,被告即使没有掷砖纵火,仍被处以极重刑罚。在骚乱中被捕的勇武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简称本民前)时任发言人梁天琦,因「以胶桶掷向警长及用脚袭击警长,又用木制卡板打向警长的背部」等行为被判暴动罪成,入狱6年,同案另一被告卢建民则因「向警方防线投掷物品及从地上拾起泥沙袭击警方」等行为判刑7年。
本民前另一时任发言人黄台仰,则与成员李东升一同弃保流亡,今年(2019)5月获得德国庇护,成为政治难民;同被控以暴动罪的18岁少女李倩怡则流亡台湾,目前去向不明。其他「暴动罪」案件被告,大部分均被判刑3年以上。
在旺角骚乱前,港府通常以刑罚较轻的「非法集结」、「袭警」等罪名起诉示威者,刑期以月计,但自旺角一案后,「勇武抗争」的刑事风险大大提升,暴动罪与5、7年刑罚的阴影挥之不去;而主张和平抗争的「占领中环」领袖亦被判处一年以上的刑罚,也令香港社会对抗争与改变更感无力。
沉寂一时的香港社会运动,因政府强行推动修订《逃犯条例》而再起波澜。
适逢电影《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早前上映,港人均以「Endgame」形容香港当前的险境:虽然伞后5年,香港经历过运动清场、议员参选资格及议席被褫夺、学术自由失守、抗争者被判以重刑等大大小小的事件,但《逃犯条例》一旦修订通过,香港与中国之间的法律屏障便全告失守,仅余的自由无法保障,任何政治运动都有被引渡至中国受不公平审讯的风险,「一国两制」将正式沦亡。

凌晨立法会外的游击战

6月9日冲击香港立法会的示威民众(非文中当事人)遭警方拖行逮捕。 (摄影/AP Photo/Vincent Yu/达志影像)

6月9日,为抗议拟允许将港人引渡至中国的《逃犯条例》修订,大批香港民众上街游行,主办方称参与人数多达103万;然而游行刚结束不久,港府就发声明,不会搁置修法进程,法案将如期进行二读,势将在亲中派把持的立法会通过。大批游行后留驻立法会附近的示威者在凌晨零点发难,与警方爆发冲突。
「103万人游行,可以启蒙不知政治为何物的千禧小孩,就像我还记得自己3、4岁时看到2003年七一大游行,觉得50万人上街很厉害,」阿正说,「但完事后大家就走,政府也不改立场,让你上全世界头条又怎样?事态还是毫无寸进⋯⋯民阵(指「民间人权阵线」,坚持和平抗争、主持游行的组织)还说要包围立法会要求对话,屌你老母,跟这个政权还有什么好谈的? 」
在立法会大楼外的示威区,戴着口罩的示威者作势冲向立法会大门,警员则出动警棍、胡椒喷雾驱散;示威者向警员掷物、将拒马推向警员,防暴警冲前,将走在最前的示威者压倒,部分人遭警员抓住头发拖行。
水瓶、铁枝与胡椒喷雾在空中乱飞,场面混乱,但示威者并无散去,转移阵地,迅速占领了立法会对面的龙和道。
这群示威者没有明显领导,仅靠现场应变、网络论坛及即时通讯群组互通消息,但行动起来乱中有序,彼此间都相当清楚行动目标:与警员打游击战,尽量占据道路,但不与警员持续冲突,及时散开,以不被捕被首要。

年轻人拼一生前途,与政府以死相搏

18岁的大一学生小茜(化名),也是午夜行动的参与者之一,但因折返取物资而逃过围堵。她坦言,参与这样的行动是在赌,赌人数够多,自己被捕的机会就很小,「的确是侥幸心态。」
小茜透露,不同大学生之间曾商讨是否有人可以成为「咪手」(持扩音器向民众喊话的人),带头号召民众行动;但面对动辄以年计的刑期威胁,没有人愿意担当这样的角色。她认为当晚稍早、大批示威民众尚未散去的时分,勇武派丧失占据另一主要干道夏悫道(即2014年「雨伞运动」发生地)的机会,就是因为无人带头。
「但我不会怪别人⋯⋯我自己也不会敢带头冲。」
小茜说,自己可以接受吃催泪弹、被打、受伤,但对于以年计的判刑,始终有点却步,「家人供书教学这么多年,如果我要去坐几年的牢,很对不起他们。我有点逃避去想,如果真的被抓、被告上法庭会怎样,只能去想自己应该不会,我面对不到⋯⋯但感性上,我还是很想坚持。」
自言身经百战的阿正,最终被警方登记资料,随时会再被捕,但他倒显得坦然。他总记着一名大学师兄因为抗争行动被告,判刑前夜对他坦诚自己很惊慌,但觉得不能退缩,「你要为你自己做过的事负责,不能够有全身而退的侥幸心理。」
阿正一直牢记这句话,所以对当日一接到网上消息就戴口罩想赴前线的学弟学妹,他曾警告他们,要三思自己能否承担后果。结果他成功劝走了5、6个新生,但自己则未能及时离场。
令他最难忘的,是一同被围堵的示威者脸上的表情。 「我预期的是一群勇武派做炮灰,反正我们不同于政治人物,是无光环的烂头卒,」阿正回忆,自己当时环视身周,见到的都明显是没有经验的「素人」, 「他们很担心,用手机不断看被捕后会如何的资讯。」
「全部人都一脸愁容,但都是很清澈的脸孔⋯⋯我22岁,在他们当中已经算是大的那批。」
「为什么每一次都是这些年轻人,拼一生的前途与政府以死相搏?」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告士打道行人路上一大群少年少女,年逾30的社运常客阿山(化名)是当中异数;虽不认同涉及武力的抗争行为,但阿山没有提早离开。
「在立法会时,我听到有些年轻人说:终于等到这个机会出现啦!」阿山对少年少女们的冲劲印象深刻,「他们觉得有希望,觉得那一刻自己只要走出去,就会做到一些事。」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你怎会舍得一班十几岁的年轻人自己去(面对)?」
虽不认同,但阿山对社会的批评声音亦不以为然,「我不想批判年轻人冲动。问心,其他香港人又是否真的知道应该怎样做?大家都不知道面对这个政权可以做什么。」
怀着「帮得了就帮」的心态,阿山决定留在现场,虽然他深知自己其实没有任何事可以帮到他们;最后,阿山只能陪着其他年轻人一起,被围在告士打道的行人路。被围堵数小时后,阿山终获放行;警员抄录阿山的资料后,还加上一句:「玩到咁夜,够皮啦。(闹到这么晚了,满足了吧)」
在警员眼中,这群赌上前途的年轻人冲马路、抢铁马,彻夜与防暴周旋,不过是「没玩够」。强撑了整整一夜后,阿正回到家中,支持政府的父母一看到他,就斥责他是暴徒。 「我立即收拾,回了宿舍,」他说:「他们不向我道歉,我就不回去了。」

「就算香港死掉,我也要和她同归于尽」

22岁的阿正即将毕业,他非常喜欢做本系的研究,本来的计画是一路攻读至博士,成为学者在大学任教;但综观香港各大院校近年针对异见教职员的态度,他知道曾经「搞事」的自己很难实现这个理想。
但他说,自己绝不会离开香港。
「回归20年,港人不断受政权打压,自由不断收窄,学生和有识之士想投身运动又被赶尽杀绝,这绝对是官逼民反;其他人说要移民,但错的不是我们,为什么要走的是我们?」
「回归多年一路礼崩乐坏,普世价值一路消失,的确令人非常失望;但香港一日未变成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城市,我们就要为她奋斗到最后一刻。」
「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移民。就算香港死捻咗,我都要同渠揽住一齐死。(就算香港死掉,我也要和她同归于尽)」
记者问今年才18岁的小茜,如果没有这一切,她希望自己有怎样的未来?答案出奇简单:「我想生活在一个有民主自由的地方,简简单单地生活,能够给点家用让家人有好的生活,有时间去去工作假期,这样就很幸福。」
雨伞运动爆发时小茜13岁,因为想支持当时的大学生而到金钟留守。当年的学界风起云涌,有多达万人罢课;但到她成为大学生的现在,不少大学却连学生会内阁也组不齐全。
小茜身边的同学,正在过着她理想中的简单生活:不问政治,「什么也不想理」。她这才发现,自己只是同代人中的少数。数日前到与中国边境接壤的地区派发反送中游行的单张(指传单),看到那些地区的小学、中学生不少都以普通话闲聊,惊觉记忆中的「香港」消失得比想像中快太多。
「100万人上街,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政府当晚11点就说不会理我们,大家第二天继续上班上学⋯⋯见到社会这么绝望,已经不是我所熟悉的香港,便想试一试、赌一赌⋯⋯其实不是理性的决定。」
政府坚持立法会将于明(12)日如期审议修订《逃犯条例》,更多行动已一触即发,小茜与阿正均表明,会再次走出来参与。 「实际上是没可能,但无论如何都要骗一下自己,1、2%的机会也是有机会,」小茜说。
少年少女想问的是:有生之年会见到民主、自由的香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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