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 | 安徒行传:政治的终结 绝望的反抗

安徒行传:政治的终结 绝望的反抗

伞缝中的抗争者。 (钟林枝摄)

【明报专讯】「反送中运动」在这一个星期内急速发展,令举世震惊。无论是6月9日的百万人大游行,还是6月12日爆发的占领金钟和流血冲突,都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像。运动迫使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暂缓」条例修订,虽然还未达至完全「撤回」,但已是自2003年以来香港社会运动难得一见的小胜利。经此一役,香港可说已经从雨伞运动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虽然社会为此而付出了沉重代价,但肯定的是,香港的反抗精神已经重新唤起,公民运动已经重新出发。

代议民主失效 官民失缓冲
这次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果,皆因全社会都因运动而沸腾起来,反对修例的市民横跨各党派。客观的原因当然是「送中条例」之内容危及了一国两制最核心的司法独立、香港的自治地位。但相当关键的是,这次事件充分反映了香港一贯存在的官民互动模式,已经完全失效。政府与建制派完全无视社会上的反对声音,经选举具民意授权的泛民议员在议会内完全不受尊重。建制派更操弄程序,使议会沦为橡皮图章,产生了两个「法案审议委员会」和不确定主席是谁的荒诞剧。这一幕赤裸地暴露出在专制威权的年代,建制派行事专横的态度,特首的跋扈嚣张,展示出香港连仅有而残缺的代议民主也已经失效。常态的「政治」已经终结,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完全失去缓冲,以及能够协调双方的中介力量。

在社会运动的研究中有一个经典的理论范式争议,一派认为社会运动其实是「政治」过程的伸延,而政治不外乎是「讨价还价」。如果民主制度是​​让「讨价还价」在固定的规范和制度下进行,那社会运动只不过是在体制外进行的「政治」。社会运动能够发挥改变社会的作用,要凭动员群众向体制施加「政治」压力,社会运动才算是「有用」。这派社会理论所着重的是如何解释社运的出现,也着眼于如何有效组织社运,争取一些功利的目标。此派理论特别适用于以政治、经济利益为目标的「旧式社运」,例如劳工运动。

可是另一派则认为,有一类新型的社会运动并非仅是政治「讨价还价」的工具,因为社会运动的「过程」比起它要争取的「目标」更为重要,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得着,往往并非真的是什么物质利益,而是远为抽象的价值、信念,他们在乎的是情绪与感受。社运的过程本身令人们可分享共同的感受、共同的意识,唤发出一种主流功利社会中失落掉的共同体感觉,从而让彼此重建一个可以分享与回忆的共同体意识。这种运动所环绕的其实是身分认同、生活风格的问题,远多于功利目标的争取。此派理论特别适用于女权、同运、环保、动保等较具社会文化性质的「新式社运」。

可是,上述两派都假设了「常态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是界限清晰的,各有畛域,忽视了「政治运动」其实都可以是「非功利」导向。这些社会运动理论大都无法适用于解释香港的民主运动,因为香港的议会民主根本就不是一个「常态」、「成熟」的政治机制,让人民与政府可以实质地「讨价还价」,而只是一个虚拟的幻觉,画饼充饥。今天,体制的专制威权实质赤裸地暴露,他们只谈「管治威信」,「政治」无可避免地走到终结。

「政治」的终结带来失望和绝望,我们再也没有可以和专制政府「讨价还价」的代理人,那些民意领袖、人民的代议士也彻底地失去了领导人民的角色。人民于是要赤裸地直接面对政权,以肉体博弈。这场博弈来得既悲壮也惨烈。

绝望的悲壮 打破抗争路线心结
6月9日的百万人大游行,可说是极致的「悲壮」:在如巨龙般的庞大人流中气氛是无言的愤怒与绝望,凝聚着的是一种「绝地反击」的悲情。在参与游行的百万人当中,对于游行能否阻止逃犯条例的修订,其实没有几个说有把握,相反地是抱着根本不会理会游行究竟有用还是没有用的考虑。他们的参与与其说是要给政府「政治上的压力」,毋宁说是要治疗身上沉重的「无力感」,让自己的体温与同行者分享,要克服快将被极权体制各自分化、逐个击破的孤独和恐惧。他们要给全世界证明,「香港人」仍是会站起来反抗。

这种置成败于度外的「悲壮」,也打破了对不同抗争手法有所迟疑的心结。 6月12日的激进抗争与流血冲突就出现了以年轻人作先锋,成年人作后盾的互相支援局面,在暴力的弹压底下,反抗的集体行动犹如战场般的「惨烈」,动人心魄。雨伞运动中出现的「和平抗争」与「勇武反抗」的争论,被运动实践本身辩证地超越。

其实2014年那场「和平抗争」与「激进抗争」的争论,还是发生在香港具有「半民主」机制的假想之上,无论是「和理非派」还是「勇武派」还是沿用「工具性」思维来思量「最有效」的社运手法和策略,前提还是「乐观」地假设,有某种方法能够对政权形成最大的压力,令他们屈服。可是,5年来威权/极权政治逻辑的压境,说明了「鸠行」与「鸠冲」其实都是不相伯仲地天真,两者单独而行都不见得有取胜的希望。

可是,当「常态政治」已经彻底死亡,社运策略的「理性」分析亦穷尽了自身的想像力,我们在「反送中运动」中却见证了所谓「哀兵必胜」的道理。正正就是当众人都放下了成败得失的挂虑,运动也不会让什么人可以独自地「收割」成果,全民一致,无分派别的反抗才真正出现。人们不再是觉得有多大机会可以争取到什么而加入行动,反而是有没有希望都要站出来,参与这「最后一战」,为的只是争一啖气。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把这场运动变成真正纯粹的价值之战、信念之战、身分认同之战。

事实上,「反送中运动」呈现出两种抗争手法都已经比2014年进化了,就算彼此未必完全认同对方的手段,但相互理解、包容、甚至欣赏的地方已大大增加,终止了雨伞运动期间无谓的内在消耗。

各路混合互补 命运共同体成形
在和平抗争的一方面,各种类型的社会身分都被动员起来,校友师生、专业、宗教、社区的网络铺开了前所未见的社会动员空间,爸爸妈妈的身分也能发出动员的呼召。对外方面也打开了广泛的国际关注渠道,海外的支援也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建立了以香港身分为重心的海外社群联系。这是一种实质的社会连结,实质的香港命运共同体的建立。

在激进行动的一方面,没有「大台」的自发组织发展了变化多端,非常机动、灵巧、多样的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方式,展现出大无畏的反抗意志,以勇气、坚毅感动了全世界关注香港困境的人,以血肉之躯向全世界映照出政权的残暴本性,捣破了政权温柔理性的假面。

不同抗争方式之间渐渐形成了新的运动伦理默契,更建立了新的「混合互补」(hybrid)行动模式,例如宗教信徒彻夜为抗争者唱诗,社区放映视像揭露警方暴力清场,妈妈和平集会声讨暴力镇压示威……显示行动形式有了新的合作分工,亦已经试图绕过建制化的媒体,全方位的抗争从线上走向人群生活空间,争取群众,为反抗运动积累进一步发展的能量,在社区与群体网络内部作绝地反击。 「反送中运动」的真正考验在于上述的默契与互补模式能否持续下去。

漫长反抗关键:激进与基进
这种新的社运所经历的正好是一种走出「虚拟自由主义」的radicalization过程。台湾在八十年代「解严」时期蓬勃的社会运动中曾经论辩过radical一字的真正含义,并非仅止于表面上的手段「激烈」,而是动摇压迫性体制中最基础及根本的部分,所以当今台湾通译radical为「基进」而非「激进」。

从最基本的地方改造旧的认知,改变既有的反抗实践模式,打破过时的社会习性和行动疆界,是「绝地求生」的「基进」行动,也是香港未来漫长反抗运动的关键。 「绝望」是这种基进反抗的温床,它能孕育出的是一种不带虚假希望与幻想的社群能量,让我们去「反抗绝望」!

文//安徒
编辑//冯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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