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标题:《延安的女儿》为何成为禁片,只因为它说出了这个真相……
来源:清朗天

作者:彭小莲

2010年3月26日,在庆祝NHK电视台卫视开播20周年纪念日的精选节目中,他们选择了日本导演池谷薰于2002年完成的长纪录片《延安的女儿》,影片在当时就获得了卡洛维法利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宾夕法尼亚电影节最佳作品奖等奖项。

影片讲述了一个叫海霞的延安农村女孩寻找自己亲生父母的故事。海霞1972年生于延安地区的贫穷山村,她的父母是一对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当时是禁欲的年代,恋爱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如果还有怀孕的事情发生,男方就会因为流氓行为被判罪。所以海霞出生以后,父母都接受了处分,不知去往何方。海霞被当地农民收养。养父一家始终隐瞒着这段历史。海霞结婚生子以后,村里人告诉了她真相,但是快30年过去了,已经没有人知道她的亲生父母在哪里。

故事是由一个叫黄玉领的男子带着池谷薰去农村、北京各处寻找和拍摄的,也许是因为他有过同样不幸的遭遇,所以想帮助海霞找到自己的父母。黄玉领是北京长辛店一中的知青,1968年来到延安插队,结果因为和一个知青女孩恋爱,并使女孩怀孕而获刑5年。最后人工流产,他的孩子没有生下来。黄玉领在强制劳改以后,再也没有回到北京,在当地开了一间小饭店。

影片在海霞寻找父母的故事之外,又延伸出几条副线,除了黄玉领以外,还有一个叫王伟的当地农民,当年是生产队的会计,和一个北京女知青恋爱了,后来说他强奸了女孩,判了15年的徒刑。直到今天,王伟都在叫冤。他说,他们当初连手都没有碰过,强奸也没有具体的说法,没有时间、地点和细节,是一个叫郭忠民的北京干部强迫他认罪的。王伟叙说时,导演给了他很近的特写镜头,你看见的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

黄玉领到北京寻到郭忠民时,郭忠民同样是一头白发。郭忠民不由得说起了他的故事: 当年为了去延安管理这些知青,自己幼小的孩子被送往老家,由母亲照顾,但是生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孩子变成了聋子。他坚持说,他没有强迫王伟,是和当时的公检法一起查办的。在场的人都沉默着,因为谁都知道,文革中,没有法制的年代,这样的查办是很难说明白真相的,一句话:破坏上山下乡,就足以构成罪行而宣判你。

拍摄显然是艰苦的,有一个镜头,让人一下就明白了,村子里的人是在怎样的环境下生存的。村口,突然一阵狂风刮来,摄影机停在那里一动不动,开始是黄土飞扬,然后是村子里的人在狂奔,最后是大风卷起的黄土,把整个画面覆盖了,简直像特技镜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池谷薰坚持了两年,拍摄了170小时的素材,完成了这部两小时长度的纪录片。

可是,对于导演来说,更艰苦的大概是寻找事实的真相。在你面前,所有的人都让你同情,海霞的生父王露成,在北京一家工厂倒着三班,住在一个小平房里,昏暗的灯光下,你能看见一个被生活磨难着的男人。还有海霞的养父母,他们不愿让海霞去北京看望生父。海霞的生母一直没有出场,影片结束的时候,在接听电话时,她的回答是:不愿意认领自己的女儿。

今天的世界已经被我们太多绚丽的“秀场”占领了,生活被粉饰一新,被强调了的盛世和进步;电影已经被娱乐全面吞噬,人们快乐得没有了思考。我不是想说《延安的女儿》有多了不起,这部纪录片原本只是为NHK高清频道而制作的,因为没有灯光照明的辅助,高清摄像机拍摄出来的画质,总是不能给人以漂亮的感觉,从影像的质感上说,《延安的女儿》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画面,甚至显得有些粗糙;对于像我这样经历了插队和文革的人来说,故事的思考和角度,由于是一个外国人拍摄,也显得有些单薄。但是当影片结束时,我还是被感动了,这样的故事,竟然是由一个日本人来关注、拍摄。影片的平实和坦然,让我看见了农村的海霞、没有回京的黄玉领的真诚和质朴,看见了土地给中国人的情感,看见了变化中的北京,以及这些居住在城里的人的实际和冷漠。

影片展示给我的任何一点细节,都值得尊敬。没有绝对的真实,只有导演截选后的真实,你终于会看见,一个给予我们年轻时代那么多浪漫色彩的“”,在现实生活中,被剥离了所有的梦幻和色彩后,展现出的是贫困、封闭而艰难的现实。它让我们意识到,在一段没有思考、被遗忘的历史后面,如果我们再不去反思和面对它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为我们的遗忘和冷漠埋单。

延伸阅读

知青弃女寻亲纪实
日本纪录片《延安的女儿》

30年后夏天

导演池谷熏已经在中国拍了20年的纪录片,却仍然不会说一句中文。1993年,他到延安拍片时偶遇了片中那四个正在搓麻将的老红军,从他们口中得知,二十多年前,曾有一批北京来的学生娃在这里插队。老人们还提到,当年是禁止恋爱的,否则要被判刑。这一点激发了池谷强烈的好奇心,他认为年轻人之间是不可能没有爱情的,在这远离城市的黄土高原,肯定会有人相爱,说不定还有了孩子。于是他花了7年的时间,果然在延安找到了15个这样的孩子。

在绵延不尽的黄土高原,“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贫困农村的女孩海霞,一出生就被抛弃,但她一直在寻找抛弃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她的父母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代,听从毛泽东的指令,从北京下放的红卫兵。

“我为什么会出生,又为什么被抛弃?”她的强烈感情,唤醒了原红卫兵们不堪回首的回忆。其中有一位在为海霞寻亲而奔走的人,叫黄玉岭。他也有着难以抹去的沉痛过去。

其实他曾有过一个和海霞同样境遇的孩子。但在那个连恋爱都遭禁止的年代,他被判处“反革命罪”,女方被迫堕胎。如今尘封30年的往事被再次唤醒,海霞与黄玉岭踏上了寻找真相的旅途。

本片主人公:知青的弃女海霞

海霞是陕西延安地区一位年轻的农村妇女,粗糙的皮肤,红扑扑的脸颊,地里耕作是把好手,已婚,有一个男孩,如果不是偶然,海霞的生活将是平凡的,和周围一起长大的农村姐妹们没有什么分别,但海霞的身世公开后,海霞有了自己特别的故事。

知青的弃女海霞

她是400名奔赴延安的长辛店知青的后代,生父叫王露成,在王露成和另一位北京知青非婚生下海霞后,父母即抛弃了她。当地的老乡收养了她。但没过多久,第一个养母便去世了。抚养她长大的是第二任养父养母。一直到海霞有了自己的孩子,养父养母都没告诉过她真正的身世。

北京知青、海霞的生父王露成

当年的北京知青王露成与恋人回城后,因为王露成的工厂小,效益差,俩人便分手了。王露成回城后始终过得很落魄,28年再也没有联系当年的恋人,俩人更没过问那个孩子的下落。

看到已经长大的女儿照片,王露成第一反应是怎么长这么难看,没有想见面的意思。但海霞是个很有个性的农村妇女,个性非常象张艺谋电影中的农村妇女秋菊和魏敏芝。海霞不图别的,只为能见上亲生父母一面。

北京知青、海霞的生父王露成

起初,海霞希望父母到延安,但被拒绝了。最后,海霞决定自己去北京找亲生父母。海霞最终见到了自己的生父。海霞的生父王露成,在北京一家工厂倒着三班,住在一个小平房里,昏暗的灯光下,你能看见一个被生活磨难着的男人。

海霞生母的知青照

海霞的生母一直没有出场,影片结束的时候,在接听电话时,她的回答是:不愿意认领自己的女儿。

海霞和生父在北京见面

与父亲见面后,海霞回到了养育她的延安农村,依旧过着和以前一样的生活,只不过多了一个牵挂的北京父亲。她给父亲的来信中说,家里打了不少粮食。

影片以海霞的故事为主线,期间穿插了其他几个知青的故事:

至今仍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黄玉岭

故事是由一个叫黄玉岭的男子带着池谷薰去农村、北京各处寻找和拍摄的,他同样有一段伤痛的过去:黄玉岭是北京长辛店一中的知青,1968年来到延安插队,结果因为和一个知青女孩恋爱,并使女孩怀孕而获刑5年。最后人工流产,他的孩子没有生下来。黄玉岭在强制劳改以后,再也没有回到北京,在当地开了一间小饭店。

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黄玉岭的小饭店

也许是因为他有过同样不幸的遭遇,所以想帮助海霞找到自己的父母。他请来与养父母相熟的乡亲,说服他们同意海霞赴京。

当地农民王伟

除了黄玉岭以外,还有一个叫王伟的当地农民,当年是生产队的会计,和一个北京女知青恋爱了,后来说他强奸了女孩,判了15年的徒刑。直到今天,王伟都在叫冤,他说,他们当初连手都没有碰过,强奸也没有具体的说法,没有时间、地点和细节,是一个叫郭忠民的北京干部强迫他认罪的。王伟叙说时,导演给了他很近的特写镜头,你看见的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

至今仍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王雄骥孤身一人住在窑洞里

最惨的是影片中另一个留在延安的知青王雄骥,一直单身一人蜗居在窑洞里,他沉溺于书籍之中,也曾经两次入狱。打开跟随他已经几十年的木箱子,里面都是如《判断力批判》、《美学史》、《马克思博士论文》之类的书籍,他将弟弟寄给他改善生活的两千元钱,用来买电视及VCD机,他似乎沉浸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中。不过,镜头扫过,他简陋的小床墙上,贴满了裸体女郎的画像。他在延安的窑洞里度过了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除了让自己在克莱德曼音乐中得到片刻的满足之外,他的人生还剩下什么呢?

当时从北京派到延安管理知青的1300名干部之一郭忠民

黄玉岭到北京寻到郭忠民时,郭忠民同样是一头白发。郭忠民不由得说起了他的故事:当年为了去延安管理这些知青,自己幼小的孩子被送往老家,由母亲照顾,但是生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孩子变成了聋子。他坚持说,他没有强迫王伟,是和当时的公检法一起查办的。

拍摄显然是艰苦的,有一个镜头,让人一下就明白了,村子里的人是在怎样的环境下生存的。村口,突然一阵狂风刮来,摄影机停在那里一动不动,开始是黄土飞扬,然后是村子里的人在狂奔,最后是大风卷起的黄土,把整个画面覆盖了,简直像特技镜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池谷薰坚持了两年,拍摄了170小时的素材,完成了这部两小时长度的纪录片。

《延安的女儿》这部长达两小时的纪录片,就像一部剧情片一样,通过一个让人泪下的故事,反映了一群人的命运,还原了一段历史,将一代人的伤痛又血淋淋地揭开来。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人们心灵的创伤已经结痂,但隐痛依然,并且这种痛还延续到了下一代。

本片获得:

卡洛维法利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2002年)
宾夕法尼亚电影节最佳作品奖(2002年)
芝加哥国际电影节银奖 (2002年)
捷克国际人权电影节瓦茨拉夫·哈维尔特别奖 (2003年)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