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标题:一个更好的世界,为了孩子们,和孩子们的孩子们
作者:      来源:荒诞主义咖啡

前几天,当我上篇文章的阅读量达到十万的那一刻,我对坐在办公桌对面的麦姬说:太激动了,送给我一段祷文吧,我要默念来镇静一下,不然会得意忘形的。

麦姬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位优秀的母亲和职业经理人,以前曾经在跨国公司做人力资源高管。她平时身上总带着《圣经》,而我是尼采和加缪的信徒,身边总是带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西西弗神话》。众所周知,尼采和加缪都是无神论的倡导者,我有时会翻开书页,给麦姬看尼采的宣言“上帝已死”或加缪说过“信仰是哲学上的自杀”。她从来不生气,刚毅而坚定,我答应她,如果今后我要选择一种信仰,那一定会选择踏入耶稣基督的天国之门。

这天,麦姬送给我的祷文是: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哥林多前书10:23-24和合本)

这是我能记住的第一段《圣经》祷文,我甚至想,万一哪一天我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定会引用这段文字,我的获奖感言一定很精彩,至少超过莫言。

还是这一天,我看到一段比尔-盖茨和他的太太梅琳达接受采访的视频,这也是第一次发现梅琳达那么好看,难怪比尔至今看她的眼神还像高中生注视自己的甜心。这对夫妻共同全职做慈善已经有很多年,他们将自己几乎全部的财富都捐出来用于慈善,他们说,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以及我们孩子们的孩子们,能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

几年前,扎克伯格和他太太陈女士在谈到他们为什么要捐出全部的财富时,也说过同样的话: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以及我们孩子们的孩子们,能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

他们所说的世界,是看上去与他们无关的地方,是地球上非常遥远的地方。就拿盖茨夫妇来说,他们奔波于非洲和印度最贫困的地区,不惜任何代价,将自己的财富和聪明才智贡献于如何减少这些地方儿童的死亡率。他们说,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生命都是平等的,都应该活下来。

盖茨夫妇在2017年的年信中写道:自1990年至今,我们已经挽救了1.22亿儿童的生命。

比尔-盖茨夫妇的努力,获得了最成功的人们的认可:2006年,世界首富巴菲特把自己的大部分财富都捐给了盖茨基金会。后来,巴菲特和盖茨夫妇又共同发起了“给予承诺(Giving Pledge)”项目,动员全世界的富豪们承诺将自已财富的一半以上用于慈善事业。我看了他们的网站,目前,加入这一承诺的富豪已经超过200人,其中有四位来自中国大陆。

富人们的善意之举,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尼采对怜悯和同情的批评。为此,我又重新读了一遍尼采的《瞧,这个人》。

我终于明白,尼采所反对的怜悯,是他那个时代常见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怜悯,是那种为了获得心理满足的施舍,是那种想证明心存善念的自我肯定,是那种让被救助者自怜而放弃奋斗的给予。尼采所揭示的是,泛滥的同情使人们变弱,而心灵的解放可以使人成为强者,他自己正是他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怜悯者,他怜悯的是整个的人类。

在一个冬日的雨夜,在杜陵的阿尔贝托广场,尼采看到一个车夫残暴地抽打拉车的马,他又哭又喊,扑上前抱住马脖子,疯了。此后到他离世的11年里,他再也没有恢复过理智。

放下尼采的书,默念着麦姬送给我的祷文,回想着盖茨夫妇的采访,我想:他们在做的,不是尼采所批评的那种怜悯,他们是在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让孩子们生存,让孩子们健康成长。

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好吗?我们无法证明,今天的人们是否会比我们远古的祖先更为快乐,人类欲壑难填,自寻烦恼的能力似乎是没有极限的。但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把进步定义为增加对生存环境的控制,那么我们今天的世界无疑是进步的。

威尔-杜兰特是胡适先生的同学,他和夫人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写道: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些就会发现,现代人的生活尽管是不稳定的、混乱的、危机四伏的,但是和无知、暴力、迷信和疾病丛生的原始人生活比较,我们还不至于太过绝望。在文明国家,最底层的人与野蛮人相比可能只是略有差别,依然要为生存挣扎,但在此之上,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达到很高的精神水平和道德水平,这是原始人难以企及的。

请注意,杜兰特夫妇在这里,把无知、暴力、迷信和瘟疫看作是原始人的生存特征,而精神和道德才是文明的标志。这个说法,让我把目光转向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当下的环境。

尽管世界上还有很多地区处于赤贫状态,但人类在过去几十年最伟大的成就,是在几乎全世界的范围内基本上都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们的孩子们,和我们孩子们的孩子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抛开财富不谈,纵然我们没有盖茨夫妇的视野,没有巴菲特的境界,但我们可以期待并做点什么呢?

杜兰特夫妇说: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对个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人。

我想,未来更好的世界,一定不是一个孩子们在三岁的时候就需要抢跑的世界,一定不是一个只有当官和发财才能实现个人价值的世界,一定不是一个长大了不会讲话也不能讲话的世界;

一个更好的世界里,我在国外学考古的女儿,可以回到她的祖国,没有障碍地上网和她世界上任何角落的朋友们聊天,可以随心所欲地查阅她爱好的学术领域里所有的研究成果;

一个更好的世界里,如果我的后代喜欢写作,他应该完全不必像我这样战战兢兢,把我们中文那么美好的词语用丑陋的谐音字来代替以避免被敏感;

一个更好的世界里,像上海这样的城市或任何城市,如果要强制推广垃圾分类,要办个讲大排场的事情,要拆掉一条热闹了很多年的美食街,她的市民应该至少应该有个发言或投票的机会;

一个更好的世界里,应该不是每个年轻人都要去做IT或金融或电商,他们当中应该有很多的人去唱歌、去画画、去写作、去拍电影,而他们可以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不用讲更远的地方,我们只需要看看近邻日本和韩国在艺术领域已经超过了我们多少!

一个更好的世界里,我们不仅应该能够让任正非所说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潜心做研究,我们同样需要历史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来发现并揭示历史和人生的真相,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并记住我们民族的辉煌和苦难;

一个更好的世界里,我们的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孩子们,应该可以不管属于什么民族、信仰、肤色、性别、性取向,都能平等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与世界对话,共同享受人类文明的福祉。

英国音乐家埃尔顿-约翰爵士已经72岁了,最近他开始了为期两年总共200多场的全球告别演出《告别黄砖路》,他会到世界上几十个国家,会去日本、去韩国、去泰国,但他不会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而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我们应该可以在我们令世界瞩目的现代都市里看到埃尔顿-约翰和所有乐队的演出,我们的孩子们应该可以欣赏到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艺术,因为艺术是文明的结晶,在人类创造的所有奇迹中,只有艺术是跨越民族的,是不朽的。

我们很多人都见识过或憧憬过这样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同时也清楚我们的当下离这样一个世界还很遥远,所以人们要焦虑,要移民,要精致,要管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我们当中有很多自以为明智且有远见的人选择了绝望,选择了自怨自艾,选择了接受现实,选择了做两面人。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功利,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自己的有生之年会实现什么,而忘记了孩子们,忘记了孩子们的孩子们。更重要的是,他们放弃了对个体命运的反抗,从而放弃了生命的内核。

加缪在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鼠疫》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鼠疫降临,全城封闭,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生存没有希望。在这种情况下,里厄医生作为一个本来对生活不抱幻想、淡然处世的人,只是根据他正直的良心,即有意识地站在受害者一边,做个人主义的抗争。他根本不知道最终有没有可能战胜鼠疫,他没有关心能得到什么,无暇顾及愿意不愿意,他收起了矛盾与挣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冰冷的行动–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救助身边的人。这是一种荒诞主义的反抗:接受,然后行动。

加缪始终认为,生活本身就是荒谬的,因为没有永恒,那么一切的理想和追求都没有终极意义,一切的美好和高尚也是一样。但是,假如我们以荒诞为起点,唯一有意义的就是经历,不是活得更好,而是活得更多。在这种经历中,我们不仅要对抗自己的阴暗面,更要为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去对抗目光所及的丑恶与苦难,从反抗中揭示自由、团结和正义,唯有反抗才能阻挡荒诞,唯有反抗才能体现生存的价值。须知,人类一直是在对宿命的反抗中生生不息,“我反抗,故我存在”。

对个体命运的反抗,造就生命之丰富。而反抗不应该是一种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有意识的行动。萨特说:判断某一情感的价值,唯一的方法是通过行动去证实、去定义。

我和杨小冬、肖诗坚夫妇从学校毕业就是朋友,他俩是大学同窗,小冬和他们的另一位同学李国庆共同贡献了北大社会学系的二杆子气质。十年前,诗坚把他们夫妻共同经营的音响生意全部交给小冬打理,去贵州的山区做了一个“田字格助学”公益项目。开始的时候,他们主要是以家庭财产承担项目的所有行政开支,再动员一些热心人士共同捐助贵州大山里贫困的孩子们,实现孩子们的读书梦想。开始几年的时间里,诗坚贵州、上海两边奔波,和她的志愿者们在威宁和正安两个县的山区,建立了七个支教点。

三年前,小冬跟我说,诗坚已经带着专职团队离开上海,移师大山,接受遵义正安县的委托,在格林镇的兴隆村实验小学当起了全职校长,开始乡村教育的创新探索,一年当中,只有放假的时候才会回上海看看未成年的儿子。我对一向自以为是的小冬说:能让太太放心到这种地步,你这也太悲剧了吧?

肖诗坚所做的事情,已经不再是给予式的助学,而是要在现存的大环境下,实践一种“乡土人本教育”的“不一样”的教育模式,培养热爱乡土、敬爱自然、回归人本、走向未来的新一代乡土子弟。

是什么样的热情和坚毅,可以让诗坚抛开他们在上海舒适的家,放弃她的商业生涯,离开还在读中学的儿子和那个不怎么有魅力但总算高大齐整事业有成的老公,常年工作在遥远的山区小学呢?诗坚说,他们是为了一种使命而来,他们希望而且相信,中国农村的教育需要改变,而改变可以从兴隆村开始,从他们开始。他们所做的,是为了孩子们,是为了孩子们的孩子们。

我想,如果诗坚一直留在上海经商,她可能会和很多人一样,只是赚了更多的钱,甚至也可能捐了更多的钱。但她过去这十年为自己选择了新的轨迹、实在的行动,这也是她对自己既定命运的反抗,因为这种反抗,才使她拥有一个更不平凡的人生。

前几天,我和小冬在上海喝咖啡,他对我说,在他们两个孩子眼里,妈妈所作的事情,才是真正的了不起。三年前,诗坚在《校长札记- 我为什么要来贵州当村小校长?》这篇长文的结尾写道:

夜深了,窗外蛙声阵阵,我敲字有些累了。但是一想到秋高气爽之时,山里的孩子将在这所美丽的学校中经验从未有过的经验,一想到我们所做的努力会唤起他们内心深处探索的欲望和好学的天性,一想到未来农村的孩子可以不必然吃城里人吃的饭,读城里人读的书,我就激动不已,也近乎可以忘记周身被蚊虫叮咬的瘙痒了。

为了这样的理想,和一群志同道合者来到这么美的学校,面对这么可爱的孩子,别说呆个一两年,就是三五年也值得。

中国乡村教育的改革之路艰难,道阻且长,虽千万人吾往矣。

(肖校长在贵州和她的学生们一起)

(县城的家长想把孩子送到兴隆村里来上学)

(肖校长儿子放假的时候,从上海来兴隆村帮忙)

三年过去了,诗坚仍然在兴隆村当她的校长。

事实上,不只是有钱有闲的人才可以行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思考,都可以质疑,都可以挑战自己,都可以采取行动去反抗那些既定的传统与惯例。有时候,你所需要做的,可能只是对炫耀予以冷笑,对霸道竖起中指 – 没有蔑视战胜不了的命运。

我们中华民族数不清的美德当中,我最喜欢的是“尊老爱幼”。我自己今年54岁,从去年年底开始,业余写一些东西。我并不指望监管者对我留情,尽管被删除文字是一件令人愤怒的事情;但请容忍我倚老卖老,希望我的读者们不要嘲笑我智识的浅薄和文字的粗鄙,提醒我不要追求十万加。我想说些人话,说些实话,在写作中去探索个体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或许你愿意加入我的旅程,或许我们可以发现并赋微薄之力于一个更好的世界,为了我们的孩子们,为了我们孩子们的孩子们。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引用一段加缪的话:

Don’t walk in front of me, I may not follow;

Don’t walk behind me, I may not lead.

Just walk beside me, and be my friend.

不要走在我的前面,我不会跟随;

不要走在我的后面,我不会引领。

请与我并肩而行,做我的朋友。

 

2019.7.4

(写完和肖校长联系图片事宜,才知道今天是她生日,儿子和老公都去贵州陪她了,在此祝她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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