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了伊藤诗织在北京单向空间的活动,一个非常难忘,想要与大家分享的夜晚,下面是会谈的整理。

为什么在自我介绍时,不说自己是受害者,而说自己是一个幸存者?

伊藤诗织:去报警的时候,警察问我问为什么不哭,如果不哭的话就难以相信我——可是我哭了,只是在家里。
相比受害者,幸存者这个词更有力量,虽然我并没有真正幸存下来,还在挣扎的活下去。
我就是我自己,不该被定义,比起这两个词,我更愿意做一个分享者。

怎么看待完美受害者这个词?

伊藤诗织:我不觉得自己是完美受害者,我也不可能成为完美受害者。你想看到我哭吗?我无法做到每时每刻都哭(像一个受害者)。
“伊藤诗织这么坚强”——我被很多人这么说过,但我并不坚强——即使如此,我依然是我。
之前我接受采访时,我穿衬衫,衬衫的扣子没有扣到下巴底下,人们因此荡妇羞辱我,无论我表现什么样,人们都可以找到攻击我的点,因此我不愿意做一个完美受害者。

关于被伤害的那件事,是否会有人指责你不够完美呢?(去吃饭、需要工作)

伊藤诗织:我也自责过,但我自责的主要是我不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去的酒店,只记得我在疼痛中醒来。
我不怪我自己喝过酒,因为我很能喝,这也很平常在日本,但我失去了一部分记忆。所以我觉得自己被下药了,没人相信这件事,但在日本很轻易在药店买到安眠药。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我没有立刻去警局,只想着把自己清理干净。
虽然我很外向,但我不知道立刻警察局报案,说真的很少有受害者第一时间想到去警察局报案,因为很多时候都是熟人作案,比如上司,很多人会觉得如果说出去了,就无法像原来一样生活了
但为什么要感到羞耻,即使没有第一时间去警察局报案,也并不应该自责,而应该对自己说:我已经努力了。

你觉得一个完善的社会,应该怎么处理这类的事件?

伊藤诗织:其实社会能做的有很多,首先是教育,其次是司法。
第一步应该是从媒体开始,让我们了解事件,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接受报道,要说出来。很多人问我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应该说出来
2017年,在我之后,日本才修改了刑法,强奸罪的最低刑期变成了五年。但日本,强奸罪要成立,受害者必须证明自己反抗过,挣扎过。但调查表明百分之七十的受害者在被强暴的时候会进入假死状态,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教育,不但是教育小孩,而是教育法官、教育成人、教育掌握权力的人。在三月,一个女儿被父亲强暴的案子被法官判无罪,因为法官认为没有反抗。
所以从哪儿开始呢,真是无从说起,我想第一步是说出来,然后大家各自努力,做自己能做的。

要改变现状,个人应该怎么做?

伊藤诗织:我的朋友们都非常支持我,没有一个人责备我,问我为什么不去警察局。
去年在韩国,一个受害者支援组织的阿姨对我说:你做的很好,因为你从现场逃走了,你洗澡了,你活到了今天。
听到那句话后,我哭了,我一直告诉别人自己没有错,但没机会对自己说:你已经做到最好了——我需要这么对自己说。
当我接受采访时,很多人对我说:我很抱歉你遭遇这一切,但我不需要同情,我需要的是我们一起做出努力改变现状。
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切没那么简单。
我们需要理解,但我们更需要的是继续生活,今天出现在现场的,我的这位朋友,在事情发生后和我一起,让我在经历那一切之后继续工作、继续我喜欢的事情,这些日常让我坚持下去,感谢她。

支撑到现在的动力?

伊藤诗织:我知道要去控告一个有权势的人非常难。但我热爱自己的记者职业,在这件事发生后,很多人说如果我说出来了,就无法继续在日本生活,但如果我不说出来,我就无法活到今天。
对很多人来说,忘记那件事、继续生活都是继续活下去的方式,对我来说,继续活下去的方式,就是要一直去找当时的真相。

在那件事发生时,为什么要用英语,而不是日语,做出那句反抗?

伊藤诗织:在我从小生长的日本,我需要对年长的人说敬语,尤其是男人。所以当我说不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表达。
在日本的文化里,说不常常被理解为yes,这是一个难题。拒绝和欲擒故纵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
在瑞典,法律最近被改变为只有受害者表达了同意,事情才是被允许的,这是小的改变,但是大的进步。
我想日本也应该引进:滚/fuck off之类的词。

在面对很有权势的人时,如何说出不呢?

伊藤诗织:有权力的人应该去上上课,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权力,自己该如何不滥用权力,他们应该有个证书,证明他们接受了这些教育。
权力需要界限。
我非常高兴今天现场不只是女性,还有男性,或许每个人在公司之类的地方都会遭遇这些事,但要怎么改变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想。
难道我们每个人都要挥一个旗子去强调这件事吗?应该是有权力的人自己去反思。
骚扰如何发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性别问题,还是一个权力结构的问题。

面对纪录片播出后,面对有人说你叛国、抹黑日本的指责,你怎么看?

伊藤诗织:我只能说这个做法非常bbc,这个片子是我和bbc的成员一起做的,所以我让他们放手去做。关于片名有很多讨论,最后落到日本之耻这个名字。
片子播出恰逢日本修改刑法的讨论,片子帮助了我,但片名也让我受到很多指责,很多人甚至说要没收我的护照,防止我继续抹黑日本,
我很难过,有人认为我是叛国者,可如果我不是爱我自己的国家,我怎去那么去做(坚持)呢。

现在的现状:

伊藤诗织:在非洲拍摄一部关于割礼的纪录片,很多当地人和我说,这是我们的习俗,你们能做什么呢?
bbc 的纪录片以英国的视角观察了日本,我不可避免的在拍摄非洲时,也会以一个日本的视角观察非洲,我的经历会让我注意以共同的感受去表述。
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告诉我,听了我的描述,仿佛自己也经历了一场割礼,我想无论在日本还是非洲,这是我们共同的处境。

很多媒体的报道的重点都在女性这边,你怎么看呢?

伊藤诗织:媒体报道的重心应该是如何不让这再次发生,而不是告诉女性怎么做。
在日本,媒体会让女生去专用车厢,指责去了男女混合车厢的女性,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男女在经济地位上的不一样会对女性的处境产生影响吗?

伊藤诗织:瑞典有很多女性作为警察,但日本很多女性做家庭主妇,这会不会影响现状。
让更多女性进入高层可以改善这个情况,我们要努力改善这个情况。经济上男女平等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有很多可以去做,在日本只有百分之十的女性在政界高层,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

为什么在接触了那么多受害者,听到那么多无疾而终的故事后,还会坚持在做这件事情?

伊藤诗织:每当我听到别人想我倾诉这类经历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心痛、很挣扎。在英国如果他们找我倾诉,我能告诉他们找什么机构,但在日本我能做的很少。
我很感谢他们想我倾诉,因为光是倾诉就耗尽了全部的经历,我们应该从聆听开始,建立一个更健全的帮助女性的机制。

在日本,女性主义这个词还在发展之中?

伊藤诗织:对我个人来说,女性主义就是做自己。在日本,我们有非常森严的等级制度,即使在女性主义者的相关团体中也是这样。
我认为女性主义就是人人平等。

你接受了多少来自异性/同性的帮助?

伊藤诗织:我觉得男女对我的态度没有太大差别,我也有很多gay朋友帮助我。
但在我出版这本书后,受到的第一封邮件来自一位女性,而她非常严厉的指责了我,这给了很大的伤害。
我想我们在男权社会生活了这么久,是时候应该改变了,在纪录片里也有一位女生非常严肃的指责了我,我问她是否遭遇过这一切,她说是的。
我想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创伤都有自己应对的方式。

你觉得受害者那么柔弱的形象,是媒体有意为之的吗?

我公开自己长相姓名的原因是日本关于过劳死与被霸凌的死者,他们的家人会站出来说,这不是受害者,这是我的孩子。
遗憾的是强奸在日本真的非常普遍,媒体不应刻画受害者的形象,对受害者来说,要不要站出来,完全是他们个人的决定。

结束语:
这是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性,都有性别,被保护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
有一位女权主义者说过,“行动而不是光说”,希望回去之后,我们都能思考有什么是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