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旗飘扬在满载监控摄像头的路灯柱后,2019年3月15日摄于北京。 © 2019 美联社图片

古典极权主义,即国家掌控所有机构和公众生活多数方面的制度,大多已随苏联消亡,只有朝鲜等极少数国家仍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则一面维持国家对政治领域的垄断,一面允许私有经济成长壮大。但现在,一种新式的极权主义已经出现──它所依靠的不是国家对企业或财产的垄断,而是国家对人民信息的侵入性收集和分析。新疆正是这种监控国家机器的一个櫉窗,政府对异议毫不容忍,并且试图杜绝一切反击能力。它也让我们看到个人信息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力量。

新疆的土地占中国领土百分之16,但居民只占全国14亿人口的一小部分──包括约1,3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在内,共计2,200万人。中国政府对国内任何区域的安全都绝不松懈,对新疆更是如此,并以打击“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三股邪恶势力”作为在当地维持高压统治的借口。

但北京在新疆的行为极具歧视性,其目标远非打击真实犯罪。如同近来举世周知的,中国当局将一百万或更多的突厥裔穆斯林关起来进行政治“再教育”。这一波“严打行动”已成为数十年来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任意拘留案例。

北京企图以“职业培训”之名掩饰这些不断增加的洗脑设施,但其真正目的是强迫同化。众多突厥裔穆斯林遭到无限期关押,直到获得当局认定他们已经放弃原有的宗教和民族认同──伊斯兰信仰、语言、文化和传统──转而効忠中国共产党。有些地区,政府将父母被拘留的儿童视同“孤儿”,送进公立育幼院接受洗脑。

不过这种大规模拘押只是新疆实况的一部分。更惊人的是北京在当地建起一整套国家监控机制,在决定拘押对象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其范围与侵入性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若纵容这种新型态的极权主义继续存在发展,恐怕其他国家也将群起效尤,造成你我都难逃脱的反乌托邦。

就算在法律保护个人隐私较中国完善的国家,相关法律也追不上我们在新疆看到的这种科技演进。我们迫切需要制定更详尽的法规保障个人隐私,节制政府的监控力量,不论在中国或世上其他地方。

中国对新疆的监控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所投入的资源特别庞大。政府指派一百万雇员定期到新疆突厥裔穆斯林家中“作客”留宿,要求他们举报有关宗教或反常思想的蛛丝马迹。当局并在新疆增聘数以千计公安人员,在全区增设数千个警察派出所和检查哨,大幅提高公安预算。

北京接着利用最新技术采集和分析有关当地穆斯林的信息。新疆部分检查站配有名为“数据门”的特殊装备,可在路人不知不觉中汲取他们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中的身分信息。可供机器读取的二维码(官员以手机应用程序即可扫描)被铭刻在刀具上、贴在家家户户的大门口,以供当局迅速查找人员的住址或私有物品。为了追踪、监视和特征化突厥裔穆斯林,特工人员运用人面和车牌辨识等人工智能技术,与覆盖全区和全国的监控摄像头相连结。此外,当局还采集生物识别数据──包括语音样本、虹膜扫描和DNA──存储在可供检索的数据库。

中国当局已部署一种新颖的创新系统,可以汇整、分类和分析如此海量的数据。我们可以通过警察和其他官员用来联系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新疆当局的主要警务平台之一)的一种手机APP,窥见该系统的内部运作。

一体化平台可以根据APP所汇集的数据,标示出被认定具有潜在威胁性的人员,并且向有关官员推送通知。嫌疑人或者被指定为进一步调查的目标,或者将受到拘留再教育。通过对这个APP进行“逆向工程”──查看其源代码──人权观察得以深入内部,查看其收集的大量不同类型信息。其情报收集的广泛程度,有助于解释新疆居民为何说警察向他们提出一大堆令人摸不着脑袋的问题。

这些信息的范围从个人基本资料──例如血型、身高──到他们的“宗教特质”和政治面貌,包括某人是否换新电话号码、给清真寺捐钱、或擅自宣讲古兰经。该平台还可评估某人是否不常“与邻居来往”或是“经常不走前门进出”。如果某支手机突然“离线”,系统会通知附近警员前往调查。所有这些信息都被输入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中央系统,和每个人的居民身份证号码相关联。

有时候,警员为了调查必须检查居民的手机。来自新疆的一名突厥裔穆斯林告诉人权观察,他有一次在路上被警察拦下临检:“几个特警过来叫我交出手机。我交了,他们把一个东西插上我的手机。” 几天后,他们夫妻又在加油站遇上拦检,她太太的手机也受到同样检查。该平台将51种软件和通讯系统列为“可疑”,包括虚拟专用网络(VPN)和端到端加密软件,例如WhatsApp、Viber和Telegram等等。

该平台不意外地对人际关系特别感兴趣:某可疑人员是否与最近更换手机号码的某人有关系?他是否曾与当局认为可疑的人员一同出行?他是否和境外人士接触?

监控的范围之广,足以令无法挑战制度的新疆居民胆战心惊。“有个地方我晚上常去,从来没人察觉,但那个APP竟然知道。这时我才真的感到害怕,” 一位维吾尔穆斯林看到我们做逆向工程研究的APP时这么说,他在新疆时很熟悉这个装置。有一次,他将一个友人的身份证号码输入这种APP,竟跳出“立即逮捕”的讯号,把他惊呆了。

这个平台与新疆地区的无数检查站连动,所以每当有人员经过,就可能因为电脑系统(或其编程人员)认定他们的“可靠”程度而被限制行动。有些前居民表示,他们曾在检查站被拦下接受警察讯问,只因为他们有家属被关在再教育营。任何人若离开原登记居住地点前往别处,也会被这个系统拦查。以上种种措施的目的,就是在新疆居民身上施加一系列的数字藩篱。

大规模监控的实施并非仅限于新疆。中国公安机关正在研究并将同样的大规模监控系统普及全国各地。举例而言,人权观察记录到一种名为“警务云”的大数据警务平台已在使用中,它可以收集并整合人们的各项个人数据──从超市会员资料到就医纪录。

另一个用来调整社会行为的工具是中国政府正在开发的“社会信用”系统。这种系统正逐步开始运行,可望在2020年之前更加普及化。据说在这种系统之下,社会行为良好的人“处处有利”,社会行为不良的人则“处处受限”。某些纳入评分的行为看似相对无害,例如是否遵守交通规则、按时缴纳罚款或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进食。但它很容易加入政治性的标准。

这种系统的细节在全国各地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把社会信用与获取可欲社会商品的资格挂勾。某人能否在人人向往的城市得到居住权?能否把他的子女送进私立学校?能否搭乘飞机或高铁出行?

这种社会控制系统的巧妙之处在于,对大多数人来说,仅仅对各种社会利益的欲求就足以让他们循规蹈矩,不需要刑罚威吓。在中国尤其有用,因为中国人早已为了自保而习于自我审查。他们知道要避免公开批评政府,并且跟敢于直言的朋友保持距离。

建立和维护如此精密的社会控制系统需要庞大人力资源,中国政府知道它还必须监督和规范操作该系统的大量警察和官僚的行为,何况所涉及的任务大多单调又费力。一体化平台要求登录的个人信息长达11页,新疆警察必须一页一页地完成这些琐碎的数据收集程序。警员手上的APP会监控他们执行任务的成效,他们自己和上级长官都可以看到评分。

技术还有助于缓解警察对其工作后果可能产生的任何疑虑。刽子手或刑讯逼供者都知道自己是在做恶,至于将资料输入平台的警员只是在做日常的警务工作,尽管更具侵扰性。若产生什么恶果,也是由警察国家机器中的特殊部门通过电脑程序做出的逮捕决定。责任是分散的。

总的来说,由新疆的各种监控力量可见,中国政府正在完善一个既能全面涵盖又高度个人化的社会控制系统,它能揉合多种机制,根据其认定对国家的威胁程度,对人员施加不同程度的监督和拘束。中国政治专家约翰・加诺特(John Garnaut)指出,共产党领导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以“灵魂工程师”自居。毛泽东和习近平都相信,他说,“利用〔俄罗斯心理学家〕巴甫洛夫学会制约狗的同样方法”,即控制生活中“所有的激励和抑制因素”,人类也可受到制约。正因如此,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拥有比毛泽东更多的资源、更先进的技术和更强大的官僚机构──很少需要诉诸赤裸的暴力。

也因为如此,绝大多数中国人即使生活在如此的社会控制之下,仍然可以感到很“正常”。这种幻觉效应也有助于在海外维护中国形象,因为许多观光客看不到中国社会表面的平静是如何通过细致的强制手段造成的。但就连在香港──中国主权下仍保有部分自由的城市──也有许多民主运动参与者开始想办法保护自己,例如关掉手机定位功能,用现金购票搭乘地铁,对蒐证摄影机投射镭射光,戴防毒面具,以及改用Telegram之类的加密通讯软件,以逃避身份辨识和追踪。

不过,这种新兴的社会控制系统再怎么可怕,也有其局限性。如何从海量数据中挖掘真正有用的分析结果,让开发这些监控系统的研究人员也叫苦连天。他们提到的具体困难包括第一线警员缺乏精确收集数据的动机,不同公司开发的监控系统无法完全相容等等。尽管监控工具无所不在,从连系居民身份证号码的生物识别数据库,到满街的监控摄像头,看上去能力强大令人生畏,但这些系统的实际运作尚未达到预期效果。

怎么做可以压制这个系统?公开批判应该是第一步。中国当局表面上八风不动,但看得出他们对外界批评其实很敏感。随着媒体日益关注新疆突厥裔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留,中国政府已经有如热锅蚂蚁:它邀请外交官和记者参加样板观光,企图为新疆拘留场所塑造有利形象。但这种参访团根本毫无说服力──例如叫囚犯们唱英文童谣《幸福拍手歌》──但这种睁眼瞎话可以给其他国家提供借口,避免跟中国这个经济大国过不去。

7月,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24个成员国──数目创下首例──共同发布关切中国人权问题的声明,尤其强调新疆的大规模拘留。由这份声明可见,尽管中国拥有傲人经济力量,也无法阻止这些国家以检视其他侵权国家的同样标准要求北京。中国则立刻发起另一份共同声明回敬,虽然只能找到朝鲜、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古巴、叙利亚和俄罗斯这类国家表示支持。中国官员甚至宣称──虽然看不到任何证据── “〔接受〕教育培训的人绝大多数回归社会以后,可以说百分之90以上都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有了可观的收入。”

先不管这些回应如何拙劣,它们显示出国际指责并非不痛不痒,中国政府还是会顾及声誉,也知道它对待新疆突厥裔穆斯林人口的方式很难自圆其说。它这种反应表明,持续揭发中国在新疆建立前所未见的监控与拘留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北京看来也很担忧其他国家日益倾向以针对性制裁措施,加诸于协助建立或运营此一监控系统的厂商和人员。今年2月,美国医疗器材大厂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宣布停止向新疆公安厅出售人类身份鉴定技术。7月,中国再度显露防御姿态,刻意派出较低阶官员──而非许多人提议施加针对性制裁的对象,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为高压政策辩护。

然而无论如何,面对国家监控和分析的技术能力不断翻新,我们有必要加强对隐私的全球保护。公民的起点相当弱势。举例而言,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隐私权采取极简化的观点,主张我们在某些事情上让出了隐私权,例如我们拨出的电话号码或寄出的电子邮箱地址,因为我们已将它“分享”给电话公司或网络业者──说得好像我们在这个时代还能享有真正的选择似的。美国政府总是要等到联邦最高法院下令才会作出退让,例如2018年的一项判决指出,通讯服务商在收集位址信息时,应保护用户的数据隐私。

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所阐述,国际标准表明,有关我们通讯的信息,和通讯内容同样受到隐私人权的保障。意即政府若要收集这些信息,必须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上均为合法,而且对于达成正当目的具有必要性和相当性。然而,非仅美国,全世界各国政府在承认电子通讯隐私权这方面都还有长路要走。

同样地,一般公民通常以为只有关起门来才谈得到隐私权,但事实上我们在公共场合处理日常事务时也应当享有一定程度的隐私。政府当然可以派人跟踪我们,但因为要消耗大量时间和经费,大部分的人不至于受到这种待遇。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几乎人人都随身携带追踪装置──也就是智能手机──而政府可以相对轻易地抓取和分析手机数据并重建再现我们的生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如前述,最近承认我们在经营公共生活时也具有隐私利益,尽管这种新观念仍有待发展。

过去,像中国当局在新疆这样广泛收集穆斯林个人信息的用处不大,因为安全官员还得靠人工加以杷梳。他们可以集中监控特定人员,但大规模监视就超过他们力所能及。然而今天,先进的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已经有能力侦测出“可疑”的行为模式,例如就连训练有素的探员也难以发现的“超量用电”情况。

当然,即便其他国家愿意加强隐私保护,中国政府也不可能加入行列。就算中国比照其他一些人权标准,签字认同有关监控的标准,中国公民也没有能力令其付诸实行。他们没有独立的司法机关,对政府违失也缺乏有意义的请愿或抗议权利。

尽管如此,国际标准仍然可以对像中国这样的政府发生作用,只要愿意遵守的国家达到关键数量。例如,1997年禁止地雷条约通过时,包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在内的一些大国拒绝批准它,但有足够多的国家接受这项协定。结果,地雷被贴上滥杀无辜的负面标签,现在几乎没有国家会承认还在使用,无论它们是否已批准该条约。禁止集束弹药和童兵的条约获国际通过之后,也出现同样发展。

制衡新兴监控机器的下一步,将是结合公民团体向居世界领导地位的各国施压,研拟和推动适应现代科技世界的隐私保障。目标不应是一份全球普遍认可的条约。这样将会使标准被拉低到最小公分母的层次,反而掏空我们的隐私权。相反地,目标应该是确保强而有力的标准获得足够数目的国家认可,将侵犯我们隐私的行为污名化。其重点应当包括:限制大规模收集和转移个人数据,以免被用来对全民归类建档;规管国家获取和利用生物数据,如DNA、人脸图像或语音样本;对监控技术实施有效的出口管制;规定政府使用机器学习工具应符合公开透明和公共监督,以免损害基本人权。

这些措施即使得到广泛采纳,也不会是万灵丹。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不具有法律上的可执行性,但它们将大大有助于发展出广泛接受的国际规范,对国家监控加以限制。这些规范加上对违规政府的谴责,将是我们抵制北京为监视、控制突厥裔穆斯林而建起巨型监控国家机器的最实际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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