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生前是个普通的医生，研究流行病，30多岁时做了一件职责范围之内但需要勇气的事，然后为此付出了人生代价。

“吹哨”是件危险的事，因为会触动某些暗黑利益；吹哨者个人往往会因此付出代价。

王淑平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命运。这是医生职业操守的第一条。”

她去世前不久，以20多年前河南艾滋村和“卖血经济”为题材创作的一出舞台剧在英国伦敦上演，名为《地狱宫殿的国王》。

编剧高雅竹（Frances Ya Chu）是半个华裔，父亲曾任美国外交官，母亲是台湾人。她见过王淑平，对20多年前河南的“卖血经济”并不陌生。

不久，她发现当时在河南盛极一时的“卖血经济”中一个可怕的安全漏洞——艾滋病病毒和肝炎病毒携带者卖血，血站的血液制品受了污染，然后又通过不同渠道传染给健康的献血者和更多无辜的健康民众。

血站本身成了一个公共卫生隐患。

中国当时实行禁止血液制品进口的政策，以防止海外的各种病毒通过血液制品入境。但国内在血液的采集和处理方面十分落后，没有任何预防污染、交叉感染的措施。

许多人卖血求生，但对这个过程中的病毒感染危险没有丝毫概念。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血站都没有肝炎和艾滋病毒排查机制。因此，丙肝病毒在各地的采血站畅通无阻。

王淑平写疫情报告，最后卫生部下令必须对献血卖血者做丙肝病毒检测，她则被直接上司调离血站。

她随即成立了一个临床检验中心，挂靠在卫生局，财务自理，主要工作是筛查血液样本。

很快，她发现一个更恐怖的漏洞：一位艾滋病毒携带者曾在4个血站卖过血。

写报告请求血站排查艾滋病毒携带者，又被告知太费钱，事情又不了了之。

王淑平采集了4百多份血液样本，发现HIV抗体阳性反应率均在13%左右。

1995年冬，她坐下来开始写疫情报告。地方卫生部门不理睬，次年到北京“上访”，把报告和检测数据上交卫生部。

她知道这么做意味着给自己惹麻烦吗？

“我当时没这么想。我以为马上会采取行动来解决问题。作为医生，我首先考虑的是病人和公众的利益，不是我自己。我有机会修改报告，而且事情越来越清楚，如果不这么做会有后果。

“我遇到了巨大的麻烦，涉及到权力金钱和无钱无势者的冲突。我决定为感染丙型肝炎病毒和艾滋病毒的无辜的人站出来。”

王淑平去世前一个月接受伦敦Hampstead剧场官网采访，她这么回答。


最后的结果是她被开除公职，与丈夫离婚，告别子女只身前往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过中国。

她的吹哨达到了目的。1996年，中国各地所有的血站都关门整顿。血站恢复工作后，增加了抽血前必须查验艾滋病毒（HIV）这一项。

王淑平很开心，因为很多人将因此免于无辜感染病毒。利益受到打击的人很不开心，包括地方卫生系统官员。

去世前不久的一天，王淑平接受BBC广播4台《女性时光》节目采访，回忆当时的情形：

“有一个地方卫生官员在一次公共卫生工作会议上公开抱怨，说哪个家伙那么大胆，居然把这事报告到中央。

我站起来说，报告是我写的，我是女人。”

1996年晚些时候，一名卫生官员告诉王淑平，她被停职了，可以回家伺候丈夫。

她当时的丈夫在卫生部工作，因为妻子“吹哨”揭露河南“血祸”，在机关也受到排挤。最后两人离婚。


2001年，王淑平只身一人移居美国，英语名叫 Sunshine，意思是阳光。

就在那一年，中国政府承认华中地区面临艾滋病危机，至少50万人在血站卖血后感染艾滋病毒。河南是艾滋病毒疫情最严重的一个省。

政府后来开了一家专科医院，专治与艾滋病相关的病患。

很多年以后，王淑平和美国人盖瑞·克里斯滕森（Gary Christensen）结婚，到盐湖城定居。她在犹他州大学当研究员。

但往事并不如烟。2019年，中国安全部门找到她在河南的亲属和以前的同事，目的是设法让她出面阻止高雅竹根据她的经历获得灵感创作的舞台剧公演。

她没有答应。《地狱宫殿的国王》9月5日如期在伦敦公演。

9月21日，王淑平在和丈夫和友人在盐湖城登山途中猝死。据信她死于心脏病。

王淑平承认，说实话付出了代价：工作没了，婚姻破裂了，幸福消失了，但同时救了成千上万人的命。

她的朋友高大伟 （David Cowhig）得知王淑平去世的消息后发推特致哀：

“她是个意志坚定、无比乐观、极富爱心的女性。”

“（她是）我的英雄。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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