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 老朱煮酒 2017-12-23

(《我们》,扎米亚京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异端思想是治愈人类思想之熵的唯一的药方(苦口良药)。

——,《论文学、革命、熵与其他话题》

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

——王小波,《<怀疑三部曲>序》

《我们》是扎米亚京的著名小说。

书中以日记体的形式,讲述一个在未来的大统一王国“众一国”的数学家、设计师“我”所遭遇的故事——一个没有自己思想的号码,如何成为一个有自我的“我”,被一步步引入反叛众一国的“阴谋”中的故事。众一国由恩主领导,人们高度一律,都没有独特的姓名,只有编号。“我”是号码503。这个王国的人们连作息都严格按照王国发下的作息时间表来进行。王国的人们也不可能自己去找对象,而是在统一领导下由王国的有关机构指定。给那些编号的男女发一种粉红色的小票,让他们凭票进行性生活。除了在男女性交时,众一国的“我们”可以拉下百叶窗外,其他时候,他们都生活在透明的玻璃空间中,而且还有恩主的护卫守护……

我最早知道扎米亚京的《我们》,缘于王小波的推荐:“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G.Orwell)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A.L.Huxley)的《奇妙的新世界》、扎米亚京(Y.I.Zamyatin)的《我们》并称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

但是,与出生在从革命家庭沦为“阶级异己分子”家庭”,后来当过知青民办教师及工人的王小波不同,我,作为一个没有复杂社会生活经验的普通农民的孩子来说,当年读这些书的感受,与王小波们相比,是有巨大的差异的,当时的我,属于吴下阿蒙,还无法真正理解它们“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那时我更多是作为一种经典文献阅读,而很少有现实关联的深思。当时读的许多书,都有类似的情况,因为过去历史对我们有太多的掩盖隐瞒,而我们也正处在向上的时代,正在逐渐远离那些经典作品中描述的时代。

王小波。最早知道扎米亚京的《我们》,源自王小波作品中的推荐

阅读是成长的阶梯。随着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我通过阅读,同时通过自己去寻访、反思生活中曾经亲历或者亲友遭遇的苦难,被尘封的历史,一页一页打开,我惊诧于过去青少年乃至青年时代的无知与浅薄。

就像过去,我自己对于一些经典小说也能津津乐道于具体情节,其实也就止于此,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这种小说之于人类的意义,实则上是对人类所能容忍的下线的探求。比如扎米亚京的《我们》,我过去更多还是跟大家一样,把它作为一部“融合科幻与社会讽刺”的作品,而不是像王小波说的,他们“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

比如墙和翻墙,过去读时绝无今日之理解深刻。翻墙这个词流行后,我总觉得在哪见过,想不起来。重读扎米亚京的《我们》,才豁然明白:

“哦,知识!你仅有的知识就是怯懦。不用狡辩,它是事实。你只是想将无限禁锢在墙里,而且你不敢朝墙外张望。是的!试着看一眼吧,但你会闭上眼睛。是的!”

“墙是全体人类的基础……”我开始争辩。

……

“但幸运的是,在我和绿色狂野的绿色海洋间还竖着一道玻璃墙壁。噢,伟大的神圣的约束边界的墙壁和障碍物的智慧!它们或许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当人类构筑起第一道墙壁时,他们才不再是野蛮的动物……”

扎米亚京的透明的生活空间,玻璃房,难道就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大数据和无处不在的要保卫我们生活安全舒适的摄像头下的空间么?

过去追求乌托邦式的幸福社会,自我从小起,这个社会就一直向我们灌输。我青少年时代,从来没有觉得“做一颗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有什么问题,直到大学时代,听了雷祯孝先生讲座谈关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和一颗被拧来旋去的革命螺丝钉之间的差别,才醍醐灌顶。

同样,幸福不就是我们追求的生活状态和目标么?“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的幸福生活?” 我们从小就爱听爱唱的那首著名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里,这句话我过去唱时从来没有想过“谁给我们安排下”的背后。

就像扎米亚京书里,那些“幸福”的“我们”,幸福到没有名字,只有号码,但众一国里的“我们”都知道,那幸福的生活是“大恩主”的恩宠。那没有痛苦的幸福,代价是没有自由,没有个性,没有妒嫉,没有“我”,只有数字,只有号码,只有时间表……

上大学至今,我走过了许许多多的路,读过了许多许多书,经历了许多许多事,听说过许多许多类似甜美的恶毒的话,许许多多事情,超越了我可怜的想象力,但都实实在在发生过,甚至就在眼前。从过去习惯性的大惊失色到如今漠然如泰山崩于眼前而色不变,是因为见识视野全然不同于青年时代的无知和浅薄,已非吴下阿蒙,也非为赋新词强说愁时,而是拥有了黑格尔所说的饱经风霜的老年人所拥有的理解世界的广袤性,自然明了王小波“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的意味深长,更何况我们如今所处的这个时代。

“我”是个体的私人的原本有自主自我意识的,而“我们”,则是“我”要让度自己个体的私人的自我自主意识于集体后形成的,个体的私人的“我”通过集体的一致性得到领导和集体的首肯,才会觉得自己的幸福和价值。

当我被我们吞噬,个体被集体吞噬的时候,我们会是怎样?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将是“恩主”的,思想是恩主的,幸福生活是恩主恩赐的,甚至性交做爱也是按照恩主管治下的时间表和分配的小粉红纸票进行的……扎米亚京将近百年前就在书里给我们描绘了这一点。这个不幸的预言,后来在扎米亚京的祖国,也在我们周围都曾发生过。所以,扎米亚京写的时候,它还是乌托邦,但对于我们而言,这就是历史,并且是我曾经以为已经终结但实际上并未完全终结的历史。

当然,反抗永远存在,这也是一种返祖的冲动,毕竟,用所谓理性的整齐划一的“我们”来彻底消除感性的冲动的“我”,也是逆人性的。尽管反抗的代价惨烈。就像书中人的代表号码I-330。

《我们》创作于1921年,但在苏联公开出版则是1988年,在这么漫长的时光里都被列为禁书,可见苏联当局对这部作品是多么戒备。

奥威尔,1984的作者,为《我们》写过书评

《美丽新世界》,赫胥黎著,与《我们》《1984》并称反乌托邦三小说

乔治·奥威尔曾为《我们》写过一篇书评,他说“它是这个焚书年代里的文学奇品之一”,“依我所见,它并非一本一流的书,但无疑是本不寻常的书,令人吃惊的是,英国的出版商无一有足够胆识重出这本书。

对于《我们》,谁都会首先注意到这一事实–我相信从未有人指出过–即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创作灵感肯定部分得自于它。此两书都描写了朴素的人类精神对一个理性化、机械化和简单化的世界所进行的反抗,而两书中的故事,都假定发生于现在往后约600年时。两书的氛围相似,大体而言,描写的是同一种社会,尽管赫胥黎的书在政治觉悟上显得少一些,更多受到了近期生物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影响。”

“很有可能的是,扎米亚京并非有意以苏维埃政权为特定的讽刺目标。他写时大约在列宁死的前后,不可能想到斯大林进行的独裁,而 1923年俄罗斯的状况并非谁都会反抗,因为生活正变得太安全和舒适了。扎米亚京所针对的,似乎并非任何一个特定国家,而是工业文明不言自明的目标。”

不幸的是,至今,想把“我”变成“我们”并赐给“我们”幸福生活的“恩主”并未走远,而甘愿成为“我们”的思想,也是甚嚣尘上——人类的思想之熵——一直在诱惑着我们:

你看,平静的生活多美好。

你看,何必苦苦挣扎?

而今天,技术也正在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恩主,或者说恩主忠诚的守卫使者。

“我”,依然是个孤独的不安的痛苦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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