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香港抗争暴力升级之后,刷朋友圈又变成压力山大的一件事。听说卢克文的《香港问题和世界真相》这篇文章发出来几个小时就过三百万阅读了,外加十万+的点赞和十万+的在看。

这篇文章没有提出什么新观点,无非是老调重弹,但仍能引发如此大规模共鸣,还是让人有点绝望,仿佛曾经所有为启蒙付出的劳动都收效甚微。

但好在微信上已出现不少反驳的文章,虽然多少都是戴着镣铐跳舞,不敢多谈政治立场,多从摆史实、讲逻辑入手,各尽其力了。但我觉得以卢克文这篇文章为出发点,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讨论。

作者有一个说法让我感到很熟悉,大意是:“我曾经是一个(相信自由民主)的傻逼,而我现在醒悟了。”

这话我不止听一个人说过,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他们的心路历程多少类似:也曾因为好奇而尝试接触墙外的信息,或者是亲身游历、旅居过国外,但因为并没有看到期待中的民主自由的美好(有一些是遭遇了异国社会的歧视和排挤),所以变得比以前更“爱国”,而这种“爱国”被等同于了对党集权下的中国体制的认同。

其实这已经反应出了根本问题所在:二元对立思维,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左即右,非中即美……这使得一个人在启蒙的路上,稍微遇到点挫折,就回头认可旧的体制,而非再向前一步,发展出批判性思维并形成独立思考能力。

所以,应该有人告诉卢克文,认识到以前自己是个傻逼并不代表现在我就是个明智的人,傻逼的花样如此繁多,也许我只是变成了另一款傻逼而已。

一个人辞职离开了体制出去闯荡市场,莫非以为成功之路必定是一帆风顺?如果发现工作比想象中困难,就会认为成功都是假象吗?

一个年轻人逃离了父母安排的婚姻,莫非以为以后遇到的爱人必定是灵魂伴侣?如果发现恋爱并不如意,就会认为爱情都是谎言吗?

如果我们还没有虚无到这个地步,为什么我们对民主自由出现的问题如此大惊小怪呢?

用二元思维来解释世界并斩钉截铁说“这就是世界的真相”,很难说是客观的无知还是主观的无耻,可偏偏这样的文章又是最容易传播的,因为它极大地简化了世界的模型(中西对抗、弱肉强食),把理解复杂事物的门槛降到了最低,而当这个模型又非常符合宣传机器一直以来的口径和当下贸易战的语境时,普通人便容易不假思索地接受。

翻防火墙容易,翻心墙难;信息重要,处理信息的能力更重要。具备一个狭隘的思维方式,即便身在信息自由的社会里,也像把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扔在野外,它唯一想要的就是逃回家里。

所以我一直相信,重要的并不是改变人们的立场,而是帮自己和他人做好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人和人之间思考能力的最大差别,是认知复杂事物的能力。比起卢克文告诉人们“世界真相”的答案,提问和讨论才是通向下一个门的钥匙。

一、香港叙事的困局

卢克文在结尾处有一句话说: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拯救香港,不如说是防止这种意识形态四下扩散渗透,防止暴乱向大陆地区蔓延。

这虽然是从他的立场出发,却也应证了我的一些观感。防止墙内民众更多地同情香港抗争者,本质也是防止民主自由思潮和运动的蔓延,恐怕一直都是审查和宣传机器的工作重点。

我曾经在另一篇文章里提到过,付国豪在香港机场被围攻事件发生后,示威者曾经发布了很多道歉声明,且不说道歉是否能被接受,但这些信息、图片很快都被微信屏蔽了。那个时候我也有种诡异的感觉,就是当局的目的竟然不是去弥补裂痕和平息仇恨,反而在刻意加深隔阂、离间民众。最近环球时报不经证实发布假新闻“暴徒向装满内地儿童的校车投掷燃烧弹”以及记者白云怡不实渲染内地生处境的微博文章,其用意也都让人疑惑,究竟谁才是分裂者?从墙内的反应来看,抹黑和孤立香港抗争者的宣传工作是相当成功的,但这也变成了激化矛盾的源源不断的薪柴。官媒和小粉红的言论会被实时搬运到推特和脸书上,引发一轮轮咒骂的狂欢。当运动还处在普遍“和理非”的阶段,当局不敢在内地解释何为五大诉求,又包不住延烧的民意,只能在宣传口径上把抗争者硬扣上“港独”的帽子,煽动内地民族主义者们一次次的讨伐,最后真的催生出一群“逢中必反”的“暴徒”,又有什么可惊诧?

如果这是个要人“跪下来叫爸爸”的社会,把暴力变成唯一的通行证,最后就只剩下最暴力的人才能表达诉求。这时人们说他们“本性如此”,而不去考量因果,也不明白暴力的诞生是个你来我往的过程,于是连自己变成了这结构暴力的一环也不自知。

香港问题被放在了中美贸易战的语境之下,仿佛必然会走到这一步。它对今天的中国人的意义,它所代表的体制和价值观之争,已经超越了它本身。

在白信一篇评论文章《“一国两制”还是“一球两制”》中,曾经提到“此次事件(反送中)背后隐含的意义远超出””范畴,它关系到威权、反协商、反自由的中国政体与注重权利、自由和协商的全球政体是否能够并存的问题。”

当中美双方政客在贸易战逐渐深化、逐渐向贸易议题之外的”结构性”领域扩展的进程中,不约而同地谈论起所谓文明冲突以来,香港问题的激化似乎正在与所谓文明冲突论互相印证,首先卷入到远比文明冲突论更为具体、更为全球性的冲突当中,从而自我强化着中美双方对香港问题的分歧,并且突出香港在此种冲突中的桥头堡或牺牲品意义。

我们能够从香港运动中窥见这种dynamic,例如,鉴于香港长久以来坐拥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抗争者们提倡“善用国际思维”、积极寻求国际支持一直是其主要抗争策略,而处在中美贸易战局势中,其求助对象自然指向了美国,也因为有美国的牵制(例如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推进等等),使得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有所忌惮。当然美国有其自己的政治议程,但港陆力量悬殊,弱势的一方选择利用现有的全球权力结构进行博弈是合理的。但是这种策略,刚好被当局的宣传机器用来坐实“外国势力干涉”的实锤,在对内的宣传上面触发民族主义情绪,并加强其反西方的叙事。

所以对同样一个行为,墙外和墙内的叙事非常不一样,前者体现的是香港人一个主动选择的运动策略,后者则是香港人被西方“洗脑”的结果。

这促生了卢克文文章里的最主要论点:“用 “”意识形态在香港造成暴乱是西方搞乱中国的阴谋。”他鸡贼地摘除了这次运动中的两个主体——中国(包括香港)当局和香港示威者,而它们才是这次运动自始至终的责任方,前者的失信和滥用警暴,后者中的一些人将仇恨发泄在无辜者身上,其责任都无法转嫁给任何他者。

民间舆论也常常被裹挟在这个所谓新冷战时代所设定的二元对立语境里。随着矛盾的加剧,那些充斥外网的“逢中必反”,宣扬“中国人都有奴性”、“中国人都被洗脑了”、“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的话语,看上去是和卢克文一流所对立的言论,实际上和把“追求民主自由”等同于“向西方下跪”和“分裂祖国”,以及咬定“香港示威者是被美国收买的”出自同样的话语体系。

在卢克文粉墨登场之前,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媒就已经在不断加强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把香港问题制造成一个站队的圈套,使得人们稍有不同意见便被扣上“港独”、“汉奸”、“分裂祖国”的帽子,从而消灭了内地的一切异议空间。外网上针对中国和中国人甚嚣尘上的仇恨言论,不过是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叙事框架而已。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夕岸写的一篇反思香港运动右翼化的文章《时代游戏》,虽然是否右翼化的问题尚值得商榷,但我印象很深的是她所提出的“法西斯链条”的概念,以及文章最后一段话:

更吊诡的事实又在于,只要中国的威权法西斯主义继续,香港问题就会继续困在反中认同上,其他正义层面的讨论就都不能正常展开。如果运动内部一开始没有系统性的组织和高度的内醒,面对残酷的镇压,逐渐流失的信心,它对外呈现出的导向也就会一路往右狂奔。中国给全世界投下的阴影不只是直接的暴力和恐惧,它最可怕的间接后果是让其反对者的正义,都变得幼稚,单薄和前现代。这条不断运转着的法西斯链条里,并不存在从内部加以和解的空间,甚至保有正义感的人们内心的荒芜和无力,也成了共犯结构的一环。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南方公园、NBA和暴雪?当两个帝国都从骨子里溃败的时候,要找的不是一串二元回答,也不是一个让双方握手言和的中点,而是另一个维度。而寻找这个维度,也许并不如大部分人想像得那么遥不可及。

我和她感受相似的是,关于香港的叙事越来越被钉死在这样一个二元框架上。夕岸在最后并没有回答这“另一个维度”是什么,但是写完了这三篇文章后,我仿佛隐隐看到了一点方向。

二、民主自由是什么?

之前我和一些国内的年轻朋友对话,发现他们也普遍认为民主自由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简单点就是一套话术而已,(还有人直接称之为“伪命题”)。

这让我很惊讶,惊讶于他们现实感的缺乏,也惊讶于历史教育的失败。民主自由是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和协作的方式。人类实现民主自由的过程也是一段实实在在的历史,当我们陷入虚无主义的迷雾,就需要不断向历史去寻找答案,历史虽充满了偶然性,但也是人类意志的不断实践而来的道路,所以它是有方向可循的。

简单来说,民主自由作为一种政治构想诞生于资产阶级革命。在17、18世纪的欧洲和北美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新兴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专制,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诞生了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近现代政治体制。(参考百度百科:资产阶级革命

英国是世界第一个建立近代政治制度的国家,它在1689年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建立了由议会制约国王权利的君主立宪制,标志人类跨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美国在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后,发表《独立宣言》,在1787年制定宪法,确定了三权分立的共和政体。

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1789年颁布《人权宣言》,结束了本国的专制统治,也沉重打击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专制制度,虽经历了几次王朝复辟,但最终建立了共和政体。

这些资产阶级革命里诞生的纲领性文件,对今后的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维持着全球现代社会秩序的价值体系,基本都是《独立宣言》、《人权宣言》里所提倡的那些:人权、法治、自由、分权、平等、和保护私有财产等基本原则,这就是西方“民主自由”的来源。

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崛起只是整个现代性的一个方面,而相辅相成的则是现代的政治体制的建立,以及现代医学、工业化大生产和科学理论和技术的迅速发展等等,人类便由此从前现代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

至于现代性为何会起源于欧美,而东亚远远落后,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活字印刷的发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大航海时代埋下的各种伏笔,在此不做赘述。

只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面临的,其实从来不是“要不要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我们要不要拥抱现代性,还包括其麾下的宪政、法治、人权等等配套设施?毕竟严格来说,它们也都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产物。

我认为现代性虽然起源于欧美,但却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理应由全人类共享。

而且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改革开放就是最好的实践。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是对内进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而对外开放则改变了中国大陆自1949年后经济上对外封闭近30年的情况,使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10年中国的GDP就超越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参考维基百科:改革开放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改革开放以来,有众多海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企业开辟了海外市场。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向中国提供了包括无偿援助在内的各种形式的长期援助,、澳门和台湾地区也对中国大陆提供了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和理念等支持。截止2009年,中国接受发达国家的无偿援助近67亿美元(约469亿人民币)。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知道以冷战的思维看待世界格局是多么愚蠢。中国的崛起固然和中国人的勤劳刻苦分不开,但若是没有市场的作用,大生产的引擎根本连启动的机会都没有。西方殖民者曾经用武力征服去开拓出全球市场,造出深重罪孽,而我们在一个现代世界里用友好协商的方式就打开了全球市场,成功发动了工业革命,仅用了不到四十年就大面积摆脱了贫穷和落后,这怎么不算是一件好事呢?

形似铁X军事论坛的网友炮制出来的中西对抗、弱肉强食的前现代叙事,本来早已失去市场,却又在中美贸易战的时期,借由作为冲突前线的香港来借尸还魂了。但想到整个时代都在开倒车,就也不难理解。时势造英雄,时势也会给小人兴风作浪的机会。

要知道,人类跨入现代性的大门已经三百多年了,我们其实早已身处在一个普遍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中西之间的差别,远远小于前现代和现代的差别;中西之间的矛盾,远远小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以及人类的无度发展和有限的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

制度改革,任重道远。不只是对于中国人,对于整个人类来说都是如此。

而留给中国人的问题可能是:我们何以开创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说民主自由是西方专利我相信很多中国人不答应,这等于说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配拥有民主自由,这又是何等反动?民主、自由明明写在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必然会是我们前进的方向。那么它们和西方的定义有什么不一样?在执行层面上又是如何实践的?它可以被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案例来讨论吗?

当我们不再言必称美国,不再把美国作为一切的参照物,不会拿它的好来标定自己的好,也不会拿它的坏来正当化自己的坏。当我们终于停止把自己的命运投射到他者身上,才会真正开始正视自己的存在和需求:

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要去往何处?我们热爱什么?珍惜什么?我们想要怎样度过人生?我们希望自己的后代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世界?我们想要创造什么样的未来?

比起卢克文曾经沉浸在“民主自由高于一切”的热恋期后来却碎成满地渣渣的悲剧不同,我其实自始至终都没喜欢过民主自由。

十年前去英国留学的时候,我就讨厌做一个project时大家无休止的讨论和征求意见,那种冗长低效的程序让我无比烦躁。近两年再来美国学习和生活,同样因为痛苦的teamwork崩溃大哭了一晚,觉得自己一个人明明可以做得更好,凭什么要被小组其他人拖后腿,最后交出一个平庸无比的成果?我宁愿自己做所有的工作,换来一个好点的成绩,不也是集体受益吗?

结果,小组其他成员十分不满我的大包大揽,说:“我们也有学习的权利。”

一个从小接受父母的安排,在学校里跟随老师的安排,工作了服从领导安排的人,最大的自我意识,就是要成为这个体系里的强者,将来也要如此安排别人。这样的人身在一个以参与、合作、协商为导向的社会里,真是浑身难受。

我觉得早早看清民主自由并不保证美好幸福的现实,是件好事。然后我们就知道,民主自由把追求美好幸福的责任,放在了每个人的肩上。它不基于任何人对我们的承诺,而是基于每个人对更公平的社会、对更有尊严的生活的向往。

我曾无比思念自己的故土和亲友,也尝试回到中国做事,但却发现在那里无法安全地去做想做的事。

我在美国并没有多少归属感,也不像一些朋友那样喜欢美国的文化,但如今仍然漂泊在这里,不过是因为作为一个写作者,无法舍弃自由表达的空间。

我们向往更多地参与会影响我们每个人命运的政治决策,并且监督权力的使用,从而保证我们努力创造的社会财富滋养了这个国家的民众,而不被少数权贵收割。

我们向往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看到其他人的不同意见,从而具备更多元的视角去应对复杂的社会议题,而不是成为结构暴力的一环却毫不自知。

对于我来说,仅仅是正视自己作为一个现代人的需求,就已经走在了民主自由的道路上,而我不希望,这竟然会成为一条犯罪的道路。

三、知识精英的败局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卢克文那篇文章刷屏时是什么样的感受?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兵败如山倒”,源于自己体会到了审查和宣传机器在香港问题上的次次大成功,以及那些搭顺风车割韭菜者的回回大丰收。

我反复对朋友说,如果不是香港,我看不到审查机制这么多年积累的成果,也看不到宣传机器全功率运转时的奇景。

我很佩服那些在这样的铜墙铁壁中,仍然寻找到一点点缝隙,发出哪怕最为克制、最为温和的不同意见的人。比如那些孜孜不倦地和卢克文计较逻辑和史实的公众号作者,比如那些在中大被攻占时写出了自己真实经历的内地学生。

最近我看了赵思乐的一个采访视频,她提到的一个点我很有共鸣。她说,2008年曾被称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汶川大地震之后,民众参与社会的责任感和热情都空前高涨,大量民间组织出现并且十分活跃,直到几年后国家收紧对民间组织的管控才沉寂下去。08年到现在也不过十年,那么多曾经有着公民意识的人们都去哪儿了?他们消失了吗?

我也很清楚地记得,微博在2009年创立,真正开始全国流行是在11、12年左右,那时候微博上的公知还是意见领袖,那时候仿佛全民都在上面关注和讨论社会时事,还一度出现了“围观改变中国”的口号。

我这几天都在梳理中国女权行动派自12年开始的很多社会活动,从她们曾经如火如荼的运动状态,也能够窥见当时公民社会的蓬勃。

不到十年而已,那些人消失了吗?我认为并没有,只不过大多因为寒蝉效应而沉默了。所以我们也不应该把表面巨幅粉红化的舆论风潮看作是社会的真相,更不能从本质上去判定“中国人有奴性”、“中国人就是配不上民主自由”。

人性中的弱点是普遍的,不存在欧美人就比东亚人更勇敢、更聪明、更自律,或是天生就比我们独立自主,天生就懂得如何运作民主。如果美国和中国有同样严厉的政治环境,人们会因为说错话而被学校开除、被单位解雇,长此以往,我觉得愿意出来逞英雄的也是极少数。

所以某些知识精英们也该醒醒了。人们不是一群待宰羔羊,他们也不是任由洗脑和压迫的客体,即便今天,他们也仍然是社会的主体。

前些日子刘果来纽约做讲座,我们聊了下关于现今局势的话题,他说的一句话我很认同,大意是:水载着舟,水决定舟的去向,舟不能决定水的流向。

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不是某个人决定的,而是从这个社会里生发出来的,它被环境里已有的各种因素所促成。民众和他们的统领者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之所以这样的体制仍然在有效运转,也因为大多数的人相信、认可、习惯和依赖这样的体制。

某些知识精英们讨论着民主和自由,但是却不相信人民的作用,认为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党、在于某个当权者。而只要后者不改变,前者做什么都是徒劳的。

他们对于那些愿意身体力行地去做在地工作、愿意去联结和建设社群、愿意去开启民智、愿意一点一滴地改变潮水流向的人嗤之以鼻,嘲笑说“你做这些有什么用?”

可是当你去进一步追问:那如果这个当权者下台了,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如果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体制没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没有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相处模式没有改变,人们应对问题的眼界和能力都没有改变,权力结构会真正改变吗?下一次就会不一样吗?

我不知道。但看到中国千年的王朝轮回,看到数个国家民主转型失败,都没有让人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话,着实非常遗憾。

在香港问题还没有极端化之前,我看到周保松老师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把香港年轻人的反送中运动和曾经六四学生们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类比,意图唤醒大陆人的共情。

但很可惜的是,在我看来,六四在大陆一直是个禁忌话题,它对于当局是个巨大的污点,对于民间也是个巨大的创伤,所以整个社会都讳莫如深,人们并没有机会为六四展开充分的讨论,更没有积极的反思——使得其作为一场社会运动的经验得到总结和传承。如今留存在国内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因香港问题而被重提,却也遭到了污名化,变成了“追求民主自由”的反面教材。

卢克文的文章之所以不可小觑,就是因为它也在把香港问题编成“追求民主自由”的反面教材,而放在一个反西方的语境里,其影响可能比六四造成的副作用更加恶劣(毕竟在六四,民众还是普遍认可和同情学生自发追求民主的动机的),文章的传播量多少佐证了这种影响。面对这种堪比泼粪的文章,某些知识精英们却只顾在自己小圈子里吐槽和表达不屑,笑称:“和流量小贼认真你就输了”,把舆论阵地拱手相让,那么以后也就别再批判吃瓜群众不可教了吧。

作为一个曾经的键盘侠,这两年我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一群女权行动派,我从她们身上学到了太多东西。她们教会我要共情大众、和普通人站在一起,她们教会我要敢于克服自己的洁癖、敢于袒露自己的脆弱,要拒绝迷恋强权、粉饰完美。她们教会我要走进赛场去弄脏自己的手和脚,去在实践里打磨自己的信念,而不是当个拉拉队员一样站在场外喊加油。

只有行动才会克服内心的虚无和恐惧,所以在这三篇文章的最后,我也把这一剂良方送给你。

我也不断因为看见当局的所做所为而感到痛苦失望,又因为经常不被身边的人理解,进而落入愤世嫉俗的低谷里,忍不住向四周发泄怨恨。但是我还会无数次地挣脱出来,去做好我所相信的关于公民教育的每一件事。

上文里我说,十年而已,那些有公民意识的人们并没有消失,但是再过十年呢?整整一代人过去之后呢?

在审查机制的压力下,我因反复感受到语言和意识形态的无力,才会转而进入现实空间里,尝试和更多人建立联结,尽量组织线下活动,不断提倡要深耕社群。打破现状可以是迅速的,但培养人的能力却是漫长的过程。我没有牺牲的勇气,只能一边保护自己,一边选择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做事。倘若有一天水温回暖,而大家没有走散,依然保存着公民社会的有生力量,我们再一起奋起直追吧。

所以我依然是乐观的,因为这个年代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而我尚还年轻。

历史总是在前进,我们总有人正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