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懷火Reignite
文为「低语与行动：反送中/大运动中的左翼声影」专题访谈之七，点此阅读专题序言
访问日期｜7月5日
访问地点｜观塘
受访者｜黄彩凤，观塘师奶，家有两位伤残，可爱的儿子七岁，于五月底发起「全港九新界离岛师奶反送中」联署【注1】，至今共有逾六千人联署，引起了广大媒体甚至立法会议员的关注。目前与一班师奶管理同名面书专页，持续以「师奶有嘢讲」各区街站、送汤站、网上「师奶现场」行动留言帖等，参与反送中运动。
编按：
这篇访问早在几个月前就做好了，但当时有鉴于关于师奶反送中的文章已经非常丰富，所以决定押后才出，怎料运动风向迅速改变，罢工、行动升级、国际连结等迅速卡进了种人目光，再讨论组织或社区看起来有点离身。本以为文章或许已经失去了时效性，今天重看却有不一样的灵感。
当这个星期的反送中运动进入了一小段停滞期，而当众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国际角力并开始祈求某些虚无飘渺的国际救赎而自我阉割时，小编认为这篇文章是一篇返璞归真的提醒。想起运动初期那种各种社群动起来的DIY精神，或许是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拾起的东西。一个城市政治化与否，未必是要每个人都要学像军师般的计算国际大政治，而是如何让最普通的人都觉得「自己」「可以为众人做点什么」。这种具备DIY色彩的政治，或许才是让人走出无力感的关键。
这篇访问也是小编们做得比较感性的一篇（想起编C在访问的时候多次被感动得眼湿湿……）。希望在这艰难的时期看这篇文章的你们会感觉到一样的感动：想当初大家不就都是从零开始干起来的吗？而有了彼此的话，我们还怕什么呢？
1. 连结师奶议程的动机
编A：妳是如何开始参与师奶队，又是怎么样找到各路师奶出来呢？
黄彩凤：我不是由一开始就参与反送中运动，我4月底游行才出去两小时，没有怎么与别人聊，因为现在生活很封闭。后来5月底，突然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搞联署反送中，那时我因为照顾家庭出不了游行，所以想以师奶的身分写个联署。写之前，我有问过我儿子的小学家长群组，反应很令人心惊。我慢慢才发现他们中间有蓝丝（支持政府、警队者）。最可怕的，还是全组三十多人大多默不作声，我心想这状况有些不妥，对不对？我就不出声了，因为没有对话空间，但也因此我觉得一定要做些事，一定要搞这个联署。
反而是在联署上，我加了一栏叫「师奶心声」的开放题目，没很久就有很多人留言。我平时接触的基层屋村师奶，多谈日常生活，少谈社会议题。那时，我才意觉到其实在师奶的处境里，不少人也很有想法。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师奶留言说，平时我又要上班又要顾小孩，现在还要出一件这样的事，民生已经那么惨了，政府不要出这些搞乱我们吧！这样的反应是很生活化的。
那时我想，连不认识的师奶都这样，不如问一问认识的师奶。很多朋友来找我都说：「我也是师奶呀」。因为我用了师奶做联署，否则谈反送中时状态就不同了。慢慢地，我们以一个Facebook秘密群组的形式，组成了一个不算是组织、最多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东西，当中有的是素未谋面的网友，也有原本认识但很久没谈天的，也有朋友介绍下认识的。一开始我们只是在谈天，见到有什么小事就做，过程中我们没有多谈对运动的看法或感受，因为我们都很忙。例如我有一个读PhD时的同学，她有两个小孩，但没有请家务工，另外还有一个要带三个小孩！
讨论具体做什么行动时，有什么政治参与门槛够低？我认识的那些住劏房、一个人带三个的师奶，连喂奶都来不及。很深印象的，是有一个师奶前来问我：「喂，申请公屋的表格要到哪里拿的呀？」他们生活里面的事都未必处理得到，你跟他们说其他事，真的不是什么。
所以，我们群组内有师奶提议鼓励人登记做选民时，开头我是反对的，不过后来我都说好了吧。我本身觉得投票不是一个好的民主制度，最少数的声音一定被排出，公投的话，很多议题都死掉吧！但是接触师奶以后，我都会想可能这是对于她们来说，对于某一种的政治而言，门槛最低的一种参与。所以我说：「好，我们做这个」，但我再弄了一个易拉架，写着「社区有咩需要？师奶有嘢讲！」（社区有什么需要？师奶有话要讲！）我觉得应该反问他们需要什么，觉得自己有的讲时，他们才会投票、登记，可能最后他也不投，但没所谓。如果他们都不可以找机会讲自己想讲的诉求时，当然就更不会投啦。
我们初步发现大围需要图书馆，彩虹需要扶手电梯。我们特意叫当区的师奶自己说话。我们其中一个残障的师奶「嗌咪」（用麦克风说话）前，说自己平时没有这样做过，我说「不要紧，嗌啦！」最少他是当区的师奶，他可以嗌一次，就算没有人听到。
我们游行前街站的主调是「一带一路」，一个人带多一个人就够了，我觉得这很厉害，是我一个师奶朋友提的。我们不可以改变全世界，我们改变一个人就够，只需要你用心机去改变。街站推动大家登记做选民是，也说「一带一路」，朋友，不一定要投给你心仪的一位，但要引起他对投票制度的关心。
2. 反送中「师奶化」：边缘主体的政治化
编A：这正正是日常议程，与一些好像要专业知识的政治议程之间的断裂，那些时候大家就好像自动绝了缘。我今早给我妈看妳的专页，她就问：「她们是不是真的什么都知道，有那么多时间去知吗？」你提到的东西，都是在直面这个断裂，对吗？
黄彩凤：我们师奶有很多事情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落区的时候，我都会说，如果我们师奶真的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停下来，解释给我们听？这个意思是，我们不是全知，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我有什么不知，你要尝试告诉我。
所以我们平台现在出的资讯，主要是想透过「师奶化」，我们发布的消息都是用师奶的语言去讲，更加不会是理论的说法，让普通的市民都可以知道可以做什么。我们不是运动经验很深的人，大部分人都没有如何做过组织，但我们就是要将政治从所谓的专业知识拉回地面，其实你就是要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嘛。
就算是蓝丝，你也要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才有机会对话。如果永远都只造成对立，这样只会有更多的仇恨，也解决不了议题中一些长期的问题。
编C：妳提到你在小学家长群组中，觉得大家都很静，但多数人在这情况下，都是会觉得没有人理就别搞事了。妳却刚好相反，觉得人们很静有问题，我一定要做些什么。这一个主动性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呢？其实很多人就停在这里，没有人跟我一起做，就不做了。
黄彩凤：这比较多是我早年在自治八楼的经验，令我可能跟其他人的情感与自发性有些不同。八楼一向做一些边缘的议题，如公共空间呀、直人撑同志，甚至我做硕士论文时做的《卵子体欲》放映的影片【注2】，都是一个人做的。正正是有些事情所有人都觉得不可以讲，成为沉默或禁忌，一定是有一些原因的。这比较多是我以往参与运动，愈没有人出声的议题，愈应该去做。
另一方面，我们当时也在说一个集体，即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主动性、行动性，一个人都可以做一场运动。正如我PhD做伤残女性主义也是同一个原因。其他人觉得不重要，但是只要我觉得找到某一部分的重要性，已经值得去讲。不一定要所有人都同意才做。所以当时那些家长没有反应，我就很大反应。可能也是这样，家长联盟要在自己的学校里走出来，才能找到相同的声音，不可固守在保守的环境之中。
3. 在恐惧与对立中，建立新身分的契机
编C：妳說只要是你觉得重要的边缘议题，妳就会做。那今次妳看中的边缘性，是反送中议题下妳的某些特别的观点，还是师奶本身的政治参与呢？
黄彩凤：我觉得是讲师奶的参与多过反送中的。以往都是这样，如果讲大议题的话，其实我通常都不是太出声的。就送不送中来说，如果大家有关注内地的情况，做内地议题的朋友都会提到，条例并不是把所有人轻易入罪的意思，坊间那些中港矛盾的说法，在整个运动情绪中可能更强化了，常常听到「我是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是有一点恶心的。但是我觉得这可以是一个契机，至今在这个议题上又不是这样对立的，没有以前那么厉害。
具体来说，如何去做那个溶解呢？我们有一位残障的师奶，他很讨厌大陆人和新移民。那时有一个新移民来写东西，这个师奶说自己本来很恨他们，但如果他们都有站出来，那又不同。他住上水、粉岭那区，那里对于他来说真的是沦陷了，全变了奶粉、金铺。我就用他关心的性小众问题作类比，问他是不是因为我们跟新移民或大陆人少相处、没时间磨合，可能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所以反应才那么大。这是透过谈天去纾解本来以为很重的感受。其实没有一个人天生就会有什么政治立场或感受，但你只是否定他的话，就没有话聊了。要熟悉那个人，有基础之下才可以对话，否则就是一种对立。
我尝试透过「师奶」的身分把大家拉在一起。当初我也不是那么刻意的，通常我的判断不像某些组织，有很多理论的判断，但我总是相信透过日常生活吸收到的东西。如我自己出不去游行，可能其他师奶都是这样，这正是很多运动处理不到的。我觉得那样东西一定是准的。而这就是我尝试在这场运动之中，带动另一种身分认同的群体出来，不一定成功但先试着做。我也想在一个关系网络之内推动共识制这回事，师奶之内如何互相成为带动者，这也是我们和其他组织不同的地方。多少个人OK就行，急的时候快些，不急时做什么都可以倾一倾、等一等。
编C：有左翼朋友讨论面对群众与自己有距离时，好像也比较灰心，觉得没有一个说法支撑自己去参与。你对于反送中的主流论述也不尽同意，但你很积极地拉近大家的距离，把你的关注融入去，尝试超越一些坊间说法的问题。
黄彩凤：我在联署中会说，大陆维权律师的师奶也是师奶呀，这是一个比较暗藏的讯息，把中港人再连在一起。我另一个的做法就是，由其他师奶去自己讲，条例通过对自己有什么重要。例如那位大围残障师奶，他嗌咪时提到经济影响，会担心送中后国际失信心，香港经济转差。这是一般市民都会怕的，但残障家庭的担忧更大，因为很多家人都是被照顾者，如果家里有人失业就非常糟糕。我们就会放他的说法到全组里面一起谈，有人会补充说，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很多人都不知道，媒体的的声音与群众是很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与群众站在一起的原因。你在现场与人沟通的时候，就会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平板。这种情况是有的，但你一定要透过认识其他在你圈外的人、街坊，冲破自己的同温层，否则你只会看见别人的平板。这是事实。我推动师奶们在Facebook上出「师奶现场」帖子，写出自己在现场上的所见所闻，把眼前的立体化。可能当中也有一些很主调的东西，你不能抹掉它，也可能占了他们想法的一大半，但你要一分一分地松动他们。
编B：一般人说的那个恐惧，我们都必须承认他有非常夸张的成分，有些左翼有合理地批评恐惧动员的夸张，但你的做法是承认那些人真的感受到了恐惧，再让他们说出那是什么，其他人再说多一点，把恐惧慢慢变成更扎实一点的东西。
黄彩凤：对。倒过来说，其实平时没有事发生时，人们一定是因为有些原因，所以不出来。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单一化，而要在他们关心的事上面扎根。但你一定要承认他们关心的事情。
编B：妳想说政治化比议题本身重要，但是如果不说一下妳对议题的看法本身，那还是会比较容易先被主流溶解吧，好像还是需要一点对议题的分析？
黄彩凤：我自己的话，我唯一觉得的就是，反送中比廿三条（有关国家安全法的基本法第廿三条）还要贱，2003年廿三条立法都明目张胆地推立法，但这一条很鬼祟。虽然说在中港都可以被捕，以前我不怕，但现在我是个师奶，不再是一个全职运动员，我有我的负担，不可以被捕，我都真的会害怕。我有问我老婆（彩凤对丈夫的称呼），他很喜欢回大陆旅游，住酒店又便宜。但我可能不能回去了，这是很具体的。
这个环境变得这样恐慌，对于一个师奶的处境，真的是在现实地面对的。政府透过这条条例，令到我们的生活很紧张。我也有说，我们这一代还有几多年命呢？我这样做都是为了我的儿子将来的生活空间。我只是想这是简单的生活上的恐慌，一个普通的师奶都是这样想，很具体的。我和其他组织内的朋友在想的事真的很不同。
可能你会觉得，大众出来的原因可能很愚蠢，但你连数目这么多的声音都不理？如果今次这条那么顺利过渡，那政府平时要如何玩弄你都可以，所有条例的空间都可以收窄，这是很生活化的。后来累积的人数，都是因为大家看见议会上乱通过委员会、不理民意的制度暴力。 6月12日之后更甚，是警方使用武器的暴力，也是更多师奶出来的原因。我就是在一个大运动中的人，我也可能根本就没有特殊想法或批判，我真的只是这么多群众之中的其中一个。
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可以松动得到我老婆。以前他是完全反对的，今次都会松绑让我出去。以前他会说：「你的儿子需要你呀。」今次不同，我要出去摆街站，他会打电话给我说：「你漏了扩音器没有带！」劲呀，我动员到一个人啊！这真的是大众内很卑微的事情。
4. 师奶是「师奶」气质：我们不是「好妈妈」
编C：那妳的师奶朋友们在行动中，跟主流政治说法的关系是怎样？
黄彩凤：没有，讲「师奶」的东西就可以。我之前也有参与另一个「妈妈群网络」，现在她们人力资源很够所以参与少了，但她们成立没很久，也非常努力。她们起初对于暴力的说法比较主流，我们师奶组内部就会有人出来说「不是呀！」，我们会七嘴八舌地说想法。
我们是很刻意地要用师奶的气质与节奏。我今天做的横额都被他们笑，因为我是用旧窗帘布做的，我们明天又去摆街站，煲了汤。我在宣传中有说我不会煲汤，是其他的师奶会，甚至有专业煲汤的朋友！又有人问天气太热会不会煲凉茶好些。我们的风格就是很师奶。
编B：你觉得那个师奶的气质与节奏，与「妈妈」这个身分有什么分别？因为很多人在行动中都提到妈妈的形象，说「不要再打我的小孩」。你在说的是一种比较通俗的又有民间智慧的「师奶」形象。
黄彩凤：主流讲法是要保护小孩，就算不喜欢暴力但体谅这班小朋友。我们的声明就不同，我们说你根本就在用空城计，这笔未还算。我们不是「好妈妈」，我们是什么都可以讲的，闹政府时我们会说：「我教仔都识啦，叫个仔认错无用的，叫班官认错都无用，都死性不改。 」我们说的比较现实、生活化、基层一点。我是有意觉地做这件事的，我已经做了七年师奶，我觉得很需要推出来的一种形象。
我本人其实在策略上也很保守的，我们也要尊重主流的做法，他们抗衡的是蓝丝那种抗争者彻底暴力的说法。我觉得要去承认你认同得到的地方，如果你认同不到，那就去介入、参与，否则就会有点抽空。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有启发的观点去互相冲击，但如果要去到很深层次的启发，你真的要去尝试去改变。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全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流做到的是什么，不能介入的话就在另一个地方去做。例如我自己会去叫师奶们讲得愈多愈好，什么都可以说，去试以少数人抗衡主流论述。
编C：你提到的是，以大家的成长与充权的程度，去评价行动成果，而不只是由成果来判断。
黄彩凤：是呀，要看他们的背景。正如人们恐同一样，如果他没有一个同志的成长经历，他的做法是一样。所以我们也有在想长辈图，我们师奶组中也有些人的长辈是蓝丝，常常想呕血，但是我们会想法去应对蓝丝的长辈。我觉得这些长辈图很好啊，很前卫的。
编C：哈哈，我手上刚好有几张！
5. 组织工作的自觉：政治化在于日常，日常就是现场
编B：妳說你们不是一个组织，但是听下来你有一个很强的做组织工作的自觉，而不只是在动员。妳同其他人的做法其实是很不同的，而正好是其他左翼朋友想做但做不到的，很多左翼朋友停留在批评大运动中群众都是个体户或是做个人的行动来支援大运动。
黄彩凤：妳这样说的话，我其实是在做组织。但不是一般人说的那种组织，我们是在自我组织和组织人，每个人都是这样。例如我们每一个师奶都有自己的强项，就由那个强项出发，懂设计的，就透过出设计来组织我们出这个post，就这么简单。在任何社群，必须这样才可以持续。
所以她们有时说：「彩凤，你说怎样做就怎样做」，我说不可以。我不会话事，但我有不同意的时候，也会说：「好吧，我都做吧，因为⋯⋯」，我们会有妥协的。当然，我暗中也知道有位残障师奶参与度不高，我会特意在一些事上找他做，慢慢他就会主动说：「彩凤，我可以做这个！」俗气一点说就叫充权，但充权不是你给予他，而是他早已经有，你是一个渠道，把他所有的发掘出来。
我几个月前做盲人工潮的组织时也很像，那时我也只是一个媒介而已。例如，我会有很强的意识，知道某个盲人会写文章，就问他可否写一篇文章放上网；知道一个智障的学员懂得开Facebook page，那就由他来开page吧。把他们的所思所想，透过自身的经验，发放出来。那时我把他们扣连成了一个联盟，不过那是形势需要，因为要与工厂谈判。每人都有自己的强项，它只要出得到来，大家就会继续去做。
共同性也是要刻意去经营的，我们的群体里也有中产的朋友，学历高或者是社工，我们要在每一次告诉他们倾向基层，但当然也要他们的认同。在共同之下，我也会强调有什么差异被边缘化了，例如残疾、男师奶。人们常常说：「你们妈妈要出动了！」我要不断提，不是呀，我们第一个男师奶就是梁宝龙！
编B：你说的这个基础，真的是跟其他的动员方式不同，因为其他的动员和组织方式，特点是大家只要留在最低限度的共识就可以，如「香港人」，也不需要经营更进一步的共同性，因为他们害怕推进共同性以后就没有群体，对立也会增加。
黄彩凤：那是因为师奶们都困在家里呀。大家都有些事想做，难道真的想日日都在洗衣服吗，但正正是这个特性：大家都知道大家很难，所以只有网上聚。那时盲人工厂时我也只在Whatsapp认识他们，之后都是行动时第一次相认。每一个群体有自己的困难，你就用他们最方便的渠道去做。而师奶最方便就是用上网，「几时得呀⋯⋯没有空下次吧⋯⋯要喂小孩了呀？得闲就回覆啦！」出到街站，我们都会迁就当区的师奶，全部都是他有困难的地方就迁就他，所以才维持得到，因为我们看得见他们不能出来的困难。
真正的动员不是一定要出得到，例如有人赶着想要出文宣时我就说「不」，我们这时应该要说说为什么出不到。每一次有人说出不到，我会说「不用说对不起」，后来大家都习惯了。要运动持续到下去，就要知道它的困难在哪里，不过这做工人运动时掌握这些节奏比较容易。
编B：你刚才说到了一个日常化的政治化方法，我觉得是一个很敏锐、很高度自觉的左翼政治的做法。那个差别是，当大部分人说，如果我不出来反送中，未来的生活就会怎样悲惨。但这些完全没有办法进到日常生活之中，连结不起来，他们在运动中还是把当刻看作一个日常生活之外的「特殊」状态，而当他们离开运动时就会「回到」日常生活。
黄彩凤：妳帮我讲出来了，其实我想讲的就是日常！工人文学奖已经算好一点了，但现在都没有人搞了。
编B：你提到工运，但你超越师奶参与的困难的做法，性质上一样，但感觉很不同。工运里的形象很阳刚，是我们克服重重困难以后冲出来了，但他不会强调那些脆弱与踌躇，不是真的去承认这作为一个人的障碍。
编C：我觉得他们对行动的想像也有局限，好像一定要有人现身说法，因为毕竟罢工是真的要靠身体出现在劳动现场，但是你们是参加不到现场行动也可以参与。
黄彩凤：这是有现实困难的，工会要跟进很多个案，不少会有阳刚或冲的气质，容易会有这个形象。不过我们有一个说法，是每个地方都是一个现场。对于一个家务劳动者，家庭一定也是一个现场。我已经没有受薪或雇佣关系，但我还是常常在群组里说：「我老婆又不让我出去了」，大家会来安抚我，真好。家里就是一个现场。讨论到选举，我都会说，老婆不让我去就算了，大家就会叫我游说一下他，总之那个现场是无处不在，我和老婆拉扯就是一个现场。
编C：最后，你对于目前组织做到的事，有什么检讨？有没有什么位置是特别难做到的？
黄彩凤：整场运动就很难检讨了，我还是觉得斗不过我「老婆」。第一是我的照顾困难，很多事都很难踏前一步，这也是师奶队的核心。第二是我对老婆还是不够强硬，他一句说下来就说你要凑张悦。我还是冲破不到家庭的问题。想那么多女性主义，但在家里还是谈判不到些什么出来。
编C：以前听你说，跟小孩的相处也是一个日常生活政治化的面向吧？
黄彩凤：我现在没有太迁就他，但他始终有自闭的特性，很难拿捏什么时候那是他的特性才倔强。现在有进步，我要出门摆街站他还是想哭，可是他现在会问我：「妈妈，你那个反送中搞完了没有？」我的方法是用时候解释给他听，不纵容他就不断唠叨：「你知不知为什么妈妈要⋯⋯？」每一件事我都会解释，做盲人工厂的时候他哭了，说妈妈只顾看手机。我停下，跟他谈一会，谈到我自己也哭了，他就叫我别哭。与小孩子谈判需要时间，如果你也当他是一个人，那就不能只有「纵」或「管」的说法。其实你要由他不认知的许多事情开始，解释给他听，陪他一起去决定。这不是「纵」，而是给小朋友民主的方法。
我也有说他，「你不就是暴政了吗？你又不让我出去了。」两年前我要去七一游行，他不让，我就写了「不要专政」几只字要他帮我贴。他问我专政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专政，就是你呀。我再慢慢解释，是不是你说了就算呀，以后他就不敢，说：「妈妈我不专政了」。那算是一个日常情感政治角力吧，有很多的。那些情感是很复杂的，不只是一个父母管教的问题。例如我自己也有情绪，我也会不开心。
注1：「全港九新界离岛师奶反送中联署」，发起人：官塘师奶黄彩凤（家有两位伤残），2019年5月28日。见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uegu7LxhhBzdk2yiGMpdut-pXPiepZxhSZO2aPuYWl4/viewform?ts=5ced5787&fbclid=IwAR2vi6CKKe5fh-UakFmXxLONN_GHG3JJ11tfQhGuRqqmFSmwr9dikMrqnJE&edit_requested=true
注2：黄彩凤（2008）〈中大放映《卵子体欲》2003年宣传文字〉，见「忧郁的欲望」，2008年3月3日，https://choifung.wordpress.com/2008/03/ 03/中大放映〈卵子体欲〉2003年宣传文字/
文｜Anna
图｜Trim
日期｜20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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