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纯:青年学者,研究政治哲学、伦理学、价值现象学、思想史与中国当代政治文化

今天年初我写了一系列关于深二代的文章,后来我反思了一下,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个主题。最有可能的答案是,我开始需要一个在地理上的确定“身份”,或者直白点说,自己人到中年,需要一点归宿感。

我在很多个地方说到,我对“潮汕人”这个身份是没太多认同感的,因此我对“深圳人”或“深二代”的身份稍微有一些期待。跟毕业后来深圳发展的人不一样,我对这个城市的发展速度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我感受到它对新兴科技毫无保留的拥抱,对投身国际竞争一往无前的勇气,也享受到由此带来的便利和机会,但在某种程度上我的人格同一性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在人缘冷淡的中学时光,我建筑起来保护自己的文学世界是有一些物质依托的。我把在红岭路和红桂路交界的那个有阳台的家想象成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塞纳河左岸住的小阁楼,我把从那个十字路口到红宝路的那一段距离,命名为克劳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荔枝公园湖面上的夕阳,是泰戈尔的守财奴,正在收起他最后的金子。后来小阁楼拆掉了,建起了红岭路地铁站,弗兰德公路上KK mall拔地而起,那些金子还在,只是我再也找不到那个年代的光芒。

我回深圳已经七年,这七年里,我们家的物质生活大为改善,至少我不用蜷缩在阴暗的上下铺凿壁偷光,也不用坐40分钟的公交车只为去罗湖图书馆借一本书(押金五十只能借一本)。只是我无法再次和深圳建立那一种“雪中送炭”的联系,那是一个狂飙突进的城市用它全部的胸怀去包容一个贫穷、孤僻的青少年。我现在也没办法和它“肝胆相照,惺惺相惜”,因为它如今展现给我的,正是当初那迫使我自我边缘化的东西。

我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每一次到一个班级,都暗暗下决心,要和同学们搞好关系。我和每一个集体都融洽过一段时间,比如四年级时每到周五陈志乐会邀请我去他家打游戏机,初一我和邬海忠几人去螺岭吃了一年的肠粉,高一我还试过课间和山鸡在走廊吹水。到了最后,我都会被他们激烈地排斥,被排斥的原因大同小异:当我对群体里面的风气提出质疑,最后往往是我败下阵来。

我对深圳最大的不满在于它的文化活动数量少质量也不高,深圳的人对于不能赚钱的文化事业也有一种的天然的鄙夷。这两件事互为因果,最后使得深圳变成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我并非说能够赚钱的文化事业质量都不好,但如果一个城市只想吸引赚钱的文化事业,那它最后能得到的,也只是钱而已。因为看透了这点,一旦我想参加任何文化活动,我的港澳通行证就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我想找个人聊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也会优先考虑找河对岸的某些朋友。

自从被限制过河,我的文化生活受到了空前压抑。刚好最近密集地收到深圳文化类活动的邀请,我突然想,说不定以往我对深圳没有文化的印象都是偏见,这有可能是我精神上真正扎根这个城市的契机。上个月底有一个在伦敦学习表演的朋友来深圳,约我去看一部叫《你若安好,那来得了》的话剧。看完以后,我们两个都感到十分尴尬,他为浪费了我几个小时感到抱歉,也对这样的话剧能在深圳大行其道感到失望。

为了缓解他的歉意和失望,我邀请他去参加深圳读书月的一个讲座,主讲人是剑桥社会人类学系教授艾伦·麦克法兰,题目是《现代思想的诞生与深圳的未来》。我自认为也是个思想史的研究者,对这样的话题特别感兴趣。承办这个活动的人一开始通过认识的朋友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帮忙做一下晚宴的翻译,我推说自己可能不够专业(这是真心话,不过事实证明当天讲座的翻译也没有多专业)不敢献丑,晚宴倒是可以去。朋友笑说,他们晚宴的席位正在拍卖,每位一千起拍,不过以陈兄的名气,您跟那位老师说说,我看就可以免拍了。我看到“拍卖”这个字眼,心里生起一股厌恶,说,这个人情太大,我看我是受不起。

不知道是不是被这件事影响到,那一天的讲座,我听得特别不舒服。主办方和承办者花了大量的时间自我介绍和互相吹捧,把麦克法兰晾在一边。麦克法兰可能也是被重金礼聘,不敢折主人的面子,他一直在夸耀深圳是一座“未来之城”,并重复罗列了中国和深圳经济增长的数据。讲座对深圳人的英语水平也十分照顾,不仅麦克法兰语速极慢,而且一旁还有直抒胸臆的中文翻译。如此低信息密度和高铜臭浓度的环境让我产生生理不适,坐了不到四十分钟就走了。

后来我在韦森老师的朋友圈发现,他主持了麦克法兰在复旦的一个讲座,题目是《中国、、欧洲和盎格鲁世界:关于四种文明的比较研究》,时间就在麦氏来深圳前的一周。从讲座后面的记录和访问来看,麦克法兰发挥得相当正常,也就是说,他在那个讲座上的水平,反映的毋宁是他对深圳的听众的评价。

我在深圳认识一些相当优秀的作者、诗人、艺术家和研究者,不过大家全都各玩各的,因为一聚起来做点事情就有被找的风险。其中有一个听我讲完感受,安慰我说,这样的活动本来就不是为你这样的人而办的,你去的话纯粹是自讨没趣。我说,那我这样的人在深圳可以有什么样的文化活动呢?他半正经半开玩笑说,吃自己吧。

最终让我爆发的,是蒋方舟来深圳参加的“绿景名家讲坛”。这个讲坛与其说是一个文化活动,不如说是地产商的一个大型推广活动,从踏进场地的第一步,我就从各种人模狗样的打扮中嗅到名利场的味道。我想逃之夭夭,但与我同行的那位是蒋方舟的粉丝,一定要和蒋方舟合影,听完她讲的所有内容再走。我对几个讲者没有任何意见,甚至还对纪录片导演顾桃的作品产生了兴趣。在对谈的时候,缺乏文化素养的主持人一定要拉着几位讲者往论坛的主题“稀奇的城就”上扯,于是对谈的画风是这样的:

主持人:蒋方舟,你觉得你和“稀奇”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关联?

蒋方舟:我觉得我并不算一个很“稀奇”的作者……

这个对话不仅让在场的人感到尴尬,也让我有一种强烈的受辱感。主持人尽管面容和善,但依然是一副“大家都是拿钱的,谁也别装逼”的嘴脸。她事前对三个讲者的作品和成就的了解可能仅限于百度百科,但她的任务只是凸显这个地产项目的主题,于是就肆无忌惮地给他们贴上了“稀奇的作家”、“稀奇的创业者”和“稀奇的纪录片导演”的标签。演讲和对谈中间,那个项目的负责人气势汹汹地跑上了讲台,一顿广告猛如虎,然后又志满意得地下去了。她说自己为了这个项目加班加点,别人都觉得她没有生活,但她无怨无悔,因为“这就是深圳人”,越说越激动,差点要喊出“007就是深圳人的福报”。蒋方舟和顾桃所点亮的微弱文化火苗,全被这种强势的“深圳价值”碾压了。这大概就是大部分深圳人对文化的态度:一边利用,一边又不屑一顾。

回去的路上我问那个同行的人,你那么喜欢蒋方舟,其实你看过蒋方舟的文章吗?她说没有,只是看过蒋方舟上《圆桌派》。我说,所以你觉得上《圆桌派》已经是一个作家的全部了吗?你有没有想过,她有些更深层的想法,是只会写在文章里,但不会在一个公开播放的节目里说的?我看她神情懵懂,心里产生了一点愧疚,我想我不该把对这个城市的不满迁怒于一个萍水相逢的人。

有的人对我上面的说法不以为然,他们觉得深圳重实用轻空谈,本身就是一种更高级的“文化”,中国这四十年的发展,都是建立在这种“文化”之上,深圳就是其中的典范。还有的人认为,深圳形成这样的文化氛围,是在深圳的一个个个体的自我选择汇集而成的结果,按照我信奉的自由主义,这也没什么不对的。还有的可能会对我说,你行你上啊。

如果那真的体现了个体合力的结果,如果我们真的有创造我们自己想要的文化的自由,那我也不会有什么怨言。当我在朋友圈发了对上述活动的评价,有深圳的朋友给我留言说,深有同感,希望你能打破这样的局面。我能打破这样的局面吗?且不说我有没有这个能力,以现在的时势,我能不能弄任何的公开活动都不好说,和我研究领域(伦理学、政治哲学、思想史)相关的公开活动就更加别想了。

前阵子在香港的内地生不断往深圳撤离,有人在一个群里转了深大教授向香港科研人才呼吁的帖子,里面有这样的话:“如果您正考虑换一个生活和工作环境,不妨亲自来深大看看,这里有良好的教学科研条件,创新创业的浓厚氛围,潜心学术造就大师的土壤,相信您一定能在深圳大学找到新的事业发展平台。”用一个朋友的说法,这是“深圳想抄底香港”,但不管深圳是不是想抄底香港,用深大这个牌子和价码,估计香港的科研人才是不会愿意的。至少根据我对深大的了解,“潜心学术造就大师的土壤”就是吹牛皮不打草稿。

不过这个例子侧面反映出一点:深圳一直在各个层面受惠于香港,只是随着深圳的财大气粗,它越来越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在我长大的年代,深二代听的是张学友、陈奕迅和杨千嬅的粤语歌,看的是香港人配音的动画片和TVB的连续剧,连我们对日本流行文化的了解,也是间接地通过香港。如果把周星驰、《男儿当入樽》、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我和僵尸有个约会》、《YES》和滨崎步从我十几岁的记忆里抹去,我也不知道那些文学名著撑起来的对世界的认知会不会过于生硬死板。

有人问我既然觉得深圳没有文化,为什么不到北京、南京、杭州、武汉、成都、西安这些我觉得有文化的城市去。除了气候和家人的原因,让我留在深圳最重要的考虑,就是它靠近香港。刚回深圳写博士论文的那两年,我没事就去香港听讲座,参加各种文化沙龙,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冲了我从博士生活到世俗生活的落差。然而香港的文化辐射效应,并不意味着一种单向度的香港对大陆的文化输出。我在深圳印象最深的一个文化活动是关于香港作家西西的介绍会,在旧天堂书店,主讲人是两个香港的文学编辑。另一方面,我在香港参加的不少文化活动,主办者、主持人和主讲者都有大陆人,我至少有四个在大陆读完本科的朋友现在在香港大学教书。我倾向于认为,今时今日的“香港文化”,也包含了这二十多年来香港和大陆的文化人的共同创作和努力。对于中国的文化人来说,香港不仅仅是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也是为中华文明注入自由元素的东方之珠。

深圳去年GDP超越了香港,前不久又被中央确立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现在有的深圳人巴不得香港没落,好让深圳取代香港,这真的是痴人说梦。不管中央愿意给深圳多少政策,或者愿意调动多少资源来支援深圳,深圳都不可能将香港的功能全部接管过来,要在文化教育上达到如今香港的高度,更是天方夜谭。且不说深圳大学比起香港岭南大学都差得远,中山大学在深圳的校区,也远远比不上它在珠海的校区。有人建议趁这次机会,将香港各个大学的教授重金挖出来,办一个深圳联大,亚洲第一指日可待,这真是看不起深圳的领导。难道这样的条件以前没有领导开过吗?那些世界知名的教授不来深圳,难道只是因为有那些香港的大学在截胡?深圳人不懂的是,对于那些一流的头脑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体面的收入,还有自由开放的大学文化和研究环境。这个深圳现在没有,以后就更加不会有了。

不过听说上面将香港的乱局归因于香港的通识教育出了问题,如果是这样,深圳将会更加自豪,因为它不仅经济比香港好,在文化教育方面它也是绝对安全的。

毕竟什么都不想,也就什么危险都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