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蕙芸
@tamvivian
记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文字欲:回应时代的特写新闻》作者

理大围城十多天,千人被困,先后有人逃脱、被抓、死守。机缘巧合下,我遇到一位曾经被困理大的女生,她详述自己逃生的经历,十二小时内三度逃脱失败,最后成功以游绳离开,现在回想,她深感侥幸,却遗下满腔内疚。她形容,千人被困,有千种心情,她只能叙述自己看到和感受到的事。

女生叫阿诗(化名),她在11月17日星期日傍晚进入理大,她说,数月来,她有几位相熟的示威者,成立了一个小队,经常一起行动,她入理大时,战况已激烈,装甲车被烧,水炮车没法向前,勇武示威者人数多,士气高昂,基本上所有作战点她都挤不进去,「够人」之说响彻理大校园。

她一度只在一条炸了的桥边行行企企,跟警察对骂,「很老套地,我当晚除了递火魔(汽油弹),只跟警察宣读了抗争宣言。」

她记得大家意志高昂,饭堂里遇上队友,大家还谈论当晚战迹,她形容该晚为多月「首次把水炮车击退」。的确,那天在漆咸道南十字路口,笔者目睹水炮车向人群射水射了整个晚上,示威者全身染蓝,即使水里含令皮肤焯热的化学成份,但抗争者仍以汽油弹及砖进攻,水炮车没法前进。

我问那种作战心态是怎么?阿诗想一想形容:「是愤怒,也是忟憎(受够了),觉得每一次都是我们后退,能不能有一次我们想办法进攻?是退无可退的心态。」

跟阿诗谈,你会发现抗争者和外界,出现一种资讯落差。我问,11月17日傍晚警方清楚警告,理大是暴动现场,警员有机会开实弹,记者也拍摄得警员手持自动步枪,她知道吗?

她说,17日那个晚上,大家未感受到有机会围城:「脑海里没有想过被围,因为之前每一次,我们都可以成功离开。」

她形容,整个晚上,前线以外,校园里气氛其实轻松。我也目睹外围在烧车烧桥,校园里有人还瘫软在椅子上打瞌睡。

阿诗说,整个晚上,校园里饭堂、体育馆作为的休息室,百计人席地睡觉,翌日凌晨五时许,她还在刷牙,忽然听到有人大喊:「起床啦!起床啦!打到来了!速龙冲进来了!」气氛一度紧张,她说,当时校园里还是可以,大家觉得外面设了重重路障,有大量汽油弹待命,感觉警察不会那么易进攻入来。

其实凌晨五时半,直播新闻的画面吓人,速龙已一度冲进校门,挥棍抓人,抗争者焚毁杂物,校园门口陷入一片火海,阿诗说:「那个画面我当时看不到,后来才看到」。显然,市民安坐家中接收的资讯,有可能比围城内的人更快更多。

阿诗当时一心只找路走,她跟队员商讨,凌晨六时试一试逃走,一度走到学校后面的公路边,然而其中一个中学生队员好像仍未睡醒,没有蹑手蹑脚走路,给防暴警发现了,唬吓他们,整队人后退回校舍。后来再看新闻,知道义务救护员及记者均被捕,「此时知道走不了,被重重围困。」

晨光初现,迎来了校园凝重的气氛,阿诗说,校园仍有百计人在走来走去,大家都卸下全副黑色衣物,丢弃了保护装备,好以一个普通人的装束准备离开。 「校园气氛尚算平静,但你感觉到小小紧张,大家都尽量找路走。」她们听到有提议,到平台集合,一起冲出校园。

中午前,有约六至七百人尝试从理大正门冲出去,阿诗是其中一人,她当时脸上只戴着防护力弱的N95口罩,虽然防暴警没有冲前,但向人群发射了催泪弹,众人没法向前,唯有回到校园,阿诗仍未觉得太担心:「那种心态是人够多,一起互相掩护,都是漫无目的去冲,觉得要离开,不想坐以待毙。」

第二次逃离失败,她又跟小队回去休息,偶尔小睡,或吃点干粮继续筹谋:「吃了催泪弹根本没胃口吃东西,但不吃东西又没有体力。」她认识的长辈发讯息鼓励她:「心存希望,静待时机。」阿诗坦言,她没看到有人写遗书,大家情绪不是太激动,因为当时一心一意只专心想如何找路离开。

父母家人向她发出追魂讯息,让她紧张。但同时亦有友人不断提供逃走路线。她听到有救护说,有人尝试爬渠离开,于是随大队走到理工大学平台下幽暗的车道,只见十数人不断围在揭起的渠盖讨论,有人尝试爬进去,但探过路后又爬出来,「有人说太臭,受不了,有些路是死巷,有些渠又不知道走去那里。」

直至中午时份,另一批数百人,又聚在正门,决定再冲去一次。第三次逃走,令一直比较冷静的阿诗情绪崩溃。

她回忆到:「走出正门之后,我向左转,那条公路很长,警察开始发射催泪弹,烟雾非常浓密,我第一次发现,我们设计的路障令我们逃生更困难,我只戴着一个单嘴防毒面具,一个泳镜,一边爬路障一边跑一边吃催泪烟,我发现呼吸不了,觉得想窒息,鼻水跟汗水混在一起,最后我连防具也脱下来,发现没法走了,唯有跟大家爬铁丝网回来,怎知铁丝网钩烂了我的裤子,臂部皮肤刮了一道血痕,然后再抱着树干滑下来。」

笔者后来回到理大校园,可见校园外的铁丝网上,挂着逃生者遗下的背包、运动鞋,可见众人逃走时的惊险和慌乱。

「后来有人告诉我,烟雾之中,有防暴警在我旁边伸手想抓我,幸好一个男生抓着砖头给我挡了,我才没有被抓。我一边跑,一边听到后面有人喊:『救命呀!我想走呀!』,后来我在校园抱着队员哭了,她说担心我被捕,我也崩溃了一起哭。」

阿诗说,那一刻逃脱不成功,忽然悲中从来:「真切感觉到,好像经历了一个死亡的关口,好贴身感觉到,那一刻像一个战场。我觉得好像永远斗不过那班警察,因为他们有武器,我们没有。我想到,为何政权要对我们这班年轻人赶尽杀绝呢?」

她打电话给最亲的哥哥,崩溃地哭,说很绝望,怎样也没法逃出生天,也托哥哥跟父母说对不起。哥哥当天没有上班,专心留在家里帮她,挂线前哥哥说了一句:「现在没有人可以帮你,只有你自己,你要坚强。」阿诗的家人一向支持运动,但没有她走得前,阿诗说,现在回想哥哥的话,也觉得感动。

差不多黄昏了,那个星期一,香港人很多也没有上班,走到街上抗争,说要用不同方法「救理大」,阿诗说,有一刻,在理工大学校园里,听到远远传来隐隐约约有人喊口号:「光复香港……听到也是感动的,觉得真是有人想去救自己,但还是振作起来,自己先救自己。」

哭了十分钟,阿诗与队伍又小休了一阵,替电话充电,与大家交流逃走路线。很多路线有人成功逃离了,一会儿又被警察发现封锁了,讯息混乱。阿诗从远处观察到,校园有一条天桥下是公路,有人聚集,后来更跨出栏杆站在狭窄的平台上,向下张望。天开始暗,不久见到有人从桥上沿绳索滑下公路,并有电单车接应。

「最初感觉这方法​​很不安全,这么触目,这么张扬,怎可能呢?担心是不是一个陷阱。」最奇怪的是,远处有防暴警察驻守,肉眼是看到有人游绳离开的。她半信半疑,跟队员走去查看其他逃走路线,后来还是折返,有队员决定,大家一起以游绳离开。

阿诗一生未尝过滑游绳,她说,以前也有做运动,但体能一般,看到那个相等于几层楼的高度,有点畏高,但也不能想太多,「其他人很好,说让女孩先滑下去。」她就握着绳子,「瀡」一声滑下去,她回忆道:「过程比想像中快,但当我滑下去时,臂部着地,幸好地上有杂物垫着,但附近有些玻璃碎,应该是示威者扔下去来吓怕警察的。」

每一次听到抗争者发现,自己最初设置的路障、扔下的玻璃瓶,最终让自己逃生更困难,听着的人也感到揪心。当晚警察有向游绳发射催泪弹,但阿诗说幸好不太频密,可以忍受。但由于游绳时她没有戴手套,手掌皮肤被绳子割伤了。

她说,到达公路时,她奔向附近在待命的电单车。电单车上已载着另一名刚逃脱的男孩,她是第二名乘客,她说,自己没有坐好,勉强夹着座椅被送到桥顶,又被转送到另一辆私家车上。她回忆说,整个过程迷迷茫茫,都是家长们扶着她「小心一点」,那是唯一一句从陌生人口中不断说出的话。

这些义务来接送的车子,在运动中被称为「家长车」,开车的义务司机叫「家长」:「坦白说,到今天完全想不起家长的样子,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很多人是中产,他们真是很疼锡我们,做到与我们同行。」

家长把她送到九龙闹市,司机还叮嘱:「我们很多人支持你们年轻人的,但下次真是要Be Water(更流动地抗争了)。」阿诗说,直到车子入到市区,她的心才定下来,觉得真是离开了。

笔者当晚在另一处曾目睹逃脱者被家长接走的浩大场面,家长们忧心忡忡,逃脱出来的年轻人样子迷茫,失魂落魄的,家长们把车子随时准备好,也同时要避开警车,每当有一个年轻人走出来,家长们追着站也站不稳的孩子,把他们塞进车厢,递上替换衣物,敏捷地送走,历时十来秒,一切默契和信任,尽在不言中。

离开了,阿诗内心那五味翻滚的情绪,才开始浮现。

那一晚,千计市民走上街,营救理大被困的人。阿诗也是后来才看到新闻片段,看到市民在闹市抗争,或只是聚集,就被大举拘捕,甚至立即被告上法庭,控以最高刑期十年的暴动罪。 「觉得对不起他们,为了救我们这批人牺牲太多了,现在好像觉得是,别人的十年换了我们的十年,看到各区抗争有人被捕的片段,我也忍不住流泪。 」

阿诗觉得对不起的人太多。 「看到有人逃走时被捕,打得头破血流,看到有留守的人因为低温症送去医院,觉得每一个都有可能是我,我能够逃脱,纯粹幸运。」有些留守者出来,有人恭喜他们,阿诗知道,「不能恭喜大家成功脱,因为后来很多人走不了。」

「成功走出来的人,更加有内疚感。很多走出来的人,都有这种情绪,觉得对不起被捕的人。」后来她知道,游绳这条路,后来也被堵截,也知道有开车接走抗争者的司机被捕。

阿诗说,作为被困理大的人,她不觉得被离弃,「好感动是,看到整条公路也是家长的车,很多在外面的人也不断记挂着我们,觉得大家都想救我们,只是难过大家付了这么高的代价,不值得呀。」

千人被困,对运动有一千种想法。阿诗记得,有勇武抗争者当晚反对大家撤离,觉得应该留守再反攻,但她理解大部份人都认为反攻可能性低,她倾向先逃走。对于由正门走出去被捕,阿诗说她宁可逃走时被捕:「觉得不信他们(警方),行出去也不保证安全,也是被捕,有何分别?」。

对于有少数人匿藏至今,阿诗认为匿藏者有不同想法,或者有些人逃走不了,也有人认为死守也是一种抗争,她会尊重。

阿诗坦言,即使留守校园没有起居饮食的问题,她自己最难承受,是家人压力。被困理大一天,父母给她发了十几条讯息。到她回到九龙闹市,给父亲打了一通电话,她一直以为父亲是冷静的大男人,怎之听到爸爸以非常紧张的语气问她身在那里,知道女儿安全,呼了一口大气。

「我跟爸爸谈完电话,也忍不住流了一滴泪,我从来没听过父亲那么紧张的语气,觉得对不起他。」后来才知道,父亲为她担心得一度哭了出来,吓得母亲不知怎样安慰。

小妮子至今,仍坚持说:「我虽然对不起父母,但没有后悔。」父亲还是摇头叹息,觉得女儿轻视了十年监禁的代价。阿诗说,这一次也不是没有值得检讨的地方,觉得此后抗争更要思前想后:「此后打阵地战还是要三思,出外抗争更不能掉以轻心,要好了解地理环境。」

阿诗说,理大一役代价很大,多人被捕,对运动元气大伤,但无奈是,如此巨大牺牲,又震惊了国际社会,得到外界同情。

到了今天,死里逃生,阿诗还是没法放下运动:「每次听到那一个地方『要人』,我就按捺不住,好想去帮,尤其是看到比我年轻的中学生,前仆后继付出,怎么忍心呢?」

若有机会回到理工大学,她想做什么呢? 「我想细看每一件留下的杂物,或许这些猪嘴、医疗用品对普通人是废物,但对我来说,却留下了一幕幕抗争的回忆,我也想给所有仍在留守的人一个拥抱,到时,我想我会哭起来。」阿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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