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岛事件|网络资料图片

今天,2019年12日10日,,也是台湾“美丽岛事件”40周年。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两年后,为了纪念这个重大日子,联合国把这一天定为“世界人权日”。

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世界人权宣言》也有贡献。

不仅仅是投了赞成票。

当时,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的张彭春,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两名副主席之一。

张彭春(1892-1957),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弟,教育家、戏剧活动家、导演,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1910年考取清华第二届“庚子赔款”留学生,与胡适、竺可桢等71人赴美深造,1925年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

对了,他还有一个学生,叫曹禺,写《雷雨》那位。

资料介绍,在联合国人权宣言起草过程中,张彭春将中国的儒家文化融入草案。比如,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其中,“良心”一词便是在张彭春建议下加入的,他甚至还建议起草委员会成员花上几个月时间来深入研究儒家思想。

此外,张彭春运用他的智慧,帮助解决了谈判过程中无数次的僵持局面,弥合了东西方裂缝,促成宣言最后以48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

讽刺的是,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有重要贡献的中华民国政府,却在反人权的路上越走越远,特别是败退台湾之后,蒋氏政权变本加厉地实行白色恐怖,引发岛内一拨又一拨的政治反抗浪潮,而蒋氏父子的惯用手段,除了镇压,还是镇压。

美丽岛事件|网络资料图片

继“二·二八惨案”之后,又爆发了“美丽岛事件”。

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台湾高雄,由一本叫《》杂志发起的纪念“世界人权日”民主示威活动,吸引了超过两万人参加。游行者公开喊出“争自由、争民主、争权利”的口号,要求“开放党禁、报禁”,“取消戒严令”。

国民党当局如临大敌,出动镇暴部队、镇暴车与催泪瓦斯弹对付集会人群,造成近两百人受伤。

当时,官方将事件定性为“高雄暴力事件叛乱案”。

在苏峰编著的《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回忆,“美丽岛事件”发生后:

在美的台胞请求我为这个事情表态。我经过了解情况、向国内请示后,表示: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暴力行为;要求释放被抓的群众。台胞们非常感谢我,热烈鼓掌的情景我一直都记忆犹新。

而今天的台湾,从官方到民间,对“美丽岛事件”有这么一个共识:

“没有这群叛乱犯,就没有今天的民主。”

这句话打印在一张巨型照片上。照片约两米见方,人物与真人比例1:1,它记录的,正是1980年3月18日“美丽岛大审”的历史场景,受审的七位“美丽岛事件”首要“叛乱犯”,从左到右分别是:张俊宏、黄信介、陈菊、姚嘉文、施明德、吕秀莲、林弘宣。

“没有这群叛乱犯,就没有今天的民主”这句话,位于照片最下端,在这七个“叛乱犯”的名字后面。

2013年9月10日,在台湾新北市景美看守所旧址,我站在这张巨幅照片前,低下头,看到这句话,如被电击。

位于景美看守所军事法庭旧址的巨幅照片 摄影|余少镭

照片摆放之处,正是当年对“美丽岛事件”政治犯进行大审的“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第一法庭”原址,位于景美看守所里面。这里原来叫“警备总部军法处暨看守所”,关押的都是未经审判定罪的政治犯。

将视线移到照片中的人物表情上,张俊宏、林弘宣脸上波澜不惊;黄信介面有不屑、激愤之色,陈菊愁眉苦脸,姚嘉文脸向左转,似乎故意面对左侧的摄影镜头;吕秀莲神色凝重,如果她再将脸45度上扬,拳头再紧握一点,那就简直了。

最引人注目的当数施明德,留着一字胡的他,咧嘴笑着,脸上溢满开心、幸福、甚至不乏得意。

如果不明白什么叫求仁得仁,看施明德这个被定格的表情。

网上流传的另外两张受审照片,施明德依然在笑

同样的笑容,此后在施明德的抗争生涯中不只一次绽开。对他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从这样的笑容里读懂,他为什么在坐了国民党25年牢之后,因对陈水扁执政不满、绝望,又在2006年8月12日组织发起“百万红衫军倒扁”。

既然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那我就再蹴、三蹴。

看守所的墙上,写着“检举匪谍,人人有责” 摄影|余少镭

以“叛乱罪”起诉异议人士,几乎是所有独栽政权的惯用伎俩。但通过“军事法庭”来进行审判,则是国民党的独门秘笈——军法审判完全不受法律约束,受审者往往被超期羁押,秘密审理,媒体无权采访。

可以想象,这样的审判,生杀予夺,全在掌权者一句话。

军事法庭旧址 摄影|余少镭

“美丽岛大审”是个例外。

40年前的今天,“美丽岛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遭受到来自国内外(特别是美国)的空前舆论压力。权衡再三,蒋经国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将抓来的“叛乱犯”秘密审判,在他拍板之下,审判全程向岛内外人士公开,并同意全部被告委托律师进行辩护。

台湾各大报破天荒第一次全版巨细无遗报道9天的审判过程及对话。

“终有一天,国家的囚徒会成为民主的英雄。”美丽岛大审印证了这句话。这群受审的“叛乱犯”里,有后来的民进党主席、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高雄市长等,其影响力至今仍在发酵。

军事法庭旧址内部,当年,施明德等人正是在这里受审 摄影|余少镭

同时,这场大审也成就了这些“叛乱犯”们的辩护律师,他们共有15位,在台湾的政治高压时期,可以想象,这些律师要顶着怎样的压力,才能出庭辩护。

这其中,就包括陈水扁。

陈水扁当年30岁,是小有名气、很赚钱的海商法律师,当有人找到他为“叛乱犯”辩护时,连他老师都表示反对,道理明摆着,还想不想干了。据说,陈水扁的妻子吴淑珍这么对他说:“当一位律师,如果说要自私不敢站出来替他们辩护,那么当律师还有什么用呢?”

最终,陈水扁还是参与了辩护。

所以,陈后来的黑化,真是让人那啥。

美丽岛大审的律师团,后排左三陈水扁,前排中间谢长廷|网络资料图片

有了这15位律师的参与,军事法庭成了执政者与反对者及其辩护律师公开的政治大辩论,所有的辩论内容每天都登在报纸上,也对台湾民众进行了民主启蒙。

大审最终仍然判决这些“叛乱犯”有罪,判刑最重的是施明德,无期徒刑(本来是死刑),黄信介有期徒刑十四年,吕秀莲、陈菊等人有期徒刑十二年(后黄信介改判十年,其余六人为八年)。

当年的判决书原件 摄影|余少镭

经此一役,蒋经国也看到民主大势之不可逆,逐渐开放党禁、报禁,并在7年后,即1987年7月15日,正式颁布“台湾地区解严令”,结束了世界上最长的戒严时期,台湾民主转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这才有了“没有这群叛乱犯,就没有今天的民主”这沉甸甸的15个字。

在押”犯人“放风的地方|摄影 余少镭

现在,景美看守所有一个新名字:景美人权文化园区。

园区僻居闹市一隅,从外往里望,就是一些很普通的建筑,一点也不“景美”。走进去,绿树婆娑,阳光穿过树叶,斑斑驳驳,给人恍若隔世的感觉。

园区由三大部分构成,除军事法庭外,还有“仁爱楼”及“汪希苓软禁区”(囚禁过因“江南案”而被羁押的军情局局长汪希苓)。

志工在向游客介绍看守所历史,这道门,将监所和审讯室分开 摄影|余少镭

仁爱楼名字动听,其实是最恐怖之所在,它所担负的,主要是羁押及代监执行任务,除牢房外,还有医务室、接见室、餐厅及各类工厂。

据讲解的志工介绍,在景美看守所存在的近三十年时间里,最传奇同时也最惊心动魄的故事,便发生在医务室里。

志工在讲解医务室里惊心动魄的故事 摄影|余少镭

景美看守所在押犯最高峰时超过1500人,通常情况下也会关着三四百位受难者,除“美丽岛事件”受难者外,著名作家如柏杨、李敖、陈映真等也曾在这里关过。但是,国民党政府当时对国际社会是不承认台湾有政治犯的。

没有证据,“别有用心的境外势力”便无法向受难的政治犯施以援手。

真相的突破口,在医务室一个犯人医生陈中统身上。陈中统才结婚一个多星期就被捕,判刑15年。他是专业医生,看守所长官常指派他外出给眷属看病,他就利用这些机会,多次偷偷溜回家跟太太过生活。

因此,服刑期间,陈中统的太太给他生了两个小孩。

这简直就是台版《肖申克的救赎》。

医务室墙上的图片介绍,左上西装者就是陈中统 摄影|余少镭

此事后来被李敖写进了关于景美看守所的回忆文里,李敖用他一惯老不正经的笔调戏称,“陈中统的精子会飞越监狱高墙”。

但陈中统不仅会让精子飞,还会让真相飞。

为了让外界知道台湾政治犯的真实情况,他一方面从病历中整理名单,另一方面趁着给政治犯体检之机,收集每个受难者的资料,在另一难友蔡财源帮助下,将名单偷偷带出,寄往海外,并辗转交到国际特赦组织手中。

台湾政治犯名单在国际社会曝光,使得国际特赦师出有名,频频向台湾施压,让蒋政权大为被动,疯狂报复,刑讯逼供蔡财源等,但同时,对政治犯的大面积迫害也有所收敛。

吕秀莲、柏杨、施明德、陈菊等人,都曾被国际特赦援救过。

监房内部,墙上暗红色的是塑胶材质,防止犯人撞墙自杀 摄影|余少镭

在幸存者的记忆里,景美依然是不堪回首的过去。不少的幸存者,在每一个失眠的深夜,总能听到镣铐拖地的瘆人声音——那是有难友被押去受刑或枪毙。

不堪回首不等于刻意回避,这些幸存者会利用空闲时间回到这里当志工(义工),向游客讲述当年难友们如何为了争民主自由而饱受非人折磨。

除了举办主题活动外,平时这里游客不多。志工说,随着台湾自由行的逐步开放,大陆游客也越来越多。他们很多都带着了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浓厚兴趣而来,其中也不乏有猎奇心理者,来这里亲身体验带镣铐、钻狗洞、在有人监听的情况下与“探监者”通话等。

小游客们在模拟当年的“面会”(即犯人跟家属见面)摄影|余少镭

如果我是园区的管理者,我会在墙上刷一句话:无形的镣铐,比实物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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