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也许人们会意识到,2019年其实很不寻常。

这一年发生的很多事情,不是关于得失,而是关于是非;很多可以意会,很少可以言传。许多人的面目不由自主地暴露,许多人不知不觉地开始放弃容忍与伪装。群体在崩裂,因利益或经历而绑定的个体之间开始刮目相视。温情脉脉的水面之下,暗流涌动;水面之上,瘴气腾腾。

回想这一年里,我自己退出了所有的班级群、系友群、校友群以及若干诸如此类的圈子。在某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在隐隐约约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和进行曲中,我删掉了通讯录里将近一半的 “朋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热泪盈眶。

这一年里,我好像渐渐失去了口头表达的能力。公众号被封以后,一直难以再度寻回写作的冲动。但我不会沉默,并非要去影响什么人,只是不想掩饰。讲人话、讲真话,至少能让自己看得起自己,大不了在未来的岁月里,把所有过去认识的人再得罪干净。

这实在不足为惧,萨特说,人,本来就是一堆无用的热情。

天地之间,我们终将渐行渐远,我们终将各奔东西。

1 眼前的问题与背后的主义

小冬是我三十多年的朋友。当年,他从北大毕业,我从人大毕业,我们同时加入了一个政策研究所。两年之后,他去丹麦,我去英国,有一段时间他来伦敦读书,我们曾经住在同一个公寓。九十年代后期,我们差不多同一年回国,后来又都定居在上海。人生中,有这么多共同经历的好朋友,实在不多。

我们的研究所只存在了五年,到今年,已经解散三十年。但我们每年的聚会都是大家一年当中最为期待的日子。就我自己来说,所有的同学群、同事群都可以退掉,但研究所这个群体,是我人生中唯一值得怀念的“集体”。对小冬来说,应该也是如此。

过去的一年中,我和小冬之间,以及在群里和其他的老朋友,都有很多交流。在戏谑和插科打诨之间,我们的聊天坦诚而激烈。争论的无非是川普、华为、香港这些更年期人群热点话题,而在每件事上,我和小冬都有很大的分歧。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意识到,所有的问题背后,其实都是主义。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可能来自于渐行渐远的立场,这个发现,细思恐极。

罗素说,我不会为任何信仰而献身,因为我的信仰可能是错的。如今,我们不至于再为主义去杀人,但我们随时都可能因主义而翻脸。

小冬和我,都在西方生活了很多年。回国以后,也都一直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我们都知道,在西方,朋友、同事之间是不怎么争论政治上的事情的,政见不同,很多时候并不影响私人友谊及对彼此的尊重。

而这种温文尔雅和相互容忍,来自对同一种精神内核与价值的认可,它并不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争论中。在这块土地上,分割人们的,不是医保、不是税率、不是移民政策、不是脱不脱欧。我们看到的撕裂,源自人们是否认可一些基本的公理,这些公理的两面,曾经腥风血雨;我们目睹的隔阂,来自于人们将什么看作邪恶,这条界线的两岸,永远剑拔弩张。

这个话题,你我都明白,我没法延伸,没法详细。

研究所短暂的共同经历,对我们大家都意味着很多。这么多年之后,当本来应该淡然,好友之间却面临比当年各谋出路更为彻底的情感解散,这令人总有些不甘。小冬和我,都在努力,试图找到我们的共同点,甚至期望或许也可以和而不同,可以温文尔雅。

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多少年来,中国人的聚散都是不由自主的,我们在命运的大江大河里,如细沙般被夹裹着抛向不同的方向。今天,我们可以在无温饱之虞、无性命之忧的境况下做出选择,而我们的选择将决定我们最终成为何人。

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可以选择各奔东西。

2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老家在河北沧州属下的一个县级市,每年总有几次我要回到那里去看望母亲。

这里和华北平原上几乎所有的小城市一样,没有任何特色。马路很宽,交通依然是越来越拥堵。马路中间是看不到尽头的栅栏,而两边则是各种丑陋的贴着各种颜色巨大汉字招牌的店铺。

夏天,每当夜幕降临,满街都是烧烤和汽锅鸡。人们聚在一起,喝酒吃肉,高谈阔论。县级城市仍然是人情社会,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要努力向外伸展,建立自己的圈子。旧的传统在消失,但新的惯例也在形成。从平房搬到住宅小区的街坊们依然会串门聚餐,嘲笑大城市邻里之间的冷漠和疏远。通讯发达了,人们要应对更多的婚丧嫁娶,随份子花费每年都在提高。但这些事件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 它是交易平台,是互助机制,它维系着人缘连绵不断,它甚至也是社会地位和人生成败的秀场。

我没有和人交谈,但看得出,人们对他们眼前的生活更为知足,他们没有抱怨,每个人都应该有比我睡得更香更甜。

我喜欢这里的凌乱和这里浓郁的烟火气,对我家乡人们的幸福没有丝毫的嫉妒或恶意,我祝愿他们富足安康 – 他们早就应该过上好日子,他们完全应该过上更好的日子。我在这里看到的,是真真切切的主流,是大多数。未来是属于主流的,在这主流的幸福面前,我常怀疑我愤怒的正义性,甚至感觉我内心的反抗既边缘又矫情。

这个主流会愤怒,而他们的愤怒的对象,可能恰恰就是我所看重的那些东西。如果他们知道我内心在想什么,我就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同仇敌忾的敌人。面对这个曾受尽苦难而如今志得意满的绝大多数,相对于这实实在在的千家万户的满足,我的那些所谓价值、信仰和选择,我所有的愤世嫉俗或玩世不恭,其实都只属于我自己,只对我个人有意义,它没有任何高贵性。我没有为他们的幸福做些许的贡献,我自以为的所有真诚只会增加人们的不快甚至反感。所以,我是不是应该沉默?是不是应该低头?是不是应该牺牲?是不是应该屈身于无形的枷锁?

可是,我早已做出了选择,我早已走上了不归之途。这种选择可能意味着痛苦,但有痛感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人类亘古以来,都在问这些问题。即便在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每一个英雄出场,也都要宣告自己来自哪里,是谁的儿子。对于作为现世乐观主义者的中国人来说,寻根问祖则具有功利和感恩的双重涵义。每年春节回老家,我都要和家乡的人们一起去上坟祭祖。几十年里,也曾无数次被人问到是哪里人。
身处小城的万千灯火和人声鼎沸之中,在距离先祖最近的地方,在依照传统我作为一片落叶要最终回归的故土,我如今深切地感到,我只是一个人,一个陌生人,“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
但更愿意相信,和这里所有的人,也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我们都是来自一个共同的遥远的地方。人类从同一个地方启程之后,千万年里,一直在上路、在逃离、在告别、在抛弃、在成为新的人。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我们流浪,流浪远方。
我们将终结于同一个地方,但在终结之前,故人也罢,故乡也罢,故国也罢,都早已被证明:不是羁绊。
血与土,Blood and Soil。我的眼睛将不再看着你,我的怀念将永远是记忆。血浓于水,血也浊于水。面对狂欢与感动,我悲喜交加。举目望去,许多就此别过,无数各奔东西。

3 大路上,那些昔日的弟兄

四十年前的秋天,来自贵州的34岁的朱正琳作为特招大龄学生,开始到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入学不久,他认识了中文系七九级三个不满20岁的本科生,赵仕仁、骆一禾、何拓宇。这几个自称“三剑客”的年轻人与“背着空口袋走过沼泽地”(一禾语)的朱正琳一拍即合,很快便进入了那个年代特有的精英式宏大叙事般思想交锋模式。

后来成为我好友的何拓宇曾如此描述他们三个人:仕仁是中国的脑,立志要改变世界;一禾是中国的心,要用文学的温情去感染世人;而他自己则是中国的胃,吞下大好山河。

他们不是剑客。他们更像是自比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三人,代表着理性、精神和肉欲。

对年青的他们来说,时代骄子们的梦想,总是要以国家为计量单位。他们期待走在大路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他们崇拜的亦师亦友的朱正琳已经属于过去了的一代,是要为他们行走的大路做铺路石的。

但命运开了一个冷酷的玩笑。1985年,赵仕仁在怀柔水库溺亡;几年之后某个春夏之交,诗人骆一禾在为他的好朋友海子料理完后事之后,因脑溢血倒在了人声鼎沸的广场,从此再没有醒来。2007年,我的朋友何拓宇迎着朝阳,从他19楼住所的阳台上纵身跳下。

拓宇离开后,朱正琳在纪念文章里,引用了一段诗句:不言不语,不声不响,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大路上走来了我年轻的弟兄。

2019年,朱正琳也因病离世,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我读过他平和的文字,拓宇当年也曾无数次跟我讲起他的睿智与博学。我不知道,他最终会如何回望那条大路。他那些过早离去的才华横溢的弟兄们,可曾错过了什么风景?

中国的路,历来最为宽广,但也总是最拥堵、最熙熙攘攘。而有一天,你会发现,人们向往的金光大道,无非都是战场,都是屠宰场,不管你何等小心,只要行在其中,便忘却归途,不知何时,人仰马翻。

我们都曾经向往走在大路上,但走来走去,竟发现我们其实只是兜兜转转,在牢笼里绕圈子。我惧怕这样的路。
一禾二十岁的时候,曾热情地写道:朋友,你若想走入世界,就必须改造世界。而在他骤然离世的前一年,二十七岁的诗人写道:一条天路上,走着我自己。
天才如一禾,在这七年里,究竟看到了什么?想来无尽唏嘘。
我知道,在今天人们的眼里,朱正琳和他的“三剑客“弟兄们,不仅是上一代的人,而且是与今天的世界毫不关联的人。但我仍愿不时去想起他们,不是怀念,不是惋惜,而是重新去抚摸我少年偶像的热忱、梦想与希望,再凝视那条曾令人向往、红尘滚滚的大路。
或许已经是时候了,义无反顾地落荒而逃,各奔东西。

4 地上本来是没有路的

鲁迅曾经说过:希望本来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不愿将他自已体验的苦的寂寞,传染给也如他那年轻时候一样正做着好梦的青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没有看到希望。他只是不愿意抹杀希望,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他不能以他确信的必无,来说服别人希冀的必有。于是他“仍免不了要呐喊几声,聊以慰籍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甚至他不惜妥协,用 “曲笔“在《药》里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

为了要呐喊,鲁迅不得不放弃一些真实,由此他自嘲他的小说与艺术的距离,因为艺术必须是真实的。鲁迅是最清醒的人。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再祈求走那地上的路?它岂不是太宽广、太冷漠、也太拥堵?阳光下过于丑陋,灯火中也过于绚烂。我们何不走进黑夜,走在茫茫无边的原野之上,任春风陶醉,任寒风凄厉,只要天上星辰不变,便可任由自己辗转往返?

走过荆棘,遍体鳞伤,当黎明带着玫瑰色的手指呈现,能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这并不重要,我没有抱着希望上路,没有期待。霞光万道之中,不再蔽体的破衣烂衫已是这行进的缎带,身上的粘了血的泥土是这夜奔的勋章。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将拥有我伸手可触、目光所及的一切,我的脚下即是我的领地,我是我自己的国王!还有比这更好的回报与奖赏吗?

我确信还有无数陌生的人,会不惧走入这深夜的旷野,揽风而行。正如加缪所言,不需要有人在前面,我们不要被引领;不需要有人走在后面,我们不要被追随。我们甚至不需要并肩同行,真实而不羁的灵魂可以拥抱,也可以遥望。

你不要傲慢地以为可以去改变这个世界,你不要去当那个自作多情的带路人。你只需要鼓起勇气,星夜兼程,无惧各奔东西。

2019.12.21